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的长安,游逸少年与名家子弟还结成“五陵会”。早在汉代,一些世家子孙,凭借世业,不知稼穑的艰难,往往耽于佚游,每天只以走马、斗鸡、蹴鞠、博弈为事,在当时有“五陵年少”之称。至元代,长安的名家子弟,风闻五陵年少之风,欲仿其所为,“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时时宴饮,以快意于当年”,结成“五陵会”。五陵会主要存在于元代末年。从“鸠集朋类,刲羊酾酒”来看,此会已有互助、拜盟倾向,应当属于秘密社会系统。
毫无疑问,秘密社会活动的发展,在明代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极盛。换言之,几乎所有清代秘密宗教结社与秘密社会活动,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只是晚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内档案资料的匮乏甚至佚失,才使得明清两代秘密社会活动的渊源关系变得较为模糊。而秘密宗教结社则不同,由于各个教派宝卷得以保存,弄清楚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较为容易。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笔者确信,随着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厘清明清两代秘密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将为时不远。
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是秘密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土壤。明初朱元璋立国,对游民大加惩治。他要求统治下的臣民百姓,无论是出仕、务农,还是做工经商,都要各务本业,绝不允许闲惰。他规定,若有军官、军人学唱,就“割了舌头”;若下棋打双陆,就“断手”;蹴鞠踢球,就“卸脚”;做买卖经商,就“发边远充军”。明成祖朱棣有其父之风,他对游惰之民的禁止也极为严厉。他下令,让那些无恒产却又好讼的“奸民”,即无赖讼棍,归于田亩,“授田耕种”。通过这种雷厉风行的整治措施,明初几十年时间里,消除了部分乡村土地兼并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大都依附于土地之上,从而导致城乡无赖阶层缺少必要的“后备军”。所以,在明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几朝,无赖游民的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并无大批出现的迹象。与此相应,秘密社会的活动也多销声匿迹。
正统以后,由于乡村豪强兼并土地日趋激烈,更由于农村赋役繁重,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宣告破产,脱离了土地,或流落到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或窜迹山林,成为流民。这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麻烦,另一方面也不断孳生出社会闲散人员。同时,自明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渐趋繁荣,一些新的大码头随之崛起。在这些码头,由于商货汇集,各色人物荟萃,因此奸伪、骗诈之事时常发生。由此,在城市中无赖游民大批产生。如成化年间,有一种无赖游民即“喇唬”的活动日渐猖獗。从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的上奏中可以得知,喇唬是对闾巷恶少与各处逋逃罪囚结聚党类后的称呼。这批人不务正业,好逸恶劳,三五成群,好恶相济,结成党群。
这些无赖游民是否歃血拜盟,由于资料缺乏,目下尚不敢遽下论断。但他们结帮成派,已具帮会雏形,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等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马头,欺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横行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奸恶不法之事。
在明代的南京,也有一批无赖莠民,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帮会。这些无赖团伙,有时以所结交成员的多寡取绰号,于是就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称呼;有时又以自己所执器械取绰号,这样就有了“棒椎”“劈柴”“槁子”等称号。这批有绰号、整天横行市井的莠民,不过是一些抛头露面的小喽啰,在他们背后出谋划策的则是一些无赖魁首,如崔二、龚三之类即是。若想报仇,这些无赖魁首就雇用打手、刺客,而自己则并不露面;若要设局骗财,也有手下的喽啰去动手,自己躲在背后指手画脚。他们有求必应,无事不干,手下的徒党达数百人之众,恶名远扬。从这些莠民团伙的活动来看,诸如替人营办婚丧、打官司、报私仇,显然带有互助性质,与清代秘密社会颇为近似。至于“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取名,以及以所执器械取绰号,更是秘密社会组织惯用的手法。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宁化县就出现了“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所执器械即为铁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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