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妙客”,其实就是寄食妓院的闲人。有人这样记述妙客:“多有惰游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娼所豢,俗呼为‘妙客’,即不知其所由。”在唐代,南曲中的妓女,流行“私畜侍寝者”之风俗。不过,名为侍寝,但妓女“亦不以夫礼待”。可见,妙客与男妓颇为相近,而在唐代则为游食无赖。虽为闲人,但是否属于知识人,则因史料缺乏,尚不可遽断。
宋代的开封、杭州,“闲汉”“闲人”更趋增多。所谓“闲汉”,说白了就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一旦从农村流入城市,家无产业、身无分文、无所事事,只好奉承阔佬,侍候公子哥,充当闲人,亦即帮闲。如在宋代的开封,专有这么一批人,时常在酒肆内闲逛,遇见有钱子弟在酒肆里饮酒,就近前张罗,小心侍候,百依百顺,专干些为子弟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的事。时人称之为“闲汉”。可见,宋代闲汉依赖于富贵少年子弟,是一个寄食阶层。虽然宋人只说到闲汉追随少年子弟,干些“买物命妓”的事,但是,一旦遇上一个不肖子弟,臭味相投,怂恿子弟,嫖暗娼,抢民女,打酒肆,想必也是这些闲汉的拿手好戏。
在宋代的杭州,同样存在一个“闲人”阶层。什么是“闲人”?关于闲人的社会成员来源及生活,宋人灌圃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的“闲人”目下作了如下详细的描述:一是有一些无赖子弟,失去正当行业,无所事事,但人又知书,还懂点写字、抚琴、下棋及音乐等玩意,当然艺俱不精。他们凭借这些本事陪伴富贵家子弟到处游宴,有时也陪伴外方官员到京师干事。至于这些闲人中之人品猥下者,就只好替妓家书写或取送简帖。二是“专以参随服事为生”,也即靠自己的艺术本事趁饭吃。当然,他们也不是在嘈杂的市场里摆摊耍艺,而是在富贵人家的庭院里小心服侍,借此趁食。当时杭州有一位叫“纽元子”的闲人,百事皆能,诸如“学像生、动乐器、杂手艺,唱叫白词、相席打令、传言送语、弄水使拳之类”。三是专为棚头,当时人又称之为“习闲”,所为大致有“擎鹰、驾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的确是不务生业,游手好闲。四是“刀镊手作”。闲人长于此技,当时人又称之为“涉儿”,“取过水之意”。据载,这批闲人所从事者,则为“专攻街市皂院,取奉郎君子弟,干当杂事,说合交易等”。五是赶趁唱喏。闲人探听到有富贵子弟在妓院中厮混,或者游湖赏玩,就“专以献香送劝为由,觅钱赡家”。大致说来,这类闲人,若子弟照顾他们,就会变得贪婪不已;若弃之不顾,他们则又强颜取奉,多呈本事,必有所得而后已。此外,宋代闲人也有自己的团体。他们整天与富室郎君或风流子弟鬼混在一起,成立“蹴鞠”“打球”“射水弩”等社,习玩游艺。
正如前面所引,宋代柳隆卿、胡子传两人已经成为帮闲的典型。而他们的事迹,同样在元代的杂剧中有相当深入的刻画。元秦简夫撰《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第1折,借柳隆卿、胡子传这两个闲人胡诌的几句歪诗,说明了元代帮闲的特点。柳诗云:“不养蚕桑不种田,全凭马骗度流年。”胡诗云:“为甚侵晨奔到晚,几个忙忙少‘我’钱?”可见,这些帮闲不会做营生买卖,过的不是男耕女织的生活,而是全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连蒙带骗。“几个忙忙少‘我’钱?”元代的帮闲不但无甚自卑感,而且多了几分自夸。如《东堂老》杂剧中柳隆卿、胡子传这两位闲汉,自从“挂”上了城里的赵小哥,与他结拜为兄弟之后,凭着自己的那张嘴,已使这位不肖子神魂颠倒。正如这位赵小哥所言:“他两个是我的心腹朋友。我一句话还不曾说出来,他早知道,都是提着头便知尾的,着我怎么不敬他?我父亲说的我到底不依,他两个说的合着我的心,趁着我的意,恰便经也似听他。”正是因为这位不肖子做了“豺头”,这两位帮闲才找到了混饭吃的场所。如胡子传老婆的裤子是赵小哥的,柳隆卿头上的网巾也是赵小哥的。一句话,胡、柳两位闲人的“吃穿衣饭,那一件儿不是他的?”在宋代,即有“闲人”存在。至元,闲人不绝,屡在城市生活中出现。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杂剧第3折,有诗说“闲人”道:“钉靴雨伞为活计,偷寒送暖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戏里有一张小闲,平生做不了买卖,只是替“歌者姐姐”们叫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无正当生理可做,寄食他人门下,同样是元代帮闲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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