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告知前辈们我们实际上已经找到了回到铸币作坊的方法更会令他们惊讶的了。
——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古希腊钱币学五十年》(Fifty Years of Greek Numismatics)
在历史长廊的最深处,有一些名为古代的黑暗房间。在语言、时间和风俗习惯的阻隔下,这些空间空旷、宁静,遥远且难以接近。人类历史70%以上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些房间里。然而,在这里的数百万居民中,只有少数特权阶层的脚步声仍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回响,他们是步伐沉重的国王、王后和征服者,他们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克莉奥帕特拉、恺撒和君士坦丁。为他们效劳的无数臣民则默默无闻,仿佛从未存在过。与此同时,在长廊的一端,在许多狭小明亮、代表近代历史的房间中,无名者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愉悦。由于人口普查记录、报纸、日记、博客等资料的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纤毫毕现。对非贵族生活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很少远离当下,更不用说去历史的长廊深处,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看、可听的东西,当然,除非冒险家带着一盏特殊的灯前去,那盏灯可以照亮虚空,找到被遗忘的大众。
认知钱币学(cognitive numismatics)就是这样一盏灯,它是寻找那些曾在地球上生活和劳作,却未能够上传统史料门槛、被历史排除在外的人的最新方法。这种方法看似违反直觉,毕竟,钱币的本质似乎是崇高权力的延伸。它们是代表特权和自我放纵的人工制品,出自专横的帝王和官员之手。耶稣看着纳税钱问道:“这是谁的肖像和铭文?”“恺撒的。”这一回答已说明了一切:钱币属于皇帝,因为上面有他的肖像、头衔、名字、事迹和护佑他的神祇,而不曾传递关于这位巡回拉比和他的听众的任何信息。40年后,参与这场钱币学辅导课的人中有些仍然在世,并见证了其悲剧性的终章。另一位恺撒的名字和面孔出现在一枚钱币上,钱币上写有IVDAEA CAPTA(“犹太已被征服”),以及一个被缚囚犯和犹太王国拟人形象的哀悼场景(图10.1)。 这枚钱币,毫无疑问地,也经由古罗马元老院的法令归属于恺撒。
如此来看,钱币学似乎是一门精英自我陶醉的学问。由此人们常常将钱币学视作一门自上而下的学科,它更多地关注统治者,而不是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正如最近一位钱币学家所说:“钱币自然而然地将重点放在了发行钱币的国王身上,而非拓展对他们所处社会的了解,但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局限性。” 对于认知钱币学,这一前提并不成立:它并未放弃钱币作为一种国家官方媒体形式所传递给我们的一切,但同时也在钱币中增进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了解,可以作为将我们的知识边界向历史最黑暗的深处推进的跳板。
图10.1 古罗马发行的维斯帕先的塞斯特提乌斯铜币(71),正反面分别为维斯帕先和犹太王国拟人形象与被捆绑的俘虏。ANS 1944.100.41594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我们需要将这一步视作一场漫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文艺复兴时期,古物学家采用了一种简陋但可靠的方法,叫作“清单式钱币学”(Checklist numismatics)。 收藏家从文字史料中总结出的统治者名录出发,力图寻找其中每一位统治者统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钱币。每找到一枚代表性钱币,就从名单上勾掉一人,国王名录由此变为一柜子钱币。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收集古希腊城邦的类别或奥林匹斯诸神的钱币。虽然不利于进行深入的历史或经济分析,但以清单为重点的做法为越来越多的出土的钱币建立了序列,并为该学科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许多收藏者仍在追求清单式的钱币收藏,他们在预先印制的相册中填入不同系列的钱币(如美国分币或欧元)(图10.2)。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钱币依据越发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造币模式进行排列分组,尤其是在文献证据只能提供有限指导的情况下,促进了框架式钱币学的发展。有时,发现一枚不在任何已知清单上的统治者钱币迫使钱币学家将这位“新”国王或王后纳入更大的框架中。例如,1872年,一位阿富汗村民发现了一枚印有名为神显者柏拉图(Plato the God Manifest)肖像的古币,并将其转交给了当地一位名叫钱德拉·马尔(Chandra Mall)的古董商。马尔又将这枚古币的消息提供给拉瓦尔品第的一位名叫詹姆斯·乔治·德尔梅里克(James George Delmerick)的英国公务员。 因无法负担这枚钱币,德尔梅里克向孟加拉亚洲学会的秘书报告了其发现。几个月内,大英博物馆就筹集到了紧急资金,购买了这枚独一无二的钱币。 此后,真正的侦查工作开始了,学者们争相将这位国王和他发行的钱币归入相应的历史和钱币学语境。随着更多发现的现世,框架式钱币学研究将该钱币定位于公元前2世纪巴克特里亚的欧克拉提德王朝(Eucratid dynasty)(图10.3)。随着近代钱币学的多样化,研究者开始尝试年代学、谱系学、类型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新方法。学者们在研究窖藏、模具关联和其他技术特征的同时,通过学术团体和期刊更有效地分享他们的发现。摄影、光谱仪到计算机等一系列技术为我们了解古代宫殿以外的世界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视角,尤其是当时的整体经济环境,但重点仍然是独裁者、暴君和王朝。
