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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初的钱币学家

时间可以把一切都撕碎和吞没,但这些小小的金属片,似乎磨坏了时间的牙齿。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钱币:论纪念章》(Numismata:A Discourse of Medals)

1697年,钱币学家约翰·伊夫林宣称,作为古老年代的纪念物,钱币超越了所有其他物品。他甚至认为金字塔是“死气沉沉的哑巴,没有任何灵魂”,而从小小的钱币中他不但看到持久力,还有辩才。 两个世纪后,牛津大学学者查尔斯·梅德(Charles Medd)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很明显,古代不可能给后人留下比其丰富多彩的钱币更具有广泛指引和启示意义的纪念物了。” 克里斯蒂安·约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ørgensen Thomsen),这位首次提出人类早期文化三大时代(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学家写道:“钱币是距今久远的时代流传给我们的最有趣、最重要的古物。” 将钱币同时视作古物和史料并非这些学者的首创,事实证明,这种尝试几乎与钱币本身一样古老。

古希腊人喜欢研究一切事物的爱好使他们成为天生的钱币学家。因此,虽然古希腊人并非钱币的发明者,但他们是最早记录钱币研究的人。因此,钱币学的名称取自古希腊语中的nomismata一词是恰如其分的,希罗多德在研究钱币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时首次使用了该词。 柏拉图的追随者们将一篇探讨了金钱意涵的论著归名于他,文中指出不同文化对于什么是财富形成了互不相容的观念。 该文声称迦太基人将装有未知物品的密封袋子作为货币,埃塞俄比亚人则使用刻有图案的钱石(money-stones)。我们已了解亚里士多德对钱币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假设,他推断钱币的发明是为了给农民和工匠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提供经济上的便利。

据亚里士多德所述,古希腊人会仔细观察他们的钱币,这种习惯是科学探索所需的重要天赋。 钱币的无数种类、币文和估值让古代使用者兴趣盎然,而我们现代人逐渐丧失了这一兴趣。今天,很少有人会仔细检查每一袋零钱、对造币厂带来的新的且值得关注的内容翘首以待。钱在我们的双手和口袋中流转,几乎无需一瞥。如果我们像希腊人一样没有口袋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裤子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野蛮人的服饰,所以古希腊人有时会把小钱币含在嘴中,在需要时吐出,并将多余的放回去备用。由于人类天生喜欢检查进入或离开他们口腔的任何东西,一个古希腊人可能比你我更关心自己的钱币。公元前5世纪,喜剧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曾拿一个粗心大意的可怜古希腊人调侃道:

两天前,那个无赖莱西斯特拉托斯在鱼市给我们支付的德拉克马找零时骗了我。他塞给我三片鱼鳞,我把它们塞进嘴里,以为是小钱币(obols,图4.1)。鱼鳞的气味让我很不舒服,于是我把它们吐了出来!

一个人如果想将微薄的财富含在嘴里到处跑,就必须留意什么是当时的法定货币。阿里斯托芬描述了一个古希腊人在市场上卖葡萄时的苦恼,他把铜币塞进嘴里,然后腮帮子鼓鼓地去找另一个小贩买一袋面粉。等他赶到时,政府已经对货币进行了改革,宣布他嘴里的铜钱不能再用来付款。

图4.1 雅典银奥波,正反面分别为雅典娜头像与猫头鹰图案,仅重0.69克,即阿里斯托芬提到的“鱼鳞”。ANS 1944.100.2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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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之间的这类日常琐事引发了更深远的思考。作为世界上最早的钱币学家,古希腊人试图理解钱币在更广博的世间诸事中的作用。他们思索使用钱币的文化与不使用钱币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例如,在公元前1世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发现,不熟悉钱币的蛮族没有能力准确地称量物品,也无法理解任何大于100的数字。 阿里斯托芬讥讽一个住在雅典的斯基泰人连一枚用于支付嫖资的德拉克马钱币都没有,这个外邦人不得不用自己的箭囊来换取她的青睐。 钱币需要人们具备一定水平的抽象思维、数学能力、符号学和文学素养。它们与其他一些具有变革性的发明,如语言和艺术,并肩而行,成了不知疲倦的伙伴。 2世纪,普鲁塔克将钱币与语言直接联系起来,将其视为储存和传播知识的手段:

我们使用语言正如同在贸易中使用钱币——我们接受自己熟悉且广为人知的钱币,即使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价值也不尽相同。曾有一段时间,各种歌曲和诗句被人们用作言语中的钱币,记录了所有历史、哲学和其他值得崇高表达的事物。

