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巫君合一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2〕真可说源远流长，材料极多。其他文化也多有祖先崇拜，中国的特征在于：

1．从远古到殷周，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性或一致性。尽管历史学家们关于中国上古至上神与祖先神的关系，仍有各种参差不同的意见；尽管这两者的所谓“合一”或“一致”可能有并不相同的多种形态；但两者紧密相连却几乎被学者们所公认。如王国维认帝喾即殷祖先，“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谛之。”〔3〕郭沫若说：“卜辞中的帝就是高祖”，“至上神‘帝’同时又是他们的宗祖。”〔4〕陈梦家说：“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模，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5〕徐复观说：“殷人的宗教性主要受祖先神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祖先作中介人。周人的情形，也同此。”〔6〕张光直认为“商”字的含义即祖先崇拜，“在商人的世界观里，神的世界与祖先的世界之间的差别，几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7〕如此等等。祖先生是人，死为神，或生即半神。无论生死，祖先（主要是氏族首领的祖先）都在保护着“家国”——本氏族、部落、部族（酋邦）、国家的生存和延续。在这里，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的事功与神的业绩常直接相连、休戚相关和浑然一体。《礼记》说“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义》），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个“事奉祖先”的基础之上。生与死、人与神的界限始终没有截然划开，而毋宁是连贯一气，相互作用着的。直到现代民间风俗，人死后，家属、子孙以各种“明器”（从器皿到纸制的房屋）殉葬，便仍是两千年前这个“事死者如事生”亦即祖先崇拜的具体延续。

2．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连”、“相关”和“一体”，在远古有其非常具体、实在的实现途径，这就是“巫”（Shaman）〔8〕。“巫”在上古当然有一个极为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在卜辞中，可以见到“巫”与“帝”常相关联，如“帝于巫”、“帝东巫”、“帝北巫”等等。在体制上有所谓“寝庙相连”，即处理人间事务与侍奉鬼神的事务是在同一而相联结的处所进行。〔9〕即使其后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但最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陈梦家说：“王者自己虽然是政治领袖，仍为群巫首。”〔10〕张光直认为，巫通天人，王为首巫。〔11〕也就是说，尽管有各种专职的巫史卜祝，最终也最重要的，仍然是由政治领袖的“王”作为最大的“巫”，来沟通神界与人世，以最终作出决断，指导行动。这意味着政治领袖在根本上掌握着沟通天人的最高神权。王、玉、巫、舞，无论在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上，都强劲地叙说着它们之间同一性这一重要史实。苏秉琦说：“在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那个阶段上，玉器成了最初的王权象征物……神权由王权垄断，一些玉器又成为通天的神器。”〔12〕《说文》：“以玉事神为之巫。”甲文：“贞，王其舞，若？”“贞，王勿舞”，如此等等。

这种“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取代神权，〔13〕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14〕这也就是说，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大巫。这有某些文献记载，如：

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大戴礼记·五帝德》）“帝颛顼主要的事是命重、黎‘绝地天通’……只有他（指重）同帝颛顼才管得天上的事情。”〔15〕“颛顼的名字显然是取义于人持树枝和持玉而舞。”〔16〕

禹、夏后启：“禹步多巫”（《法言·重黎》）。“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涉”（《洞神八帝无变径·禹步致灵》）。〔17〕“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史记》）。张光直以为，“九代”即巫舞，“夏后启无疑为巫”。〔18〕

汤：著名的“汤祷”：“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人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雨乃大至，则汤达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吕氏春秋·季秋纪》，并见《墨子》等）

从文王到周公：“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大雅·文王》），“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尚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同上）〔19〕

以及伊尹、巫咸等人，也是等同于王并享用后代殷王祭礼的大巫兼政治首领人物：

“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涉臣扈，格于上帝。……”（《尚书·君奭》）〔20〕

……

这些都是后世儒家所颂扬不已的“圣君贤相”。本来，在上古率领氏族、部落、酋邦，作为父家长的政治首领，不但需要具备无比的勇力、刚毅的性格，而且更要求具有超人的智慧，以预见未来，指导行动。《尚书·大禹谟》称“（伯）益赞于禹。”疏：“赞，明也，佐也。”注：“赞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训为明也。”“见微知著”已成后世成语，即有先见之明。这正是“巫”的“佐助”、“明辅”，即“赞”的功能。张光直说：“……神鬼是有先知的，……生人对神鬼这种智慧是力求获得的。……掌握有这种智慧的人便有政治的权力。因此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结合的。”〔21〕

一提及“巫”，人们习惯地认为就是已经专职化的“巫、祝、卜、史”，以及后世小传统中的巫婆、神汉之类。的确，“巫”有这一逐渐下降，并最后沦为民间傩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所以如此，却正是由于王权日益凌驾神权，使通天人的“巫”日益从属附庸于“王”的缘故。而王权和王之所以能够如此，又是由于“巫”的通神人的特质日益直接理性化，成为上古君王、天子某种体制化、道德化的行为和品格。这就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至于小传统中的“巫”，比较起来，倒是无足轻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