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有的史料,再综合何、王二家之说,可知同乡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但至少在嘉靖末年以前,关于会馆的资料仅有零星的记载。至嘉靖末年之后,会馆趋于勃兴,且可以得到更多的史料佐证。如据吕作燮的勾稽,嘉靖年间,南京已经出现了两所会馆,分别是福建莆田的文献会馆,以及广东潮州会馆。福建福清在北京的福清会馆,始于嘉靖末年。叶向高记载:“福清之有会馆,始于嘉靖之季。久之浸圮,其地亦湫垫,往来不便。吾乡人谋欲更之,乃相与醵金,买宅一区于城之西隅,饬以为馆。”在北京,尚有莆田会馆,“馆之楼上祀莆城隍”。史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二月初七日,北京莆阳会馆傍“人家生猪,一头一口四眼四耳,项以下分两身,身为雌雄,生已即死,悬以示人”。这则史料足以证明,北京的莆田会馆至晚在万历四十一年就已创设。徽州府休宁县在北京的会馆,“始自明万历间,经营草创,规制未闳”。青阳会馆,创设于“前明万历中”,且刻有《馆规》30则。浙江湖州在京城的会馆,位于玉河桥之东,原先属于休宁会馆的旧址,创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并订有《会馆条约》。万历年间,北京尚有延陵会馆,位于顺城门内的石虎胡同。陕西三原县在北京有两所会馆,“诸宦游、计偕、权子母人往往入都,即暂寓其中,如抵家舍,甚便焉”。至崇祯四年(1631),陕西泾阳人也开始在北京创设会馆,位于正阳坊。据陈舜系崇祯八年的记载,此年他进京时,寓居于岭南会馆。他是充任里长解送黄册进京。同行者有袁州府推官吴鼎元,因浮躁而改调,也赴京补铨。可见,在崇祯八年之前,京城岭南会馆即已创设。此外,崇祯年间,在北京尚有山会会馆,为绍兴的同乡会馆。会馆馆址为太监诸升的故宅,位于长安右门之外受水塘。
从会馆的起源、形成来看,明清会馆的功能及其演变存在以下几种趋势。一是从文会馆、讲学会馆等向同乡会馆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关乎明清会馆的起源,理应加以重新关注。二是从同乡会馆向同业会馆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体现为会馆从乡缘转向业缘。三是会馆名称呈一种多样化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足以证明会馆在功能上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在此略去第一种转化不论,就后两种会馆功能的转化稍作深化讨论。
(一)从同乡会馆到工商会馆
在明清会馆的形成及其演变历程中,商人除是同业会馆、公所的热心支持者之外,也开始参与同乡会馆的建设。相关的例子颇多,仅引下面四例加以说明。一是北京的歙县会馆,在嘉庆十九年(1814)重修会馆时,其捐款人中,除在京绅士、京外诸公之外,又多了茶商、姜店店主两类人。其中茶商在这次捐款中,共计有73人捐款,而姜店则有两家捐款,分别为锦春号、锦新号。二是设于广西省城的全浙会馆,其目的是“以为乡之仕宦、游幕、商旅之初莅者解鞍息肩之所”。可见,商人同样可以得到同乡会馆的庇护。三是清代北京的鄞县会馆,即为鄞县商人共同筹集资金所建,进而供士人至京城参加会试时“解鞍息驾”,“无赁僦之劳,获如归之乐”。四是会馆、公所大多附设义园、善堂,从而成为一种慈善团体。如在四川,浙江会馆就设有贞节堂,并附设恤嫠局,至于恤嫠名额,“官场十名,幕场十名,商贾十名,共三十名”。上述四条材料说明,会馆同乡人员的组成,除同乡籍官员、幕宾以外,尚包括商贾。这足证同乡会馆与商人会馆正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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