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忒奥尼斯(Theognis)将钱币这一新发明隐喻为道德行为,而将一个欺诈的人比作伪造的钱币。

另一方面,一些惶恐不安的传统主义者对铸币的看法就像后人对钟表、印刷机、汽车、航空旅行和计算机的到来一样充满怀疑。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其公元前5世纪的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让暴君克里昂(Kreon)怒斥道:“钱币!我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比这更糟糕的东西,它破坏国家,掏空家庭,传授可耻的德行,鼓励犯罪,带来亵渎!” 这种物的能动性彰明较著、充满不祥,预示着今天待在“讨厌的罐子”里的钱所遭受的挫折和恐惧。由于钱币的力量,古希腊人将其与他们最伟大的立法者联系在一起:雅典的梭伦(Solon)、阿尔戈斯的斐顿(Pheidon)和斯巴达的来库古(Lycurgus)。斯巴达人制定了法律,禁止拥有可能腐蚀其价值观的钱币;他们用沉重的铁棒作为货币,以阻止与其他城邦的贸易。 1世纪,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指责第一位铸造古罗马金币的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他向往荷马时代的“美好时光”,那时人们使用牛皮、铁和奴隶,以牲畜的价值为基础进行贸易。 这些道德和哲学的警钟在钱币出现的地方长鸣,比如在古代中国,以及在犹太地区尤其有名,希腊文新约告诫道:“一切坏事的根源就是贪财。”

金钱意味着权力。阿里斯托芬告诉他的观众,金钱使宙斯凌驾于其他诸神之上,也在战争时期使一国凌驾于另一国之上。 因此,货币必须被置于严密的保护和无情的监管之下。制造假币者对国家主权构成了威胁,通常会被处以流放或死刑的惩罚。 假币会被定期从流通中回收,存放在神庙中,例如放在一个贴有“伪造的斯塔特”(stateres kibdeloi)[1]标签的密封箱中。哪怕合法的铸币也可能被禁止。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下令其海军联盟(一个事实上的帝国)的成员必须停止铸造自己的钱币,而改用雅典的钱币。 因这一法令退出流通的钱币须被交出,然后重铸成雅典的“猫头鹰”钱币。传令官们在爱琴海上四处宣扬,每个市集中都竖起了刻着法令副本的石碑。如果没有互联网,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货币管理条例的抄本,这让古代的购物者瞠目结舌。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另一项法令对钱币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市集中有城邦货币监察员巡逻,任何人都可以将可疑钱币交给他们检验。这些监察员通过仔细观察钱币的图案、触摸和闻嗅钱币,最终聆听真币掉落在坚硬表面时发出的响声来履行职责。其中最后一项技能好似高超的音乐家所具备的技能。 被确定为假币的钱币会被划上一道深深的刀痕,并不再流通。其他的钱币被视为法定货币,商人必须接受,否则他们的商品将被没收以作为惩罚。

买家、卖家、货币监察者和铸币负责人都是钱币学的实践者。 哲学家们提醒统治者,他们有义务决定并执行三项关键指令:铸造何种钱币、何时铸造以及铸造多少。 这就需要他们依据经济状况对货币供应量有一些粗略的认知,并简要了解可以恰好反映当前事件的钱币类型和币文。公元前5世纪,利基翁(Rhegium)的僭主阿纳西拉斯(Anaxilas)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骡车比赛中获胜,因此他在其发行的钱币上庆祝了这一事件,如图4.2所示。 在下一个世纪中,马其顿的腓力二世通过钱币展示了他在奥运会赛马中的胜利,以此证明他的财富、声望和作为希腊人而非蛮族的官方地位(彩插图11)。

与其父亲所发行的奥运题材钱币不同,腓力之子亚历山大发行了一系列军事主题的特殊大象币章,以庆祝他在印度海达斯佩斯河(Hydaspes)战役取得胜利。 币章上彰显了这场胜利的神圣意涵,其正面描绘了国王向骑在大象上的敌人刺出利矛,背面则是扮作宙斯之子,由胜利女神加冕并挥舞着闪电束的亚历山大(图4.3)。近500年后,我们在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铸造的一些金币背面可看到类似的信息(图4.4)。

