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来佛教世俗化的倾向相当明显。晚明学道(即学佛)的士人,不但爱财、爱色,而且还爱交游玩好,自以为学道,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开脱:“此何碍于道?”当时的公安人王以明甚至公开说,无“杂念不可学道”。此外,晚明一些学者还从禅宗的话头出发,公然提出为善惧“着心”,为恶不惧“着心”之说,甚至认为“为恶无碍”。这就是所谓“无碍禅”,在禅学上一知半解,却自谓透脱。至于他们的立身行己,一无可观,甚至流于肆无忌惮。当时的情景,一如王夫之所揭示的:“淫坊酒肆,佛皆在焉,恶已贯盈,一念消之而无余愧。儒之驳者,窃附之以奔走天下,曰无善无恶良知也。善恶本皆无,而耽酒渔色,网利逐名者,皆逍遥淌瀁,自命为圣人之徒。”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佛教世俗化的典型之说,而且使儒、佛两家在世俗化大潮中渐趋合流。
习俗移人,即使是贤智之人也很难避免。在晚明时尚之风的影响下,在佛教僧人中也开始流行一种时尚。正如当时著名的僧人莲池大师所言:“或尚坐关,群起而坐关;或尚礼忏,群起而礼忏。群起而背经,群起而持准提,群起而读等韵,群起而去注疏、专白文,群起而斋十万八千僧,群起而学书、学诗、学士大夫尺牍语,靡然成风,不约而合。”
在清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更加严重,为“神棍”的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当时专有一种“应付僧”,假借佛教的名头,“作奸犯科,肆无忌惮”。另外,北京的僧人替人作佛事也接连不断,并竞相唱艳曲,随便由主人点唱,鼓乐喧阗,通宵达旦,良家妇女,“往往因而堕节,最为风俗之蠢”。在江浙一些地方,更有一些人,没有削发,却擅自称为“比丘”。这种世俗化倾向的结果,势必导致释教门风败坏,神棍辈出。
先来看僧人中的无赖棍徒。照理说来,释氏之教,大致不外乎清心、寡欲、戒恶、行善四端。释氏之徒,虽然分为律、讲、持、诵等派,但都以这四端为本。可是自雍正以后,一些无赖棍徒开始混迹佛门,他们饮酒食肉,无所不至,专干不法之事,与僧行大相乖违。下面不妨试举两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上海县,一僧人名文照,与其徒弟得见之母张氏通奸。文照将张氏留住在庙里。得见发现后,就将其母劝回家里。文照大怒,对得见肆行辱骂。得见一时忿激,就用柴斧将文照砍死。乾隆十八年(1753),“匪僧”吴时济倡立龙华会,“教劝人修炼功行圆满,即可白日升天”。有蒋法祖、秦顺龙等人,被惑心迷,妄冀成佛,就将吴时济请到家,向他叩问行止。吴时济告知蒋法祖,七日不食,即可脱凡,“应在水乡飞升”。蒋、秦二人信以为真,就携子孙弟侄女媳共13人,赴太湖盎山绝食,“先后饿死”。“匪僧”云云,实与神棍是一路货色。
和尚的募化,本来无非沿门托钵,亦即“原所以吾佛慈悲,而用慈悲之态募激护法者发慈悲之心耳”。至清末则不然。和尚募化,不但借此行骗不说,而且采用硬功,诸如“立关烧臂”之类,借此打动施主之心。如当时有一位湖南僧人,据称募修浙江某寺,在上海大东门外鸣鱼募捐。有一铺户,因不愿捐钱而触犯了和尚,和尚竟然与人斗殴,被团防局送到县衙门。知县念其是僧人,看在佛面上,就不予深究,只是将他驱逐出境。但是,这位和尚怀恨在心,再次前来硬化,又与施主争吵殴打。和尚见施主人多,就以木鱼槌招架还击,以致打伤施主的头颅。
更有甚者,清代的僧人以比附贵戚为荣。清末端亲王载漪与稍通武艺僧人结交,堪称典型。据史料记载,载漪其人,颇为粗鄙,原本被册立为瑞亲王。他受命后,却将“瑞”读为“端”,慈禧太后听后,即仍其误,于是易“瑞”为“端”。载漪嗜好拳艺,孔武有力,能一手举起百余斤重物,凡是花拳绣腿一流的人物,他无不以重金延致。于是,一些盗贼余孽,惧怕国家法网,投入其门下,以之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当时有一僧人,深得少林派的真谛,亡命江湖间十余年,后亦依附端亲王,颇蒙倚任。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变起,此僧死于火。
这些僧徒中的无赖,虽可通称为神棍,但在当时亦各有专门称号。如在应付僧中,分别有“马流”“鏖头”“挂搭”“闯棍”等,而在江湖术士中,则有“捏怪”“炼魔”“泼皮”等称号。尤其是“鏖头”,在清代大抵已与“无赖”并称,那些具有无赖行径的僧人称为“鏖僧”。而“鏖僧”一称的出现,基本可以反映佛僧无赖化的倾向。如香婴居士重编的小说《麹头陀传》中,就描写了两位鏖僧。这是两位游方僧人,挑着担子到处游逛。他们在旅途上看见济公孤身一人,就放下担子,抽出戒尺,照头就打,并让济公替他们挑担子,而且酒也不忌。小说中所刻画的主人公济公,尽管也是一个酒肉不忌的和尚,却是游戏佛尘二界之人。否则,假若济公口里吃着酒肉,一生无度世之心,就与“鏖头无赖”无异。
“鏖僧”的涌现,其实与和尚“尚气”不无关系。众多史料记载已经揭示,清代的僧人,颇为尚气,动辄与人争执、打斗,且具报复之心。为示说明,不妨详细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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