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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护卫重赀:标兵与镖局的起源

明代出现的“打手”“杀手”之名,同样与私人保镖有一定的渊源。打手始自成化初年。据史料记载,当时巡抚佥都御史韩雍暂时雇佣一些“敢勇”,借此征讨“寇盗”,事平罢之,不为定例。正德中叶,苍梧总督府原本由镇夷营中军士镇守梧州城,后因人建议,将广东卫所余丁老幼,每户征取一人,号称“精兵”,取代原先的镇守军士。至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张嵿会同三司议定,改用轮班精兵的月粮,另外雇佣“精壮打手”,以备战守之事。其后每遇征战,改行广州等府别行雇募,编立千长、甲总加以统领,而守城仍用镇夷营中军士,自此成为常规。此外,又下令南雄府始兴等县,雇募所谓“杀手”,送到梧州总督府坐营听用。这些杀手往往因为难以领到工食银,转而流为盗贼。再往后,又下令地方府县雇募“打手”。于是,这些打手也就成为地方衙门官员的保镖。

至于地方上的富豪之家,则多喜雇佣一些“拳勇”之人,成为自己的私人保镖。如史载有一位富室,为了防盗,出钱招募“拳勇”数人,“备旦暮之警”,而且使之教富室子弟习技较力。这些拳勇之人借机进言主人道:“衣冠客何济缓急?不若以金钱结市里有膂力者为心腹。”主人听从其言,于是让其子弟“引无赖少年与友”。可见,无论是“拳勇”之人,还是“无赖少年”,大抵已经成为富豪之家的私人保镖。

(二)从“标兵”到“标客”

尽管明代官私双方,无不有雇用保镖之例,然从“标兵”到“标客”的演变历程,应该说是考察保镖起源的关键。换言之,明代的标兵,理应是职业保镖的真正源头。何以言此?不妨引用明末清初人魏禧之说加以说明:

临清北路一带有标兵,善骑射,用骏马小箭,箭曰“鸡眼”,马曰“游龙”,往来飞驰,分毫命中。巨商大贾常募捐款以护重赀,彼与俱则竖红标,故曰“标兵”,贼不敢伺。有时为逆,即是“响马”,劫掠孔道,以鸣镝为号,闻鸣镝则响马至矣。矢不从后发,每逾人之前行,回镞反向,行路者须弃物走,不则致命。亦有善射者,辄下马步趋傍马之侧,张弓向贼,引而不发。彼见之,知为能手,亦不敢动。响马与标兵,皆劲兵也。

这是一则相当重要的历史记录,大抵已经道出标兵与保镖、镖局之间的关系。细绎文义,可以概括成以下六点。一为盛产标兵之地,则以山东临清居多,此显与山东、北直隶一带响马盛行有关。二为标兵所用装备兵器:装备有骏马,号称“游龙”;兵器有小箭,号称“鸡眼”。此类小箭,史文无明说,稍作推定,大概为袖箭、袖镖一类。三为标兵护镖之责,即巨商大贾通过募集款项,雇请标兵,“以护重赀”。四为标兵称谓的缘由,即标兵护镖时,通常竖立“红标”,作为自己的标识,这大概已经类似于后世镖局镖车上竖立镖局旗号标帜。五为标兵与响马之互动,标兵有时亦“为逆”,成为响马,如此因缘又为他们护镖积累了很好的人脉资源。六为响马劫道套路,即响马拦路抢劫时,一般“鸣镝为号”,此即所谓响箭。且此箭射向商旅之前,而后“回镞反向”,以示警告。

上述史料所言临清北路一带的标兵,是否就是明代中期以后军伍中广泛出现的标兵,当然不能遽下论断。然揆诸史料记载,明代军伍中的标兵,大多负有护送银两与护饷的职责。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陕西、宣府、大同诸边镇,大多用来抗御北方蒙古部落,其中调发兵马之时,所需粮草,一般事先在沿途城堡积贮,以便支给行军之伍。当军兵临阵对敌时,军兵自带“棋炒”“肉丸”一类的干粮。其后因军事行动频繁,边镇粮饷渐趋不支,只好由中央户部单独拨付饷银。中央拨付给边镇的饷银,理当由专门的军兵加以护送。为此,兵部就选择标兵,“专一护送粮饷”。早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设立参将或佐击将军之类,率领“护饷官军”,“专在京城内外听用”。在运输官方饷银的过程中,为了保证路途的安全,需要有专门的“护从”人员加以保护,这在明代的史料记载中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时槐奉南京兵部尚书之命,领运南京兵部银两35万两,前往北京。至山东济宁后,弃舟登陆,“乃雇骡车,载银鞘,从陆行旷野无人之路,护从者皆有戒心,幸无虞”,云云。可见,在领运官方银两时,通常亦有专人“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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