▲图4.2 利基翁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478—前476),正反面图案分别为骡车与野兔。ANS 1944.100.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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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亚历山大大帝于东方打制的10德拉克马银章(前326—前323),正反面分别为亚历山大攻击波鲁斯王的战象图案与亚历山大手持雷电束接受胜利女神加冕的情景。ANS1959.2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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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时期发行的奥雷金币(171—172),正反面分别为马可·奥勒留肖像与手持雷电束接受胜利女神加冕的马可·奥勒留。ANS1966.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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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古代统治者对钱币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兴趣,因为他们对其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即使是负责铸币的低级年度行政官员(tresviri monetales)也为自己有权选择钱币设计而欢欣鼓舞。这些刚刚开始政治生涯的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任何钱币样式,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自己祖先的成就,以大肆宣扬自己家族的历史。古罗马人甚至会在钱币上夸耀自己的祖先与在今天看来极为邪恶的事件有所关联。公元前89年,一位名叫卢修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Lucius Titurius Sabinus)的铸币官在钱币上描绘了古罗马早期公民暴力绑架新娘的故事,即臭名昭著的“劫掠萨宾妇女”事件(图4.5)。 尽管发生了性侵犯,但这次袭击使古罗马人和萨宾人走到了一起,这对后来的铸币者来说是一个“骄傲”的时刻,因为他的姓氏反映了其萨宾血统。这类证据对于研究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和宣传有极高价值。

图4.5 古罗马发行的第纳尔银币(前89),正反面分别为提图斯·塔提乌斯(Titus Tatius)头像与古罗马人掳走萨宾妇女的场景。ANS 1937.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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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官对古罗马货币的了解远不止这些,他们还稔熟于历史上的前辈们多年来铸造的各类钱币。负责为恺撒、庞培、安东尼和屋大维等雄心勃勃的统领发行将帅钱币的精明铸币者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是一位实践型钱币收藏家。他养成了收集各种类型钱币的习惯,包括外国钱币和古代国王的铸币,这种兴趣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和祖父。事实上,奥古斯都的政治对手曾蔑称他的父亲和祖父为“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商”, 而奥古斯都则从父亲和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些古钱币。奥古斯都偶尔会分发一些收藏的钱币作为有价值的礼物,这表明其他人也在收集它们。 钱币通常在新年时被作为礼物赠予他人。人们可能发现了一些完整的古代集藏,例如在塞浦路斯岛的库里翁(Kourion)出土的一组藏品,以及2021年在以色列发现的由悉心挑选的哈斯蒙尼(Hasmonean)钱币组成的窖藏。

正如第2章结尾处所示,古代统治者熟知前朝的铸币。其中一些对钱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委托工匠重新复刻古币的样式,其中一些钱币距当时已有300年的历史,而这些古币的原型显然仍存世并可用于复制。 这些原型可能来自由专家管理的国家收藏。这样的人肯定是存在的,并被请求提供历史信息。古罗马档案学家和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引用了尼禄(Nero)发行的一枚用以颂扬这位皇帝音乐才华的古币。 更令人瞩目的是,希腊地理学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在2世纪时能够描述500年前在特洛伊兹恩(Troezen)铸造的一枚钱币,其正面是雅典娜头像,背面是三叉戟图案(图4.6)。 古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在3世纪时也知晓早期的钱币设计,例如一类宣扬恺撒在3月15日被刺事件的钱币(图4.7)。

一些文本中甚至提到了虚构的皇帝和虚构的钱币,比如在虚构的罗马皇帝菲尔姆斯(Firmus)的案例中对其钱币的记述。 事实上,根据博学多识的老普林尼的说法,一些古罗马人成了研究赝品和伪造钱币的专家。在帝国时期,一些买家愿意支付高价将精选的赝品纳入自己的收藏:“现今,伪造的银币已成为悉心研究的对象,人们实际上愿意付出真币来购买一枚假币。” 现代钱币学家仍然对假币情有独钟,因为它们是钱币史的一部分,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大多数重要博物馆都将假币收藏在所谓的“黑柜”中,供学者研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1663年5月19日,星期二)中记录了他对一些伪造的格罗特(Groats)钱币的钦佩之情,以及能够收藏其中几枚的喜悦。无论如何,在现代市场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少担心假币问题。我们的小额零钱根本不值得犯罪分子浪费时间,因而大额纸币更容易成为造假者的目标。以收藏市场为目标的假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微小机械改动,即所谓的“用工具修整”,就能让一枚廉价的普通钱币拥有罕见而珍贵的造币厂徽记或其他特征。一枚价值连城的真币可以被翻模,或者用以制作新的模具来打制更多假币。对于历史学家和钱币学家来说,这些事情很重要,但对于钱币及其模因(meme)而言,只要复制的行为持续进行,真伪的概念就略显多余,例如这枚仿造著名的“3月15日刺杀事件”钱币的古代赝品(图4.8)。熟练的造假者有时是模因的最好朋友。

