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巫”而“史”
由“巫”而“史”是重要的形态转换。这当然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今日已很难具体知晓。下面只就所能猜测的现象，作些假设论断。
在中国上古文献和考古材料中，以卜筮的记录最为显赫。卜、筮与巫直接相关，是由巫所发展出来的静态形式。“巫咸作筮”（《世本》）。“（巫）像布策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筮为巫之道具，犹规矩之于工匠。”〔28〕据考古材料，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即有被烧灼作占卜用的（牛、羊、鹿）卜骨。〔29〕龙山时期已有骨卜。龟卜是由骨卜演化而来的。而筮又由龟卜演变而成。饶宗颐认为龟（卜）、筮均有数，“龟属于生数，筮属之成数。”〔30〕这里重要的是，尽管卜、筮已由群体（或个体巫师）的动态活动演化而为个体静态的数字演算，但它们保存了上述“巫的特质”：
1．卜、筮服务于人事，主要服务于王的政治活动，世俗性和实用性很强烈很明显，仍非心灵慰安之类。它与巫君的政治统治密不可分。“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礼记·曲礼上》）
2．卜、筮有一整套复杂繁难的技巧规范，特别是数字演算的复杂系统。
3．卜、筮均为预见未来，它不单纯是祈祷，而是向祖先（神）提问，要求回答（并且常常是必须回答即必有回答），以解决疑惑，决定自己的行动，趋吉避凶。“蓍之德圆而神，……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藏以知往”（《周易·系辞》）。它的主动性、前瞻性（“先见之明”）很突出，而且卜筮本身即神的显露，它即“神示”。“神”仍在此活动中，而并不重其对象性的存在。
4．卜、筮虽为理知性、认知性很明显的活动，仍饱含情感因素。“诚则灵”为根本准则，即要求卜筮者、卜筮活动以及卜筮服务对象（王）必须进入和呈现畏、敬、忠、诚等主观情感状态，它们具有关键性质。在这里，情感、想象与理知是交织混同一起，它不是逻辑认识，而更多审美敏感。
如此等等，都与前述巫术活动相同或相通。
但筮的一大特色在于数字演算。卜骨中已有成组数字，数的出现意味着替代巫的狂热的身体操作活动，人们开始以个体进行的远为客观、冷静和认知因素极强的数字演算，来明吉凶、测未来、判祸福、定行止。在初期，数字常与图像相连，是某种“象数相倚”（王夫之）的图像—数字系统。它的成熟形态就是所谓“河图”、“洛书”、八卦和周易。“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与卜筮是何关系，学者聚讼纷纭，兹暂不论。但“筮”、“数”、“占卜”与八卦、周易〔31〕直接攸关，却为古今所公认。虽说法各异，意见不一，却各种材料甚多，姑引一二：
“夫易，古（占）物定命。”（《马王堆帛书》）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周易·系辞》）
“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汉书·律历表》）
“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方属地，圆属天……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周髀算经》）
（巫）字亦工匠所持规矩（数学、几何工具），商周时代，巫就是数学家。由此似可猜测，传说中所谓诸“圣人”作“河图”“洛书”、作八卦、作《周易》等等，正表明巫师和巫术本身的演变发展。这也就是“巫术礼仪”通过“数”（筮、卜、易）而走向理性化的具体历史途径。包括《周易》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济，雷风相薄”等似乎是外在对象的客观描绘，其实可能即来自巫术活动中对各种自然事物的想象性的驱使（今日小传统中犹有此种驱使自然对象的巫术残存）；《周易》中的“左旋知往，右旋知来”恐亦来自原巫术中身体动作的“左旋”“右旋”。已有学者论证八卦本与巫术舞蹈密切相关。〔32〕总之，本在巫术礼仪中作为中介或工具的自然对象和各种活动，都在这一理性化过程中演化而成为符号性的系统和系统操作。它日益对象化、客观化、叙事化，却又仍然包含有畏、敬、忠、诚等强烈情感和信仰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巫术活动演化为数字演算的符号活动中，仍然没有独立、至上的人格神观念的出现。相反，明显表现出的，仍然是人在神秘演算中的主导权和主动性。
与“巫”一样，但卜筮更突出了与君王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联系，因之便记录、保存也声张着某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经验。也就是说，不可思议、难以解说的“神意”“天示”与人们（氏族、部落、酋邦）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越来越相互组接渗合，“神意”、“天示”越来越获有某种经验的理性范例和解说。《周易》爻辞卦辞中保存了好些史实，〔33〕它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已与“神示”、“天意”混为一体。这也正是“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巫术的世界，变而为符号（象征）的世界、数字的世界、历史事件的世界。可见，卜筮、数、易以及礼制系统（详下）的出现，是由巫而史的关键环节。陈梦家说，殷代大量卜辞乃“王室的档案”，〔34〕李镜池说“（周易）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35〕前人也早说过：“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易也者，卜筮之史也”〔36〕（龚自珍），“天地、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此史之职也”〔37〕（汪中）等等。
