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不但被列于工匠之列,在民间百姓的眼里,更是等同于“长工”。清代有一则笑谈,大抵可以证明此说不虚。故事记载杭州有一位姓莫的乡宦,延请了一位塾师金先生。当清明节解馆时,乡宦让馆童替塾师挑着行李,前去送行。塾师即景口占得诗句云:“墙内桃花墙外红。”馆童应声续之,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塾师听后大怒,打算打发馆童回家,但考虑到不得童仆使用,又要浪费自己的斧资,所以姑且忍耐。后回到主翁家,将此事向主人告发,但主人一向宠幸馆童,立刻传见,让馆童下跪,数以慢师之罪,并言如果能将前诗续全且有自己的说法,此事方休,否则必加以责罚。馆童无奈,不得不续句解之,道:“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由此可见,在塾师与长工之间,行业虽有高下之分,但就“打发工钱”而论,却分毫不殊。
(二)民间对塾师形象之塑造
民间对塾师形象的塑造,显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塾师地位的下降。塾师的职责不过是训蒙,而做一个尽职的蒙师却并不容易。尽管当时的“义学条规”无不深知选择馆师必须谨慎的道理,尽量要求遴选“克端师范,实心训课”或“品端学粹”之人充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料已经揭示,明清塾师很多并不称职。年高者则昏倦欲睡,年少者则嬉游成习,常常不知教法。
正因为此,才有诸多嘲讽村学究作品的出现。如有一首诗谜,专门嘲讽村学究,其中有云:“身长九尺皓须眉,俯首常如持满时。村塾全然无约束,任儿携幼浴清池。”从诗谜不难知道,在民间印象中,塾师通常不过是身长九尺、须眉皓白的高瘦老翁,弯腰时如同一张持满之弓。他们在村塾中教书,不过是借此谋生,对村童全无约束。而在童蒙眼里,塾师则不过是“腐儒”与“冬烘先生”而已。如明人汤显祖所作戏曲《牡丹亭》中之陈最良,就是一个“腐儒”的典型形象。老儒陈最良上场之时,已经年值六旬,上来自己就唱出“灯窗苦吟,寒酸苦禁,蹉跎直恁”。这是腐儒的寒酸样。正是这个陈最良,在教学上尽心尽责,对女弟子杜丽娘管束甚严,但在生性活泼的春香丫头看来,不过是个“村老牛”“痴老狗”而已,“一些趣也不知”。即使是女弟子杜丽娘,尽管对陈最良有所尊重,却亦一心想着后花园中的景致。显然,杜丽娘也不以陈最良的酸腐样为然。清人尤十郎仿八股文体裁,集《四书》成语以嘲笑村学究。其中对塾师的定义,就是“正其衣冠,动容貌,规矩准绳”。被如此描摹刻画的人物,活脱一个酸丁腐儒形象。尤其是到了清末光绪中叶,当时新式学校渐兴,而未经改良之私塾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为此,有人写就一诗加以嘲讽,其中“先生头脑是冬烘”一句,道出塾师思想已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凿枘不合。在清末西学普遍传入,而且中国学生出洋留学蔚然成风的情势下,传统的私塾师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冬烘脑袋而冥顽不化,甚至不知“科学”二字的真正含义,并将其误解为“科试所取入学之生员”。
更有甚者,明清的民间尚将塾师刻画成“鼠先生”“狗教师”一类的典型人物。老鼠喜食之物甚多,尤嗜米、油和烛。实在无可偷吃,老鼠则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进而啃啮书籍。清宣统时,杭州小营巷顾少岚家曾延聘一位塾师,有“先生似鼠”之谑。这位塾师一向喜欢贪小便宜,其家与顾氏相近,隔数日就要回家一趟,回家时必携带数器,里面所装均为米、油、烛,于是有人嘲之曰:“先生似鼠。”当时有一位王立斋听到这则故事后不以为然,更是得出了“先生不如鼠”的惊人之论。其实,他的说法也有道理。一般说来,老鼠偷啮书籍,应该说尚有文字之缘。而这位教书先生,虽为顾氏所信任,然识字无多,教弟子《三字经》《千字文》一类,反而不能卒读。他在塾馆,每天不过静坐昏睡而已,根本不安于从故纸堆中讨生活。这就是先生不如鼠的缘由。
“狗教师”形象的出现,显然与“鼠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明清时期的笑话书中,大抵亦可看出市井人对读书人的形象刻画。在以晚明冯梦龙《笑府》增补而成的《笑林广记》中,所刻画的教书先生,不是满嘴别字,就是一味厮混,教书全无章法,完全是一种堕落的人物形象。如《笑林广记》卷1载一馆师岁暮返家,舟子发问:“相公贵庚?”馆师答:“属狗的,开年已是五十岁了。”舟子又问:“我也属狗,为何贵贱不等?”舟子继续问:“哪一月生的?”馆师答云:“正月。”舟人大悟,道:“是了,是了,怪不得。我十二月生,是个狗尾,所以摇了这一世;相公正月生,正是狗头,所以教(音叫)了这一世。”正是通过这种嘲笑塾师为狗之法,于是“狗教师”的形象在民间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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