▲图4.6 特洛伊兹恩打制的德拉克马银币(前431—前370),正反面分别为雅典娜头像和三叉戟图案。ANS 1941.15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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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恺撒的行刺者发行的第纳尔银币(前43—前42),正反面分别为布鲁图斯头像与自由帽和匕首图案,带有币文“三月十五”(EID MAR)。ANS 1944.100.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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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当然可以研究各类货币而不局限于钱币,或者专攻钱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货币。顾名思义,大多数钱币学家追寻的是上述的第二种方向,尽管学术界有义务研究各种形式和功能的铸币。古代钱币学家并不总是具有从各类早期货币形式中辨识出钱币的能力,他们往往会将钱币的发明归功于某个著名的古代英雄。不过,他们还是说对了一些事。老普林尼撰写了一部简短的古罗马货币史,其中包括对拉丁语术语的注释,反映了铸币出现前称量金属的必要性。 例如,开支(expensa)指“称量”过的钱,津贴(stipendium)指士兵称量过的钱。拉丁语中称重(pendĕre)包含让天平盘自由摆动(pendĕre)之意。英镑(£)的现代符号中也蕴含着同样的动作,它源自拉丁语中一对自由摆动的天平,即libra。

图4.8 外层包银的铜质第纳尔(Fourré),是图4.7中所示钱币的古代仿造品。ANS 1947.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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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钱币学家研究钱币中的社会、宗教、军事和外交历史。传记作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记述了古罗马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的儿子提图斯(Titus)斥责其父对使用公共厕所征税的事件,皇帝提醒他的儿子“金钱不臭”(pecunia non olet), 以此为这种做法辩护。这个著名的箴言已经成为一款现代同名纸牌游戏的基础,玩家们通过在古罗马租借付费厕所来争夺利润。拥有一个花哨名字的作家苏格拉底·斯科拉斯提库斯(Socrates Scholasticus)记录了4世纪时异教皇帝叛教者尤里安(Julian)因在钱币上印异教信仰中的公牛而激怒了安条克的基督徒的事件(图4.9)。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在国家记录中发现,公元前190年,在马尼乌斯·阿西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的罗马凯旋式游行中展出了36.2万枚掠夺来的希腊钱币。 我们甚至有关于罗马帝国钱币如何抵达斯里兰卡并致使亚洲使团在1世纪被派往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宫廷的引人入胜的钱币学记载。 中国人也表达了对西方钱币的兴趣。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的一位使者报告说:“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图4.10)这对中国统治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因为他们的货币在传统上并不带有人像。

▲图4.9 安条克发行的叛教者尤里安铜币(361—363),正反面分别为尤里安肖像和公牛图案。ANS 1984.14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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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于拉格(Rhagae)造币厂发行的德拉克马银币(前123—前88),正反面分别为米特拉达梯头像和弓箭手试弓图案。ANS 1944.100.8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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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奇特的角色。根据古罗马法律,“神圣之物不可以货币价值衡量”,但反过来说,货币却可以被赋予神圣的价值。 据说,在古罗马,当奴隶拿着印有庇佑其臣民的皇帝肖像的钱币时,是不会挨打的。 提比略颁布法令,规定不得携带印有被神格化的奥古斯都肖像的钱币进入古罗马妓院或浴室,否则将被处以死刑。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春宫币(spintriae),这种带有性暗示的代币或许是用来代替钱币来支付给妓女的,尽管在妓院的发掘中一般不会发现这类文物。当古代人开始用皮袋携带沉重的现金时,人们普遍将皮袋与睾丸联系在一起。希腊的一张纸莎草纸显示,这种关联具有治疗效果:“要治愈肿胀的睾丸,系上钱袋的绳子,并在系每个绳结时念(无意义的)单词‘Kastor’一次和‘Thab’两次。” 钱币在许多文化中被赋予医学和宗教属性,有些被视为护身符和魔法护身符。 在古代晚期,人们将印有亚历山大大帝名字的钱币绑在头上和脚上以避邪。 后来,保加利亚出现了一种信仰,认为耶稣十字架的锯屑与熔化的金银混合在一起,被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制成了钱币。因此,古罗马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发行的任何带有十字架图案的钱币据称都具有治愈一切伤病的能力。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在弯折一位虔诚的国王的钱币时呼唤他的名字会引发奇迹。被折弯的钱币被神圣化并用于献祭,使其不再具有货币功能,它们之后可能会被供奉在祭坛或神龛上。英国国王亨利六世的奇迹编年史中含有许多弯曲他的钱币(图4.11)以治愈各种疾病和意外事件的受害者的例子,包括被车辆碾压、在婴儿床上被意外绞伤、被牛角刺伤、被烧伤以及被致盲的儿童。

