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论及“僧侠”之前,有必要就佛与“血性男子”之间的关系加以简单梳理。所谓血性男子,其实就是侠客的另类表达。无论是对两者关系的梳理,抑或佛僧的具体行为,最后证实了如下两点:一是“三世佛是血性男子”;二是僧人若是具有“血性”,则同样可以成为“佛祖”。
就前者来说,可以僧人雪峤及其弟子宏节以及黄端伯为例加以说明。史载僧人宏节,俗姓徐,名启睿,字圣思,浙江宁波府鄞县生员。其人负才使气,好骂人。且又一向擅长击剑,醉则拔之起舞。出入必佩剑,被人目为狂生。当时因李自成起兵,中原战祸不断,但江南承平如故,他的朋友竞相结成文社诗会,高论诗文。见及此风,他常常骂道:“此处堂燕雀也。”读完邸抄,更是对掌权的内阁大学士大骂不绝。一日,忽然将所佩之剑埋葬,削发为僧,拜雪峤为师,法名宏节。雪峤在径山开堂讲经,座下弟子数百人,无人当他之意。江西人黄端伯好谈禅,众僧就认定黄端伯“本色未除”,雪峤却说:“三世佛是血性男子。”而宏节更是接过其师的话头,说:“某亦端伯之亚也。”师生于是相视而笑。自此以后,宏节闭关而坐,终日无声。即使故人过访,亦拒不接见。有人故意说一些嫚语,借此激怒他,他却寂然不应。当南、北两京相继沦没之后,同里之人钱肃乐起兵,有人奔告其事。宏节听后,大声呼叫,破关而出,将所埋之剑掘出,打算赴钱肃乐的大营,参加抗清义军。路过知府周元懋家,元懋见其头戴鹖冠,身穿绿色锦衣,问:“君返初服乎?今江上正需人。”宏节听后,笑道:“君当饮我酒。”随之连酌三斗,又拔剑起舞,反身问道:“何如?”随即长揖别去。钱肃乐原本与宏节是同学,于是就将他引见于鲁监国。鲁监国“奇其状”,授予他锦衣卫指挥。宏节没有拜受其职,仅自称“白衣参军”。最后兵败为清兵所获,殉节而死。
就后者来说,垂髫和尚堪称典型一例。据史料记载,垂髫和尚,是太湖东山高峰寺僧人。法名大么,一名炤彻,俗姓强,扬州人,以讲师著称于世十余年。他曾经对人说:“成佛作祖,惟此血性。若无血性,修行十世,不能得度。”秉此见识,所以他后来亦起兵抗清,最后战死于临岩山。
由上述例子不难发现,这些僧人大多视“王事”为“佛事”。当国家有难之时,无不挺身而出,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成全了自己作为一个“血性男子”的名声。这显然就是侠之大者。
明清僧人在崇尚“禅武”精神的同时,其行为已经侠客化,进而涌现出了众多的“僧侠”。他们或除去奸孽,保护忠良;或云游天下,行侠仗义;或即使名列“盗僧”之列,仍不乏仗义之举。
就除去奸孽、保护忠良来说,可举清末一位无名僧人为例加以说明。史称穆彰阿当国时,鸦片战争方炽,一时清议均主战,唯有穆彰阿持和议之说,于是论者群訾其敢于卖国。一夕,穆氏独坐阁中,有声豁然,则一僧人抉履而入,其相貌奇丑,瞋目狞视,穆氏噤不敢呻。僧人拔出短刀,将杀穆氏,穆氏于是诵观音佛号不已。僧人大笑道:“汝卖国贼,乃念佛,佛岂能救汝卖国贼耶?”穆氏跪而乞命,道:“和尚慈悲,定能救我。”僧人又大笑道:“吾以汝有奸人之雄,今孱懦贪生乃尔,杀汝,且污吾刃。惟汝何以受外人巨金而主和?”穆嗫嚅而辩解道:“此意出自朝廷。”僧人进而责问:“焉用汝相?”穆氏又叩头不已,久伏不敢仰望。僧人凌空而去。翌日,穆氏念及僧人行刺,必有主谋之人,于是下令追捕刺客,并怀疑是主战的林则徐所指使,打算杀害林氏。当时林氏已在戍所,一夕,仆人因事起来,突然看见一位丑僧,卧于窗外,大骇而呼。林氏出视,僧亦徐徐而起,道:“僧自卧此,无害于公,酣睡可耳。”林氏请其入室卧,僧坚持不可,林于是诫其仆人不要打扰。次夕,僧仍不去。过了20余日,林氏执卷高吟,忽然窗外有声甚厉,已而寂然。林氏急呼仆人出视,则僧人正好在掘地以掩埋一人尸体,血渍模糊,遍布阶砌。仆人惊呼道:“和尚杀人。”僧人笑道:“和尚不杀人,和尚杀杀人者。”林氏深感奇异,强行邀请僧人入室,以酒款待,僧人拒绝道:“吾持酒戒。”林氏问他何以不持杀戒,僧人答:“能杀人,方能活人。”“能杀人,方能活人”,这不仅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见解,且更是僧人尚侠的明证。
就僧人行侠仗义来说,其例更是不胜枚举。为示说明,不妨暂举下面三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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