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为了钱而研究历史,而是研究钱币中的历史。货币——尤其是钱币——能为我们提供有关世上文明发展的大量信息。作为一名古希腊古罗马研究者,我的研究常常依靠钱币,因为其他无法久存的史料已经消逝了。本书中讨论的大多数文物钱币都已历经多个世纪,很可能还会存世更久,无论是纸莎草、纸张还是羊皮卷都无法与之比肩。钱币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信息载体,不可忽视。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钱币研究被称为钱币学(numismatics,new-miss-mat-icks),而那些收集、整理和研究钱币及相关物品的人则被称为钱币学家(numismatists,new-miss-mat-ists)。这些术语并不广为人知,与之相关的许多成果更是无人知晓。公众理应对钱币学和钱币学家有更多的了解,为此,我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申请了公共学者项目资助。此类基金用于支持作者以面向大众的写作风格呈现严谨深入的研究成果。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方便学者与其他专家进行交流,而是使科研人员能够让公众参与探索一个鲜有人关注和了解的课题。我有幸获得了这笔资助,非常感谢它给我提供了完成这个项目的机会。当然,本书中的所有研究成果和观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立场。我还要感谢休斯敦大学提供的CLASS图书完稿补助金,以及美国钱币学会在插图方面给我提供的帮助。
许多学识渊博的同事给了我很多建议和支持,尤其是斯坦利·伯斯坦(Stanley Burstein)教授和卡罗尔·托马斯(Carol Thomas)教授在我申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时的不吝支持,使我受益匪浅。多年来,卡门·阿诺尔德-比乌奇(Carmen Arnold-Biucchi)、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奥斯蒙德·波佩拉奇(Osmund Bopearachchi)、奥利维尔·波尔多(Olivier Bordeaux)、李·布莱斯(Lee Brice)、皮埃尔·坎邦(Pierre Cambon)、亚历克西斯·卡斯特(Alexis Castor)、克里斯蒂娜·克拉梅罗蒂(Cristina Cramerotti)、弗朗索瓦·德·卡拉泰尔(François de Callataÿ)、理查德·多蒂(Richard Doughty)、尼戈拉·德武雷琴斯卡娅(Nigora Dvurechenskaya)在考古学、档案学和钱币学方面给予了我帮助和启发,在此一并致谢史蒂文·埃利斯(Steven Ellis)、辛西娅·弗里兰(Cynthia Freeland)、杰拉德·福斯曼(Gérard Fussman)、奥利维尔·戈尔斯(Olivier Gorse)、威廉·格雷夫斯(William Graves)、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rierson)、弗朗西斯·约瑟夫(Frances Joseph)、乔里昂·莱斯利(Jolyon Leslie)、夏洛特·麦克斯韦尔-琼斯(Charlotte Maxwell-Jones)、亚历山大·奈马克(Aleksandr Naymark)、瓦列里·尼科诺罗夫(Valerii Nikonorov)、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克里夫顿·波特(Clifton Potter)、穆罕默德·法希姆·拉希米(Mohammad Fahim Rahimi)、爱德华·雷特维拉泽(Edvard Rtveladze)、塔拉·斯韦尔-拉萨特(Tara Sewell-Lasater)和彼得·范·阿尔芬(Peter van Alfen)。这些人都不对我的错误或解释负责。
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其优秀的编辑和制作人员。尤其是执行编辑斯特凡·弗兰卡(Stefan Vranka),感谢他永不枯竭的智慧和幽默。我还要感谢高级制作编辑梅丽莎·亚努兹(Melissa Yanuzzi)对本书的贡献。出版社几位外部读者的建议是非常宝贵的,我衷心感谢布鲁克林学院和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古典学副教授利芙·雅洛(Liv Yarrow)博士博学而有益的评论。
18个月前,我在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状态下开始了本书的写作。那时,我的视力尚可,可以自己看书,新冠病毒这个词还没有挂在每个人的嘴边。我之所以能够熬过这段视力受损和疫情管控的时光,多亏了一个人。我把这本书献给她,她是我的眼睛、编辑、读者、司机和坚定的伙伴。我希望,这些书页无愧于琳达自50年前我们第一次约会以来对我的意义。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2020年5月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