图4.11 于加莱发行的亨利六世半克罗特银币(1422—1461),正反面分别为亨利六世头像和十字架。ANS0000.999.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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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描述了金钱的疗愈之力:

可是害着怪病的人,

浑身肿烂,惨不忍睹,

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

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

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

他们便会霍然痊愈。

当然,金章是一枚由国王赋予了威力的钱币,这里指的是忏悔者爱德华。在莎士比亚之后的几个世纪,一位名叫艾莉莎·多克·加里(Elisha Doc Garey)的前奴隶向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面试人员解释了他的非裔美国人祖先中的类似习俗:

奴隶们把镍币或铜币串在脖子上,以预防疾病。也有少数人佩戴10美分钱币,但这类钱币很难入手。

另一位前奴隶、亚拉巴马州的“蒂尔迪阿姨”——从事疗愈工作的柯林斯说:“将一枚带孔的钱币,通常是10美分钱币,系在脚踝上,可以防止中毒。” 其他人回忆起佩戴穿孔钱币来避免风湿病和邪恶咒语的往事。 这类护身符曾在许多美国奴隶居住区中出土。

早期的钱币学家对钱币如何融入人们生活中表现出广泛的兴趣。当观众涌向剧院时,他们会听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在台上台下谈论钱币和钱币学概念。 我们知道工薪阶层有一句谚语:“用于支付账单的是钱币,而非闲聊。”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普通的农民和渔民对钱币有相当多的了解,这要归功于古代世界最有趣的钱币学家之一,即1世纪的一位巡游犹太拉比。在他的旅行中,作为木匠儿子的耶稣很少谈到木工,但钱币学家耶稣却经常提到日常所用的钱币,并将其作为教学工具。他对当时货币的引用相当精确,无论是古罗马、古希腊货币还是犹太货币。他知道这些货币的各种类型、币文、面值和购买力,更重要的是,他希望他最卑微的听众也通晓这些事情。

由于17世纪《福音书》的英译者决定将古代货币换算成他们自己的货币,拿撒勒的钱币学家耶稣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所掩盖了。因此,影响深远的英王钦定本圣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耶稣所处的是单一货币世界,而且是使用当时读者所熟悉的英国货币的世界。当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钱币的相对价值时,他提到一个贫穷的寡妇只拥有两个小莱普塔(lepta)铜币。 他使用了正确的钱币学术语来描述这种在后世版本中被译者用英格兰常见的铜币“小钱”(mites)之名来指代的钱币种类。同样,在英王钦定本圣经中,我们发现“法新”(farthings)一词,实际上是指耶稣提到的古罗马阿斯和1/4阿斯。 当耶稣就钱币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发表著名的钱币学演讲时,他实际上使用的词是古罗马的第纳尔(denarius)银币,而不是1便士。 他邀请审问者检查钱币的类型和币文,也许是当时提比略发行的、后来被现代爱好者称为“供奉便士”的一枚钱币(图4.12)。耶稣随后宣称:“恺撒的归恺撒。”因为这显然是帝国的货币。

耶稣描述了一位妇女在灯下拼命寻找一枚丢失的德拉克马银币的场景,并将她的最终成功喻为拯救灵魂的喜悦。 耶稣的听众能够理解这位妇女的努力,也能从这枚钱币的相对价值中体会到她的欣慰,这一钱币学原理在今天被更通俗地称为“寻找因素”。 这种现象阻碍了高面值钱币从人类手中逃脱。耶稣甚至向他的追随者谈论过钱币窖藏的问题,他举例说一座埋藏的宝藏价值1塔兰特的银币,即6000德拉克马。 耶稣评论过用适当的钱币纳税的问题,有一次他自己和彼得都没有所需的2德拉克马钱币。于是他命令同伴去抓一条鱼,然后取来鱼嘴里的银币。 耶稣认为这类税是不公正的,却施展奇迹交了这笔税,以免触怒政府。钱币、税收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为钱币学家所关注。在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为披头士(Beatles)乐队创作的歌曲《税人》(Taxman,1966)的歌词中,这位苦闷的歌手感叹政府对人间的一切都要征税,但仍警告听众:“现在,我给亡者的忠告:申报你放在眼睛上的便士吧。”这是对往死者眼睛上放置钱币这一古代宗教仪式的有力引申,因为即使是死亡,税务官也要索取他的应得之物。