《礼记·礼运》说，“王前巫而后史”。说的大概是空间。我愿将此释为时间，即将“史”视作继“巫”之后进行卜筮祭祀活动以服务于王的总职称。庄子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天下》）即此之谓。总之，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续，“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38〕另方面，“史”又毕竟是“巫”的理性化的新形态和新阶段，特征是对卜筮——“数”的掌握。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史”“巫”对天文、历法的掌握。这就是所谓“识天象”“知天道”。考古发现，仰韶早期墓葬中已有惊人的天文知识。它本与“巫术礼仪”相结合，是“巫”的重要内容。“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汉书·艺文志》），羲和之官，出自巫史。《礼记·月令》中星座与祖先合祭。星宿变化可用占卜测之以定人事吉凶，凡此种种，便是与祖先崇拜（祭祀）直接相关的巫术活动的遗迹。〔39〕文献大量记载“巫”“史”与“知天道”有关。“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国语·周语下》）“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史记·天官书》）以及《尚书·舜典》记日月星辰岁时，《国语·周语》记武王伐纣的大量天文历象，都是展示天象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直接关联。所谓“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主之，为民父母”（《吕氏春秋·不侵》），天地、政治、人事、鬼神通由卜筮数字互相牵连制约，而最终由王掌握。“知天”是为了治人，天人相通合为一体，仍然是“巫的特质”的伸延。“尧则天，禹敷土”是中国上古史的两大事件。“禹敷土”是治平洪水；“尧则天”显示在治水前的年代便有对天象的测定、遵循和使唤。“尧”作为儒家的第一圣君，正因为他是大巫师能“则天”。“则天”当然有数字演算，因此又与历法相连。〔40〕这些都显示出原巫术活动通由数字演算而秩序化程式化的理性途径。天象、历数乃上古显学。《周礼·天官》说，“史，掌官书以赞治”。“史”之所以能“赞治”，也就是因为“史”知“天意”，而与人事相连。
除了上述历史经验和天象历数两大因素外，“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还有另一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军事活动。“国之大事，曰祀与戎”。祭祀（祖先）仪典与军事行为是上古君王所领导从事而关系乎整个氏族、部落、酋邦生死存亡两件最为重大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红山文化中，已“一致显示神权、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41〕中国上古战争之多，规模之大，恐为世界史上所少见。“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罗泌《路史》）。中国兵书成熟之早，就是明证，因为它是无数战争经验的结晶。在远古和上古，战争的领导者是集神权、王权、军权于一身的大“巫”，但战争的胜负，客观上在很大程度却取决于能否理性地策划和制订战略战术。我曾强调说过：“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因为任何情感（喜怒）的干预，任何迷信的观念，任何非理性的主宰，都可以立竿见影的顷刻覆灭，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必须先计而后战，如果凭感情用事，听神灵指挥，可以导致亡国灭族，这是极端危险的。所以《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2〕孙子还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作为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巫”“君”，其从事的“巫术礼仪”自然不能不受到这一方面经验教训的制约影响，从而使原巫术活动中的非理性成分日益消减，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成分日益增多和增强，使各种神秘的情感、感知和认识日益取得理性化的解说方向。战争经验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中国思想历史的进程“由巫而史”，日益走向理性化，而终于达到不必卜筮而能言吉凶，有如荀子所讲“善为易者不占”的阶段。“易”本即是占卜，为“易”而不占，这就要到周公特别是孔子的时代及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