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仁”与“诚”

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曾以为，“孔子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52〕拙作《论语今读》说：“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53〕“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54〕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二十年来我所宣讲的“情本体论”，其本土根源盖亦出自此巫史传统。

以前也反复说过，孔门儒学既非西方的哲学，也非西方的宗教，却具二者功能。其关键就在于：它是以培育塑建人性情感为主题、为核心。所以，它不止有理智、认识的一面，而且更有情欲、信仰的一面。孔子以“仁”释“礼”，强调“礼”不止是语言、姿态、仪容等外在形式，而必须有内在心理情感作为基础。“礼乎礼乎，玉帛云乎战？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为当时“礼”制已完全沦为仪表形式，失去原有作为内在心理对应状态的畏、敬、忠、诚的情感、信仰，于是孔老夫子才如此大声疾呼，大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求追回原巫术礼仪所严厉要求的神圣的内心情感状态。但这一“追回”又并不是真正回到原始巫术礼仪的迷狂心理。因为时移世变，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之孔子所要“追回”的，是上古巫术礼仪中的敬、畏、忠、诚等真诚的情感素质及心理状态，即当年要求在神圣礼仪中所保持的神圣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经孔子加以理性化，名之为“仁”。孔子要求将“仁”落实在世俗的日常生活、行为、言语、姿态中。《论语》讲“仁”超过百次，每次都不同。“仁”并无概念规定，随具体情境、对象而参差出入。“仁”既远（“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又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既易（“有一日用力于仁者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难（“回也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既单纯（“仁者爱人”）又复杂（“未知，焉得仁”等等）；既不是某种特定的形态，非常灵活；又与各种心态、才能（如达、果、清等等）坚决区分，相当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似从无达诂。看来，它乃是以亲子情（孝慈）为主轴，辐射开来却具有神圣性质的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心理的概括总称。在这里，孔子一方面关上了巫术礼仪中原有的神秘之门（“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鬼，焉能事人”），另方面却强调巫术礼仪中敬、畏、忠、诚、庄、信等基本情感、心态而加以人文化、理性化，并放置在世俗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使这生活和关系本身具有神圣意义，从而对“礼”作出了伦理心理学的重新阐释。《礼记·哀公问》“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爱人，礼为大。所能治礼，敬为大。……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欤’”。孔子将上古巫术礼仪中的神圣情感心态，转化性地创造为世俗生存中具有神圣价值和崇高效用的人间情谊，即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以之作为政治的根本。它既世俗又神圣，既平凡又崇高，“仁”因之成了人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这就是孔子继周公之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完成了外在巫术礼仪理性化的最终过程，孔子释“礼”归“仁”，则完成了内在巫术情感理性化的最终过程。他们两位的伟大历史地位即在于此。周孔并称，良有以也。巫术礼仪内外两方面的理性化，使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科学与宗教、理性认知与情感信仰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场景。巫术礼仪理性化产生的是情理交融，合信仰、情感、直观、理知于一身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信念形态。

不久前出土的郭店竹简有大量篇幅论述、描写人的情感心理，并一再强调“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这正是原典儒学的传统。从孔子到《中庸》，到孟、荀，无不如此。特别是《中庸》的好些段落、章句，如“至诚之道，可以先知”，“不诚无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尽管已完全抽象化、理论化，但从词句到内容，仍然清晰地折射出原巫术礼仪认为内心力量可以支配外物以至天地，既主观能动又神秘难解的原始渊源。包括《荀子》对“诚”的强调、《礼记》对音乐能和合天地、具有巨大政治功能等的夸张阐释，均同此。〔55〕

中国上古是发展得非常完备的氏族社会，其统治特重“礼乐”。“礼”以治身，“乐”以治心，即一讲外在仪文规范（礼），一讲内在心性情感（仁）。俞正说：“通于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礼”也从“乐”出，“乐”治心比“礼”治身更为重要。儒家一直强调“得民心”。〔56〕它是中国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内在核心：归结为心理情感，不同于希腊开始的以理性为核心的西方传统。西方的理性来自人格神的上帝；如果上帝死了，不仅情感无着，理性也无足恃。中国不然，由巫、史走向的是充满理性精神的道德—伦理本体的建立。孔子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马王堆帛书·要》）这不必是孔子所说，但确是将巫史理性化的原典儒学（荀学？）精神。承续此同一精神，继原典儒学之后，“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汉儒那里或宋儒那里，无论‘天’作为‘气’的自然或作为‘理’的精神，虽然没有完全去掉那原有的主宰、命运含义，但这种含义确乎极大地褪色了。汉儒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和宋儒的心性理气的本体论从内外两个方面阻碍了‘天’向人格神的宗教方向的发展。”〔57〕从而，情感和理性都依据、归属和根基在这世间人际，此即我所谓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之所以能如此，正是由于它们承继和发展了上述“巫史传统”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