图4.12 于卢格杜努姆打制的提比略第纳尔银币(14—37),正反面分别为提比略头像和宝座上的女神像。ANS 1935.11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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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和他的追随者非常了解市场和钱币在复杂的地中海世界中如何运作。这些草根出身的人们对我们今天所说的“讨价还价”再熟悉不过。这种营销策略鼓励消费者以较低的单价购买额外的物品,例如1美元买2件或2美元买5件。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两只麻雀的价格是1铜钱(如图4.13所示),而在《路加福音》中,他给出了另一种价格:支付两倍价钱,即两枚阿斯铜币,可买5只麻雀。 比大多数人更精明的门徒犹大甚至能够一眼看出一定数量芳香油的价值相当于300个古罗马银币。 十二门徒中,他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管理钱财的责任。

图4.13 古罗马于提比略时期发行的纪念奥古斯都的阿斯铜币(22—30),正反面分别为奥古斯都头像与祭坛图案。ANS 1944.100.3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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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为了30个银币(可能是谢克尔)而出卖了耶稣(图4.14)之事令其臭名昭著。 长期以来,这些钱币在虔诚的基督徒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的作用是否像犹大一样,被更高的力量干预从而为了某种更高的利益行事?在历史上,这些银币是否有着更重要的角色?对此种银币的喜爱是否真的是万恶之源?种种猜测甚嚣尘上:根据一位福音书作者的说法,悔恨不已的犹大在上吊自杀之前将银币交还给了犹太公会(Sanhedrin)。 因为它们曾被用作血钱,祭司们不能将其隐蔽地放回圣殿的金库,于是他们用这些银币为穷人购买了一块墓地(据称就此实现了一个古老的预言)。另一种说法是,犹大自己用不义之财买下了这块地,然后他的肚子裂开,肠子撒在了墓地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30枚银币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的意义愈发重大。 中世纪时,人们认为这些被支付给犹大的钱币经历了一段非凡的旅程,这是将流通中的钱币赋予文学功能的另一个例子(见第2章)。 这个多变的故事变得非常受欢迎,并被翻译成许多语言,如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在12世纪编年史家维泰尔博的戈弗雷(Godfrey of Viterbo)的故事版本中,这些钱币(据称是第纳尔)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Terah)为亚述国王尼诺斯(Ninus)铸造的。那个时代不存在钱币,更不用说古罗马第纳尔了,当然,传说很少关注正确的年代顺序。根据这个故事,亚伯拉罕自己带着钱币去了迦南,并用这些钱币买下了埋葬他妻子的土地,这就是犹大事件的前兆。这些钱币随后为被妒忌他的兄弟们贩卖为奴的约瑟赎了身。钱币到达埃及,进入法老的国库。而后,这些钱币辗转至示巴女王、所罗门,最后到了尼布甲尼撒手中。这30枚钱币被东方贤士从巴比伦带到伯利恒,作为送给尚在襁褓中的耶稣的礼物。为了与贤士们携带黄金、乳香和没药的故事相吻合,银币暂时变成了金币。

图4.14 犹大接受30枚银币,中世纪壁画,瑞典布朗内斯塔德(Bronnestad)教堂

Stig Alenas/Shutter Stig Alenas/Shutterstock.com

未来的圣母玛利亚为了躲避希律王逃到了埃及,据说她把这些银币作为窖藏埋了起来。这处窖藏后来被牧羊人发现,并交给了一位占卜出了银币真实来历的亚美尼亚占星家。他把出生礼物还给了耶稣,耶稣将这30枚钱币(现在又变回了古罗马第纳尔银币)供奉给耶路撒冷的圣殿。祭司们拿到了这些钱,因此能够支付加略人犹大协助抓捕耶稣的费用。于是,耶稣的庆生钱币成了他死亡的元凶。传说中一半的钱币被用来购买他的墓地,其余的支付给守卫耶稣坟墓的士兵。 在充斥着这类传说的中世纪世界中,热心的钱币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寻找这些被施了魔法的钱币,并自然而然地声称在俄罗斯、法国和意大利等遥远的地方找到了它们。例如,现在由爱尔兰利默里克(Limerick)亨特(Hunt)博物馆收藏的一枚古代银币外沿镶嵌有一圈14世纪的金环,上面镌刻着“QUIA PRECIUM SANGUINIS EST”,意为“因为这是血的代价”。 这句话直接引用自武加大译本《马太福音》。 显然有人相信自己拥有那30枚银币中的一枚,并将其镶嵌做成吊坠佩戴。然而,与其他40枚据说也是当初犹大用以出卖耶稣的银币一样,它与这句圣经典故毫无关系。

