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与“礼”
到周初，这个中国上古“由巫而史”的进程，出现了质的转折点。这就是周公旦的“制礼作乐”。它最终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过程，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根本。
“德”和“礼”是这一理性化完成形态的标志。
文献中，周初以“敬德”“明德”著称。周金中多见“德”字。“德”作何解，众说不一。我以为，它大概最先与献身牺牲以祭祖先的巫术有关，是巫师所具有的神奇品质，〔43〕继而转化成为“各氏族的习惯法规”。〔44〕所谓“习惯法规”，也就是由来久远的原始巫术礼仪的系统规范。“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
周初讲的“德”，处在第二个阶段上，“德”在那里指的是君王的一套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行为，而主要是祭祀、出征等重大政治行为。日久天长，它与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酋邦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要求、习惯。也就是说，“德”首先是与“祀”、“戎”等氏族、部落、酋邦重大活动相关的非成文法规。“德”在周初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位置，与周公当时全面建立以王的政治行为为核心的氏族—部落—国家的整套规范体制即“制礼作乐”有关。这个“制礼作乐”的“德政”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敬”与“礼”。
“敬”即畏敬，包括恐惧、崇拜、敬仰种种心理情感。周初文诰中多“敬”字。它源于上古的“巫术礼仪”，是原始巫术活动中的迷狂心理状态的分疏化、确定化和理性化。但一直到孔子和《论语》一书，“敬”仍然保留了对神明的畏惧、恐怖、敬仰的情感特征。这种对神明的“畏敬”，恰恰有着巫术礼仪的特质精神。我愿引用徐复观和牟宗三对“敬”的特征描述。徐复观说：“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牟宗三说：“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主体愈得肯定。”〔45〕也就是说，原典儒学讲的“敬”，不是如宗教（如西方基督教）那种否定自身（人）去投入上帝，而是感到自身生命、存在由于与神同一而获得肯定。徐、牟用上述话语所描述的这种“中国哲学的特质”，其实来源正在于巫术礼仪中的心理认识—情感特征：它不是指向对象化的神的建立和崇拜，而是就在活动自身中产生人神浑然一体的感受和体会。从而，从这里生发不出“超越”（超验）的客观存在的上帝观念，而是将此“与神同在”的神秘畏敬的心理状态，理性化为行为规范和内在品格。这也就是由巫术力量（magic force）逐渐演化成为巫术品德（magic moral）。这即是“德”的内向化或内在化，而最终成为首先要求于政治首领的个体品德力量。这也就是后世道德的张本。简言之，即原始巫君所拥有与神明交通的内在神秘力量的“德”，变而为要求后世天子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品质、操守。这种道德、品质、操守，仍然具有某种自我牺牲、自我惩罚、自我克制（如祭祀时必须禁欲、斋戒等等）特色，同时它又具有魔法般的神秘力量。所有这些，便都是原巫术礼仪的遗迹残痕。
“德”的外在方面便演化为“礼”。“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左传·桓公二年》）。这也就是“礼”。郭沫若说：“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德的客观上的节文，……是明白地注重在一个敬字上的。”〔46〕《说文》：“礼，履也，……，从示从豊。”“示，神也。”可见“礼”本是巫君事神衷心敬畏的巫术活动。例如前述的“禹步”。这当然也是巫君的最大德行。德、巫、礼本紧密相连。《礼记·祭统》：“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首先是从原巫术祭祀活动而来，但经由历史，它已繁衍为对有关重要行为、活动、语言等一整套的细密规范。“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记·祭统》）“祭”作为巫术礼仪，使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一切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等差安排。因为祭祀主要对象是祖先，从而与祖先因血缘亲疏关系不同，而有不同的等差级别的区分。这种区分严格呈现在祭祀的仪式、姿态、容貌、服饰等等具体形式规范上。这也就是所谓“礼数”。“礼”也是一种“数”。《礼记·郊特牲》：“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这里所谓“数”，也就是指上述规范化了的各种秩序、过程、行为、规矩等种种细节。“其义难知”，就是一方面如荀子所说“（礼）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另方面，天子必须掌握了解它的“意义”，才好治理天下。“礼”作为非成文的规范，所谓嘉、凶、吉、宾、军五礼，以及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等等，既是严格要求的各种行为规矩的仪文细节，又是具有严重神圣意义的道理。