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受到《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众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仪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柬”有如下言:
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
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的瓦岗寨之事,见于明末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形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在明代的散出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稚登《吴社编》记民间迎神赛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茅庐”等剧目;李玉《永团圆》传奇第4出《会爨》中记录民间庙会时,演出的剧目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小说《鼓掌绝尘》第33回所载庙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如此等等,无不证明三国戏在明代的民间是经常演出的剧目,而独行千里之类的关戏正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
关羽之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其隆重。明初,祀关公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史料所谓“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
与此同时,《三国》《水浒》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张献忠进军四川以后,除修建梓潼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尤其是《水浒》一书,更被后世人仿袭,以至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但其中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中之教也。”撇开《水浒》为“讽谏”之作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在追溯天地会的起源中,必须关注天地会传说叙事中的文化符号渊源。稍加归纳,天地会的文化符号渊源,大致有三。一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有一位“万大哥”,其文化原型显然是唐代的“万回哥哥”。至于所用的“万”字,不是姓,而是属于隐语系统的数字符号,这又影响后世天地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传统,即“以万为记”或“以万为姓”。二是在天地会创辟传说中,存在“五祖”之说,且有以五分房的传统。这同样源出传统中国的“五”数文化符号。三是在天地会的传衍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三点会”“三合会”,这显然与传统中国“三”数文化符号,尤其是“三茅”“三官”信仰存在文化传承关系。概言之,天地会传说的文化符号相当复杂,既有来自儒家易理中的数字符号,又有来自道教、佛教的文化符号。自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一出,儒家的数字符号开始掺杂了道教的文化因子,更使秘密社会在叙事中找到了文化共鸣。当然,相较而言,天地会的文化符号传统,更多地来自道教与佛教文化,甚至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产物。
尽管“万”“五”“三”之类的数字文化符号体系,早在汉唐以来即已出现,但其定型及其广泛流行,则无疑是在明代。不只如此,将天地会的起源定为明代,尤其是源出明代万历年间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天地三阳会”,究其原因,还是民间秘密宗教结社大多融合了儒佛道三教,而明代尤其是晚明正好是三教合流的全盛时期。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产生于明代是因为此时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道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加入秘密社会,是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根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揆之史实,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只要根据《明实录》考察一下明代历次秘密宗教结社活动,此说就可以得到证实。故史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引者)为之。”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净庆,亦僧人也。”因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限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曾作如下揭示:
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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