时人对古币的兴趣并不总是与对它的理解和经验相匹配。而随着人们在所谓的罗马帝国衰亡后对货币的使用日益减少,该问题变得愈加严重。越来越多虔诚的欧洲信徒在钱币上将赫拉克勒斯误认为参孙,将维纳斯看成圣母玛利亚,将胜利女神视作天使(彩插图12)。他们把古罗马皇室的肖像想象成了圣经中的元老。 例如,481年前后,当克洛维(Clovis)埋葬他的父亲希尔德里克(Childeric)时,这座王室坟墓中随葬有一组非凡的金银币,其时间跨越了从罗马共和国到芝诺(Zeno)皇帝执政时期的5个世纪。这一展陈呈现了一系列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精挑细选的、拥有深厚文化意涵的钱币,显然意在被那些了解钱币的特权阶级观展者所看见。 当然,这只是一个精英子集,人数更多但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大众,可能很难理解这些文物。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世界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圣经神话和历史的融合。生活中相对缺乏小额零钱的普通民众再也记不起古代钱币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环境了。古罗马经济曾一度支撑起以白银和青铜为主、黄金为辅的广泛货币化。在奥古斯都时代,每个士兵和店主都知道,1枚奥雷金币(aureus)值25枚第纳尔银币(denarii),1枚第纳尔银币等于4枚塞斯特提斯黄铜币(sestertii)。塞斯特提斯之下又有面额更小的都彭狄乌斯(dupondius)、阿斯(as)和夸德兰(quadrans)铜币。这一系统在3世纪时失灵,到5世纪时西罗马帝国停止铸造银币。此后,罗马人开始使用4.5克的索利德(solidus)金币及基于其单位等分的小额金币,即塞米西斯(semissis)和翠米西斯(tremissis),此外还有一种面额很小的铜币,被称为努姆斯(nummus),重量不足1克。渐渐地,除了先令的前身——极小的翠米西斯外,其他面额也消失了。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族群偶尔发行的钱币保持着与古典过往的微弱联系。这种变化不利于有抱负的钱币学家。与此同时,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存在一种主要基于较重的富利(follis)铜币(图4.15)且与古老的金银铜复合体系有着一定相似之处的货币系统。钱币的币文主要使用希腊文,而钱币类型倾向于基督教主题。

大约从8世纪开始,在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下,银币在西欧被重新发展起来。翠米西斯金币为便士(或德涅尔)、半便士和法新银币所取代。这些钱币通常打制工艺较差,有些非常薄,以至于一面的图案盖住了另一面的图案,使两面所承载的意涵都受到折损。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产这些钱币,即只用一个模具在正面打上图案。这些所谓的薄片(bracteates,意为“叶状”)牺牲了钱币背面图案所承载的意涵以确保精选的模因得以在另一面得到完整呈现。单面钱币提供了一种无奈但优雅的解决方案。铸币权往往因王室授权或直接篡夺而分散,因此钱币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

图4.15 君士坦丁堡发行的拜占庭富利铜币(989—1028),正反面分别为耶稣头像和币文。ANS 1958.206.13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我们瞥见了欧洲某个地方的混乱时刻。一位匿名的中世纪修道士在抄写彼得罗尼乌斯(Petronius)的《萨蒂利孔》(Satyricon)手稿时,发现了这样一行拉丁文:“Ab asse crevit et paratus fuit quadrantem de stercore mordicus tollere.”对于熟悉古罗马钱币的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一个穷人起初只有一枚小铜币(as),为了致富,他不惜用牙齿从粪土中挖出一枚更小的铜币(quadrans)。”然而,这位僧侣在阅读和抄写这段文字时,遵循着他自己的中世纪思维方式,将“Abbas secrevit”写成了“Ab asse crevit”。 他的错误将“他最初只有一枚小铜币(as)”的意思变成了“修道院院长斥责了他”,将一个修士放在了文中钱币所应在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加洛林王朝和撒克逊时期,一些女修道院院长确实在不少造币厂行使过铸币的权力,这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女性对重量标准和钱币类型进行了持续的控制,她们主持铸造的钱币图像上具有独特的性别特征(图4.16)。