在这里，“礼”就成了“理”。《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它囊括了人的公私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到“朝廷”的官职分工、等级秩序（《周礼》），以及“分封”、“嫡长继承”等政治体系，〔47〕小到个人（主要是氏族贵族）起居饮食，应对进退（如《仪礼》所规范），所有这些无不缕举列述，给予明确准则，这也就是“礼数”。这“礼数”原出于巫术活动中的身体姿态、步伐手势、容貌言语等等。它的超道德的神圣性、仪式性、禁欲性都来自巫。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8〕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上古祭祀祖先、沟通神明以指导人事的巫术礼仪，全面理性化和体制化，以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准则，此即所谓“亲亲尊尊”的基本规约。“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可见，所谓“德治”也就是“礼治”。“由巫而史”的“数”，就不仅是筮卜，而且也包括“礼数”。这也就是为什么由“礼数”所建立的人际世间关系（夫妇、父子、君臣……），却具有神圣性质的根本原因。“礼”既是“数”，又是“理”，又具有神圣性质。它包罗万象，沟通天人，替代了巫术、卜筮，成为“推定人的吉凶祸福”的理性判断，是中国伦理、政治、宗教三合一特征的坚实基础。〔49〕“礼”由巫术礼仪，演化至天地人间的“不可易”的秩序、规范（“理”），这一人文化理性化的进程，也就大体完成。
与大讲“德”“敬”“礼”的同时，周初突出了作为主宰力量的“天命”、“天道”的观念。如前所述，由于巫术礼仪中的神明是在过程而非对象，延续到这里，“天”即是“天道”、“天命”，而不是有突出意志、个性的人格神。相反，它与人可以测度理解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等自然秩序倒混同在一起。于是，“天道”、“天命”的基本特征是：永远处在行动中变化中，与人的生存、生命、活动、行为相关联。在中国，“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天”、“天道”、“天命”、“天意”总是存在和呈现在“人道”之中。从而，此“道”很难成为超验对象，而只能是呈现在“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中，在人及万物的生命、生长中，在君王的德政和礼制中，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奋斗中。《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说：“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朱熹注：“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无穷也。以此亦祭文王之诗。”“天道”、“天命”不仅与人在一起，而且人（君王）的德政善行还能使“天道”、“天命”归属于他。由此可见，第一，与巫术活动一样，人的主动性非常重要，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天命”、“天道”的归属与否。第二，与巫术中的“神明”一样，“天”作为“天道”、“天命”，是功能性观念，而不是通过实体（substance, entity）来了解和建立的有鲜明意志和个性的人格神。《礼记·表记》说“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都是这个意思。“鬼神”作为人格，总是迷信的对象，而并非那运行流动富有生命力的“天命”、“天道”。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说文》：“圣（聖），通也，从耳。”所谓“从耳”即“闻天道”。而口则是发号令，所以，“圣”也即是“王”（《易传》：“圣人之大宝曰位”）。“圣”一方面通神明（内），另方面治百姓（外），这也就是“内圣外王”的来源。正如《易传》所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岂不是一幅相当清晰而完整的神通广大的大巫师（巫君）的标准形象？这也就是上古的“圣人”。〔50〕此外，如“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以知来，藏以知往”，等等等等，便都是前述的巫—卜筮—史相当准确的描述。从“巫术礼仪”的理性化过程说，它是由“巫”而“史”而“德”、“礼”。从巫师本身的理性化过程说，它是由“巫”而“圣”，由“巫君合一”而“内圣外王”，即由原始的通祖先接神明，演化而为“君子”的“敬德修业”、“自强不息”，而最终为“圣人”的“参天地，赞化育”。“圣”是“巫”的理性化的延长和放大，成为后世儒学顶礼膜拜的理想。
总起来看，“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向无确解。我以为，这说的正是这两个方面，亦即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异。孔子告诫当时儒者〔51〕不要成为民间老百姓（小人）的巫师神汉，而要成为士大夫所应承担的“圣人”礼制的守卫者和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