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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招徕乡人:会馆的起源及其功能演变

仔细分析这段记载,同样可以证明会馆为以下两类人员提供了寓居的方便:一类是仕宦官员,包括“投牒选部,需次待除”的官员,亦即“彩缨”之士;另一类是科举士子,包括参加乡试、会试的士人,亦即“纡组”之士。清初人施闰章在论及京城宣城会馆时,除“以会邑之游宦往来者也”之外,也明确说自己至京城参加博学鸿儒考试,先是僦屋寓居,后入寓会馆。他记道:“刻下寓舍湫隘,暑热难居。欲另僦屋,又甚费,欲暂移入会馆,再看光景。”云云。可见,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的士人,同样可以寓居会馆之中。至于清初人汪琬所记,认为会馆的寓居人员,除“贵自仕宦”之外,而且“下讫商旅”,并“寓敦睦救恤诸遗法于其中”,更是将会馆与同乡商人联系在一起。

四是“同善会馆”与会馆之关系。早在明代末年,作为慈善组织的“同善会”,也开始设有公所,并称之为“会馆”。如嘉兴府嘉善县的“同善会馆”,即崇祯十四年(1641)由陈龙正设立,以思贤书院旧址改建而成。

入清以后,同善会馆继续存在。如在娄县枫泾镇,就设有同善会馆。此馆设在镇南均安桥北,于乾隆二十年(1755)由全镇士民公建,共计有房屋20余楹。咸丰十年(1860),毁于火。外有市房六楹,在米筛桥北,改为“公所”。

当然,同乡组织立有会馆、公所,究竟始于何时,显然存在争议。明人沈德符论会馆云:“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此虽道出会馆之功能,但尚未点出其出现的时间。按照较为常见的文献,一般认为同乡会馆始于嘉靖、隆庆年间,更为确切的记载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如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即有以下之说:“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又万历十四年(1586),许国在为京城歙县会馆所撰的碑记中,也仅模糊地记载歙县会馆的创始时间为“嘉靖季年”,进而认为其经始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落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郑涛曾为《歙县会馆录》撰写了序言,时间为嘉靖三十九年。此外,歙县会馆中有题为“崇义”一匾,清人徐光文在按语中,也说嘉靖三十九年题于菜市中街,后移置新馆。日本学者和田清最早在1922年即引用刘、于二氏之说,加藤繁亦采纳此说。仁井田陞及杨联陞先后根据道光十四年(1834)《重续歙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由此可见,将会馆创设的时间定为16世纪中叶以后,过去似已成为定论。

毫无疑问,这一说法存在可疑之处。换言之,同乡会馆真正出现的时间,并非晚至嘉靖末年。西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中,认为早在明初(1368),已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在北京开始设有江苏会馆。马氏的这一说法,不知出自何种记载,迄今尚未找到足够的证据加以证实。何炳棣借助两种史料,将会馆起源的时间,完全超越原先的嘉靖三十九年之说,进而追溯至永乐年间。何氏所用史料有二:一是民国八年(1919)的《芜湖县志》,其中记载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是芜湖县人工部主事俞谟于永乐年间所建;二是清初周亮工《闽小纪》所载一则关于林璧的轶事,证明在嘉靖初叶以前,亦即15世纪后半叶,福州京宦已在北京建立福州会馆。王日根借助乾隆《浮梁县志》与同治《重修广东旧义园记》两种史料,得以证实以下事实:在永乐年间的北京,出现了浮梁县人吏员金宗舜鼎建的浮梁会馆,以及礼部尚书王忠铭等人所倡建的广东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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