13世纪,钱币受益于城镇的发展、银矿的重新开采以及远距离贸易的复兴。国家、军队和大教堂的建设对钱币有了更多的要求。长期以来,新约中反对财富的禁令所塑造的大众对金钱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对福音书中所述“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3-24)这一情况的担心渐渐偃息。因此,钱币又开始大行其道。在弗赖堡,铸币厂的数量在1130年至1197年从9个增加到25个,到1250年增加到40个。 在英格兰,伦敦和坎特伯雷的铸币厂在1247年至1250年铸造了约7000万枚新的便士银币;到1279年至1281年,产量增至1.2亿枚。 与此同时,积极进取的威尼斯人推出了杜卡特(ducat)银币,它们在英格兰被称为“格罗特”,在法国被称为“格罗斯”(gros)。穆斯林和拜占庭金币的持续存在也使欧亚大陆的商业日益复杂。1231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在欧洲重新引入了金币,发行了西西里奥古斯塔(Augustales)金币,复现了古典钱币的设计和高浮雕。随后,佛罗伦萨于1252年发行了弗罗林(Florin)金币,威尼斯也在不久之后推出了杜卡特金币(ducato d’oro)。在混乱的钱币、习俗和贸易体系中穿梭,促使人们编纂了《行商使用指南》(pratiche della mercatura),其中最著名的版本是佛罗伦萨银行家弗朗切斯科·佩戈罗蒂(Francesco Pegolotti)在14世纪早期出版的。他的作品中包含一本钱币手册,尽管其范围仅限于满足旅行商人的需求。

图4.16 德国温岑堡(Winzenburg)女修道院院长贝娅特丽克丝二世(Beatrix II)发行的佩芬尼(pfennig)单面银币,德国(1138—1160),银币图案为手持福音书的女像。ANS0000.999.18058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在更高的诗学境界中,钱币仍然是善与恶的便捷隐喻。例如,但丁在《神曲》第24小节中将信仰比作金钱(moneta),其中圣彼得用钱币学上的术语询问作者:

(圣彼得)道:“现在这枚钱币经过了查验,

我们已知其成色和重量;

请你告诉我,在你的袋中是否有这枚钱币?”

我说:“我确实有一枚发亮而整圆的钱币,

其上的戳印让我毫无怀疑。”

中世纪时期,欧洲只有一部专门论述货币和铸币理论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出自1320年至1382年在世的法国学者主教尼古拉斯·奥雷斯姆之手。 在《关于钱币的起源、性质、法律地位和操纵的论述》(Treatise on the Origin,Nature,Legal Status,and Manipulation of Coins)中,奥雷斯姆探讨了发明钱币的原因、它们的组成和设计,以及谁是钱币的真正所有者——人民还是贵胄。他站在了人民一边——这相当勇敢,因为这本小册子是他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撰写的。奥雷斯姆可被称作第一位现代化的钱币学家,原因有三:其一,他试图将这一主题作为历史、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来全面处理;其二,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有助于制定经济政策;其三,他明确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观点。

在这一过程中,奥雷斯姆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阐述了物物交换和货币的出现。他对操纵货币牟利的弊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认为降低钱币的成色是一种可怕的罪过。他将法国的许多经济困境归咎于这种做法。最重要的是,他首次全面阐述了后来被称为“格雷欣法则”的定律。该定律指出,劣币必然驱逐良币。 换而言之,掺入杂质纯度较低的钱币的流通会将足色的优质钱币逐出市场,因为人们倾向于囤积优质钱币而使用劣质钱币进行消费。这一原理后来被称为“格雷欣法则”,以托马斯·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财政顾问)的名字命名,尽管早在1526年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就解释过这一原理,而所处年代更早的奥雷斯姆(Oresme)也对其进行过阐述。 关于这一现象的论述或许最早见于雅典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评论中。公元前405年,他曾开玩笑道,人们花的是劣质铜币,而不是最好的金币。 然而,格雷欣法则只适用于贵金属货币的流通,而不适用于信用货币。如果它们以相同的商品价格兑换,那么便宜的货币将取代昂贵的货币。这种情况最近一次发生于美国的《造币法》(Coinage Act)于1965年实施之时,当时优质的银币被铜镍合金币所取代。

至14世纪末,欧洲再次出现了存在三种流通金属的货币体系:金、银和铜/青铜。金币主要用于满足贵族和商人,而非大众的需求,因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高面值的钱币。租金、税收和布施都是用银币支付的,而穷人则依靠铜币来购买物品。虽然汇率并不总是稳定的,但在曾属于罗马帝国西部的这个地域上,金银铜复合货币体系在近千年来首次重新发挥作用。人们对钱币学家的需求即将重现。

[1]Inscriptiones Graecae II2,13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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