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生”至“师傅”,乃至进而演变为“学匠”“教书匠”,塾师称谓的演变已经证明,在民间百姓的印象中,塾师已不再是传道解惑的教育者,而不过是谋生行业中的一员而已。至于“鼠先生”“狗教师”形象的确立,则更是塾师堕落的真实反映。究其原因,正如龚鹏程所言,显然是儒学本质的失落、社会性的失落以及权力的失落这三重失落的人生。诗谜、笑话、诗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对下层读书人的描绘,诸如酸秀才、穷教师之类,无疑体现了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定型思维。这种思维有简化以及抹杀个性差异之嫌,只能被视为市井俗文化对读书人的偏见或定见。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偏见与定见,同样部分反映了塾师的真实生活乃至面貌,并引发后人对其形成原因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的俗语有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这种角度而言,师道堪比父道。换言之,明师如同严父。而揆诸明清教育社会史,却并非完全如此。在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中,正如黄宗羲所言,“师道多端,向背攸分”。换言之,学生最为看重的是便于自己仕进之途的“保举之师”“考试之师”,而不是从小启蒙自己或者给自己传道解惑的“受业”或“问业”之师。正如明人李贽所云:“今士子得一科第,便以所取座主为亲爷娘,终身不能忘;提学官取之为案首,即以提学官为恩师,事之如事父。以其相知也。”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亦云:“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为不知类矣。”德业不再是维系师生关系的纽带,而是被利益乃至利害关系取代。凡是对自己科名、仕途有利者,可以视之为“恩师”,甚或“亲爷娘”,而那些真正的“受业”“问业”之师,则可以视若途人,转瞬即忘。塾师之被轻贱、塾师形象之堕落,于此均可找到用来解释的理由。
当然,师道沦丧,不可能由塾师一概任其责,而是与科举习气对明清教育制度的影响休戚相关。深受科举习气影响的明清士大夫,一方面,只重同年,不重穷交。究其原因,无非同年必缙绅,而穷交不必缙绅。另一方面,重座师,不重经师。原因很简单,座师必贵显,而经师则不必贵显。座师与门生之间,无非科举考试之下的利害关系,并无真正的师生情谊。而经师与子弟之间,虽有授受之谊,却反而被漠视。正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揭示,在科举考试的网络中,“座师”“房师”“同年”“年侄”“世兄”“门生”“门孙”“太老师”等称谓的出现,无不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朋比胶固,牢不可破”,并进而形成朋党之势、门户之习。于是,朋党、门户取代了真正的师生关系。这是科举制的产物。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明清塾师群体中还是不乏如明代塾师焦端那样的安贫乐道之辈,他们“为人清正,动以古道自律”,即使家中甚贫,但容貌词气,不见“一毫贫窘之状”。他们仅仅是凭借授徒作为自己的生计,而且能做到“克志励行”。可见,将塾师视为“读书种子”,或者说“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家之重镇”,其实亦不为过。不仅如此,塾师对于普及教育、提高明清教育的整体水平,更是功不可没。明清两代民间识字率之提高,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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