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惯例,明代巡抚标下,既设有“中军”,又设有“旗鼓”“抚夷”等官。巡抚标下中军,有时由参将、游击出任,有时由副总兵出任,有时甚至带五军都督府之衔。总体而言,“初以卫官摄之,事权綦重,攸关不细,类求老将咨部题升,阶级递崇焉”。当然,很多巡抚标下,中军仅为守备之职。如应天巡抚标营,“新设守备一员”;又应天巡抚中军,新设旗鼓守备一员。
巡抚标下中军营,有时又可称为“标营”。以明代凤阳巡抚为例,其中的标营,就是巡抚的中军营。按照明代原先的制度,以凤阳巡抚兼理总督漕运,驻扎于淮安府,而中军大营,则以都司统领。万历二十六年,将漕运并于河道总督职责内,另外在泰州分设巡抚,而中军营仍留于淮安,因此重新在泰州设立标营,称之为“内中军”,“择废闲将领统其众”。而有些总兵标下,又设有“坐营中军”一职。如昌平镇,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巡抚建议在总兵标下,设坐营中军官一员,“以都指挥体统行事”。
此外,如分巡道、兵备道标下,亦有设立中军守备之例。如苏松道标下新设中军守备一员;常镇道标下新设中军守备一员。又如崇祯年间,山西巡东道标下,设有加衔守备一员,辖官兵91名。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杨嗣昌曾说及湖南常德巡道标下设有中军官,统率新募兵600名,由一守备统领,显属巡道标下的中军官,其目的在于“上有禀承,下无违抗”。当然,正如瞿式耜所言,兵备道标下设立中军官,原本不过是“武流疏通之计”,但一旦中军官变成“钦依”之官,薪红等费,“自不能不与额设守备一体支领”,有时甚至较额设守备为优。
3.标兵与旗牌
何谓旗牌?正如明人吕坤所言:“今督抚总兵,朝廷授以旗牌,俾之开府建牙,违节制、犯军令者,得以擅杀。故旗牌所在,即是天威所在。”由此可见,所谓旗牌,就是钦降之令旗、令牌,亦即“令”字旗、牌,有此即可便宜行事,它所代表的是“天威”,亦即皇帝的权威。无论是总督、巡抚,还是总兵官,无不通过钦降之旗牌,节制所属部下官军,进而掌握生杀大权。
然考明代制度的变迁,当巡抚初设之时,原本尚无自己统率之标兵,所以朝廷并未颁发旗牌给巡抚。因此,巡抚只有纠察将领勇怯之权,却无法决断将领战阵胜负的功罪。其后,随着边疆多事,总兵官所辖之正兵,分布在各自的信地,远离巡抚驻扎之地,一有缓急,不能会行,且调遣不时,于是各巡抚标下分设自己统率之标兵,多者千余名,少亦五六百名。每当蒙古部落侵犯,这些巡抚标下的标兵无不冲锋克战,颇建奇功。然巡抚标下标兵,自设立后尚无专官加以统率,只得任用闲住将官,暂时代行中军官之职。按照明代制度,副将、参将、游击、协守等官,各有钦赐旗牌,可以对所属军伍实施军法。相比之下,巡抚标下中军所率标兵,或临阵退宿,或平时骄悍,巡抚因无钦赐旗牌,无权加以严刑责究,反而威令难以施于官军。
另外,就地方总督、巡抚关系而言,尽管地方官兵尽受总督节制,然巡抚同样需要具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以总督为例,原先称为“总制”,所以有“制府”之名,后陆续改称总督。明代设立的总督,按照时间的先后,分别有两广总督、三边总督、宣大总督、蓟辽总督、浙福总督。这些总督开府一方,当幕府启闭之时,分列“金钲”“旗牌”“铙歌”“鼓吹”,既代表一种礼仪,又是威权的象征。以巡抚开府地方为例,有些持有朝廷特给的旗牌,而有些却并无钦赐旗牌。如浙福总督辖下,其中福建巡抚就特给旗牌;两广总督辖下,广西巡抚亦特给旗牌;开府于江西赣州的南赣巡抚,朝廷亦赐给旗牌、鼓吹。除此之外,诸如蓟州、辽东、保定等巡抚,却均未有旗牌。
综上所述,所谓旗牌,一般由总督、巡抚、总兵标下中军官所掌管,它代表的是朝廷赐予的特殊权力。地方大员,一旦握有旗牌,既可节制麾下标兵,又可对所属官军便宜行事。
明代雇佣私人保镖,尽管不乏其例,然职业“标客”的出现,显然与“标兵”颇有渊源。换言之,唯有仔细考察从“标兵”到“标客”的演变历程,才能厘清保镖的真正起源。
(一)明代之私人保镖
揆诸明代的史实,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的富豪之家,无不有雇佣私人保镖之例。就官府而言,如巡抚上任之时,均有“随任家丁”。这些家丁,除应付日常繁琐事务之外,尚有护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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