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打行,最早应该起源于宣德初年。清康熙《重修崇明县志》云:
崇邑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业也。又名打降,犹降伏之降也。明宣德初,巡抚周公忱另设重大枷板治之,此风始息。至万历中,有曹铁、抄化、李三等。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等,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地皇会。至沈云西、沈二等,遂于狱中反出,后俱毙于法。国朝屯宿重兵,若辈衰息。
可见,打行中的打手,已经结成“团圆会”“地皇会”等组织。关于这些打行的活动,史料进一步记载:“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最无良者,偶有小嫌,即谋放火。村落中每遇风起,有终夜防守不眠者。”清代的史料记载上海县打行的活动时也说:“邑尚权勇,号称打降。游手好闲之徒,各分党翼。凡民间争讼,各出钱募此辈为护卫,持械横施,甚而迎神敛戏,纵饮撒泼,成群恣索,大为民害。”
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崇明县,随后才影响到苏州。至嘉靖中叶,打行势力始盛,至万历八年(1580)以后达到极盛。打行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既然号称“打行”,那么必然以殴人为专职。打行中人有时也被称作恶少年,他们群聚殴人,一人不逞,就召集同类进行报复,不残伤他人决不罢休。打行中人打人也有独特的方法,内部转相传授,秘不告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或下腹,或腰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月死,或者五月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时间一久,如果有人以杀人告理,但早已超出期限之外,这样也就不用抵命。所以打行的同党胆敢跳梁市肆之中,市民只好“摇手而避之”。打行有时专门替人扛打。如果某人与他人有仇,打算侵暴他人,常常可以在暗地里贿赂打行中人,约好在某一天,在怨家所在的地方,“阳相触忤”,故意寻衅,如果怨家起而反抗,那么打行中人就起来群殴。有时打行中人又以不根之辞诬陷他人,并以他们的同党作为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害者不出金帛谢罪,此事就无法释解。
其二,诳骗偷盗,专门在街上“撞六市”。有时候,打行中人碰到乡下人持物入城做买卖,就设计诓骗,到了偏僻之处,就半骗半夺。有时候,他们白天在地方上偷盗东西,被人识破并扭送官府,刚好遇到打行同党,就乘机救解逃脱,而扭送者反而受到侮虐,这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炒盐豆”。
其三,打行中人大抵是一些侠少,选一些有勇力之人为头领,重报复,抱不平。这种无赖的做法,使打行中人给人以一种狰狞可怕的感觉。但打行中恶少所行之事,有时也极巧慧,每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记载,当时有一僧业医,颇有资财,但很吝啬,因而打行中的少年很厌恶他,准备好好作弄他一番。于是,让一妓打扮成少女,又让一人假扮成少女之父,看上去像乡下的庄稼人。二人摇着小船,船上满载鱼肉酒果,等到无人,就投奔寺中,乞求僧人为女诊脉,叙说病源,故意装出许多痴态来。随后,陈列酒食,招待僧人,让他与女子同坐。女子劝僧饮酒,僧喜甚,一点也没有起疑。不久其父又对僧说,有少许药金在船上,我当去拿来,当面相谢。借故起身,很久没有返回。当时,僧人已经微醉,于是色胆包天,挑逗女子,与女子媾和。等到其父返回,此女假装哭泣,将事情经过告知其父。其父故意大声叫嚷:“吾以出家人无他意,女已经许其村人,奈何强奸之?”僧人师徒只好再三解释。正在吵闹之际,有几个贵人从楼船中携童仆登寺游览,正好碰到此事。这位假父哭拜前诉,详说事情经过。贵人故意做出盛怒的样子,“缚僧拽登舟”。僧人偷偷地问,这是什么官员,仆人告诉他是某官某官。僧人大惧,只好叩头乞命。此时,同行者替僧人劝解,僧人只好罄其所有财产,替女子父亲遮羞。事后,各驾船离去,僧人竟不知道已被这些恶少欺骗。
其四,打行中人有时又充当阉党余孽的打手,参与政治。此时的打手,又可称“青手”。如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明亡。此时的南京,闻变以后,举行了一场哭临的仪式,阉党余孽也想随朝班行礼。于是复社中的一些志士草了一篇檄文,攻击阉党。阉党余孽大为气愤,就雇募了数十名“青手”自卫,似乎有侮辱诸生的意思。为此,复社中徐武静与张子退二人,各率来自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余孽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而士气随之大振。
其五,成为乡绅的鹰犬。松江地方乡绅董其昌既是一位书画闻名海内的名士,又是一位在家乡为富不仁的豪宦。从很多史料的记载中可知,他就利用了那些无赖势力,作为爪牙、耳目、打手,其中有“剌贼”“帮棍”“打行”等。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当董其昌的不法行为引起民变之时,他又“招集打行吴龙等百余人,连夜入宅防御”。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