其二,各级衙门幕官权力受到长官的侵夺,时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法发挥佐治的职能。长官下属幕官,其职掌有类于幕宾,故在明代将幕官同样称为“幕宾”。如布政司中幕职都事,其职掌是“以代书记之劳”;府一级衙门中的幕职经历、知事,属于“古莲幕之职”,相当于“古参军、掌记之流”,其职掌是“参军之事也”;军事单位卫下属的幕官经历,属于“古掌书记之任”,其职掌是“赞军政、辅戎机,治籍幕下,以文事佐诸武臣”。明代各级衙门所设幕官,显然出现了两大变化,进而导致幕官陷入尴尬的境地,甚至形同虚设。这两大变化分别为:
一是幕职从地方长官自辟,进而变为朝廷铨选。如按照明代的制度,布政司下的都事一职,布政使无权自辟,故“废置悉诏于朝”;卫下属的经历,在明代也是“以资选”。鉴于此,明代有官员提出自选掾吏的设想,建议“州、县以上,皆得自选所部之贤而能者以佐其理”,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并未得到朝廷重视而付诸实施。二是自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幕官权力逐渐受到削弱,无法真正发挥佐治的功能。地方府、州、县衙门中,其长官与佐贰、幕官之间的关系,自宋代已有所改变,即长官逐渐剥夺了佐杂官处理地方司法事务的权力,并将司法权完全揽入自己手中。明清两代,朝廷三令五申,下令佐杂官“不准擅受”词讼,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方长官不能自辟幕官,或者逐渐削弱幕官的权力,其弊端相当明显。长官不能自辟幕官,无所别择,结果造成“幽栖僻处之贤,多不得自致于宾客之选,而为之使者,亦无所借以托心膂焉”。权力受到削弱,则导致铨选而来的幕官,“类若凂焉而不屑为,则其才德之浅薄,不足以举其职故耳”,有些幕官甚至“不乐于职”。这就使幕官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正如明人王士骕云:“幕僚之体最琐,而其寄最轻,其居最不易。”换言之,幕官很难有所成就,即使有些幕官想有所自立,成就一番事业,也会导致“上且笑之,下且诽之,而不吾信”。明人蔡清直言:“天下之官,惟作县最难,而典县幕者为尤难。作县而得上官之奖励者固难,至于县幕而得奖励者为尤难。”可谓一语中的。
其三,权在胥吏。官设幕官一旦失去佐治检吏的功能,结果必然形成一种权在胥吏的局面。揆诸宋、元、明以降的政治史,虽号称“官治”,实则不过是“吏治”而已。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治国人才的选拔,出现了很大的转变,即从“吏与士同途”,转而变为“儒吏分为两途”。吏与士同途,“吏习于民事,故循绩易奏”,“人不耻为吏”。如汉代之于定国、丙吉、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均为以吏入仕,成为汉代名臣。科举兴起,儒吏分为两途:科举凭借文采声华取士,以致士人“不习民事”;吏习于民事,却“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其结果,则是“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甚至有些胥吏甘心于顽钝无耻,唯日以舞文黩货为事。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养孙;官须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这更使胥吏得以把持地方政治,作奸犯科,为所欲为。事实确乎如此。如明代四川的吏典,自洪武以来,“多不给由,在乡起灭词讼,把持官府,良民受害”。科举出身的官员,因为对地方政务并未谙练,只得“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
其四,读书仕进之途受堵,缺乏出路,只得靠入幕维持生计。明清科举取士,举人、进士均有定额,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中,能中举人、进士而得以出仕者终究是少数幸运儿,其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往往止步于生员这一科名身份。
明清两代庞大的生员群体,其谋生之路,大抵不出处馆、入幕、从医、做讼师,尤以处馆、入幕居多。就明清两代入幕人员的身份而言,其中流品,相当错杂。正如清人万维翰所云:
幕中流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铁砚难磨,青毡冷淡,变业谋生;又有胥抄谙练,借栖一枝;更有学剑不成,铅刀小试。其中优劣不一。力能赞襄识者,未尝不加敬礼。乃有委蛇进退,碌碌无所短长者,滥厕吹竽,于是莲幕客侪于佣伍矣。
试就明清入幕人员的身份来源而言,确乎如万维翰所言,堪称流品错杂:或由举人入幕,如周敏成,字政甫,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乡试举人,崇祯四年(1631)以后,给辽东巡抚方一藻上书,被征辟为“赞画辽东军事”;或由教书先生入幕,如周鼎,有时以教授为业,有时以卖文为生,正统末年,成为金濂的“幕下士”;[2]或由卜士入幕,宁波府鄞县布衣胡弘,尽得《易》理之秘,景泰初年,都御史张楷征讨“闽寇”,将胡弘“延之军中,所言奇中,卒赖成功”;或由画家入幕,如画家陈惟允,“为潘左丞客”。甚至还有女性成为幕宾,如明末南京珠市之妓郝文姝,史称其人谈吐慷慨风生,下笔亦可成琬琰,后成为宁远大将李如松之媵妾。辽东战事时,郝文姝承担掌记之职,称为“内记室”,凡所有奏牍,均由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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