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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护卫重赀:标兵与镖局的起源

在清代,商人外出经商,或者官员致仕回乡,鉴于旅途缺乏安全,通常会花费重金雇请“勇士”作为自己的护卫。如清嘉庆末年,四川、陕西之“寇”,湖广之苗民,尽管先后得以平定,然绿林豪客纠集逋匿之人,躲入山泽林箐,探丸鸣镝,阻截要隘,所在多有。当时鸦片贸易开始兴盛,其贸易的中枢在广州。鸦片从广州贩往各地,主要有两条私贩路线:一是由广州往北,取道大庾岭,出钞关,下赣水,再进入三吴;二是泛舟湘江、漓江,道经衡州、永州,西通滇、黔、巴、蜀。沿途所遇强盗甚多,鸦片商人就用重金雇请“勇士为卫”。即使如此,其货尚时时为强盗所劫。当时有一位湖南人杨老光,以精于技击著称,由他押护之货,“盗犯者辄创之,终不稍失”。到了晚年,杨老光不再护镖,而是至陈氏家族做“技师”,亦即武术教师,教授陈氏子弟。由此可见,这些精于技击的勇士,所从事的职业则大多是为人护镖。勇士董金瓯,则是另外一个典型个案。据称,董氏为湖州人,曾经替人随身携带千两银子至京。当路过山东开成庙时,有一位盗贼尾随而行,将伺机劫取。经过打斗,盗贼不是董氏的对手。经过询问,此盗之父“亦为人保镖”,足证保镖与盗贼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量精于技击的勇士的存在,为镖局、镖行提供了足够的镖师。如楚二胡子,为无锡北乡人,曾随江南一位镖客学习武艺。三年之后,武艺大成,就时常为客商“保卫辎重,往来齐、楚、燕、赵间”。又淮人李善,原本为农家子弟,年少多力。因曾经跟随一位僧人学习拳术,故更名为李武。当时江淮一带多盗,经商之人就邀请李武与他们一同前行,群盗无不屏息。从此以后,李武就以“护商为业,十余年未尝有所挫”。还有一位易三,湖南沅陵人。史称其少时学剑,恣游于武昌、汉口之间,“为巨商卫藏”。在这些镖师、镖客中,甚至不乏女流之辈,镖行中颇不乏女镖师。如光绪初年,张家口有一位叫邓魁的镖师,能传承其始祖鸣谦之业,擅长剑术、枪法。邓魁有一女儿叫剑娥,年方14岁,因其父在护镖时被贼杀死,就矢志不嫁,继承其父护镖之业。剑娥武艺精湛,能立在马上,“击空中雕鹗,枪无虚发,皆贯其目,他无伤也”。一日,剑娥忽然禀告其母道:“火器盛行,武技渐绌矣。盗之器械皆视我为精,今惟以情谊名誉羁之耳。父果以何而殒命乎?生活之资今已粗具,不如改业之为愈也。”经母亲允诺,自此以后,就在奉天西关外置买田产,“闭门以居”。

专门用于护卫的行当,后世称为“镖行”“镖局”。就其起源而言,实当作“标行”“标局”。根据清人酉阳所著《女侠盗传》,可知在山东临清一直往天津杨柳青一带,响马出入。按照“北道”风俗,“妓寮多逐尖站”,每当客人至,唱小曲数出,以获取客人所给数百津钱。这些妓女中间,颇有一些人与响马勾结。此外,在天津杨柳青,设有“标局”,显然属于护送客人的专门保镖组织。至于成为“标局”的缘由,大抵还是以悬挂之旗作为自己的标帜。这种标帜,又可分为两类。一为镖行自己的标帜,借助自己的名头,震慑沿途的劫盗。正如前引史料所言,明末以来山东临清一带标兵为商贾护卫时,就在车前竖立“红标”作为自己的标帜。入清以后,保镖走镖之时,通常悬挂自己镖行之旗作为标帜,绿林豪客见此,即使垂涎货物,亦“勿与校”。二为这些镖行,为了行道的安全,通常也会与响马劫盗保持联系。若是获得响马领袖的信物即“三角小旗”,将此悬挂于镖车之前作为标帜,那么在路上再也不会受到响马的骚扰。

鉴于上述,大致可以总结如下。无论是保镖,还是镖局,原本应作“保标”“标局”。究其原因,正如卫聚贤所言,车上或驼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标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就知道此为某人“保标”,且其人武艺高强,不可侵犯。可见,所重在于“旗标”,故称“标局”。至于镖局,则属后起之称,所重在于镖客所用兵器。至于其中的缘由,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已是一语道破:“镖是一种类似以前梭镖的武器,派出携带这种武器的镖师,守护行者,负责他们的安全,镖局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二)镖局之兴盛与走镖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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