图10.2 钱币收藏家的预印币册,这是“清单式钱币学”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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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将无法轻易纳入整体框架的钱币作为奇珍钱币学(Novelty Numismatics)中的异常现象来处理。这些钱币包括特异尺寸的钱币,如基什特-特佩出土的征服者阿明塔斯的20德拉克马银币(彩插图4、5),或欧克拉提德斯大王绝无仅有的20斯塔特金币,它们分别是古代世界打制的最大的银币和金币。其他奇珍还包括设计出人意料的钱币,如备受争议的亚历山大大帝生前打制的大象金章,昭示了他的神圣地位(图10.4)。由于其稀有性和特异性,这些奇珍钱币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但如果它们是真的,就往往能够改写历史。 例如,1900年在法国发现了一枚独一无二的钱币,证明了一位以前未被记录的罗马皇帝图密善二世的统治时期。然而,这枚钱币的真实性遭受了几代人的怀疑,直到2003年在一个确定的考古环境中找到了第二枚与先前的发现存在模具关联的钱币。
图10.3 巴克特里亚的柏拉图国王4德拉克马银币(前2世纪),正反面分别为柏拉图和驷马战车中的赫利俄斯。ANS 1995.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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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图密善二世钱币来自牛津附近农田中新出土的一批窖藏。从历史上看,在人口增长的阵痛期,人类越是积极地耕种和建设,就越能开垦出更多的土地,发现更多的钱币。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窖藏重见天日,发现者多为农民和建筑工人,而非考古学家。精确且经济实惠的金属探测器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寻宝俱乐部,其结果可想而知。各国之间,甚至经常是每个国家内部对拾获财产(无论是遗失、误失还是遗弃)在法律上的定义和处置都不尽相同。 只要国家和国际法律体系崩溃,如在中东、非洲和中亚的不稳定地区,盗掘就可能发生。从叙利亚到阿富汗,持续不断的战争为许多高科技盗掘者提供了掩护。因此,在过去的40年里,抢救性钱币学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分支领域。为了尽可能挽救更多钱币,细致详尽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变得仓促建立或被修改,因地制宜,以便在糟糕的情况下发挥最大作用。抢救性钱币学类似于抢救性考古学,只不过后者通常是事先在建筑工地安排训练有素的承包挖掘者。不幸的是,大多数钱币窖藏都是意外发现的,被盗掘或秘密分散的风险更大。
图10.4 亚历山大金章,正反面分别为头戴象盔且有阿蒙羊角的亚历山大肖像和大象
Osmund Bopearachchi
总体而言,最常见的钱币学学术研究形式是叙事钱币学,自19世纪晚期以来尤为普遍,其目的是根据钱币编写完整的叙述性历史。在缺乏其他资料来源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别大胆的工作。使用钱币来帮助撰写叙事性历史是理所当然且可取的,但研究方法必须谨慎。为不知名的统治者提供足以撰写其生平叙事的人物形象是一种谬误,尤其是利用钱币肖像的相貌特征。同样,钱币窖藏并不能成为某些叙事的很好证据,比如想象藏匿钱币者的生平故事。因此,尽管叙事钱币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非精英人群日益浓厚的兴趣,但它并不总是以负责任的方式被实践,尤其是当它被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接受过钱币学训练的人使用时。
大胆且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学家威廉·伍德索普·塔恩爵士(Sir William Woodthorpe Tarn)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20世纪初,塔恩用钱币为定居古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编织了最奇幻的故事。受爱德华·T. 纽厄尔等同时代著名钱币学家的影响,他坚信王室钱币通过肖像揭示了统治者本人的个性。 因此,塔恩毫不犹豫地写道,巴克特里亚钱币肖像画“极度写实且逼真”,是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制作的,他称之为X。 他还补充道:“X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毫不妥协的真实和它对事实的忠诚。” 但塔恩从何得知?肖像画的写实性只能通过与真人或其他同时代的肖像或个人描述进行比较来确定,而我们完全没有X所描绘对象的肖像画。在这种真实和事实的幌子背后,塔恩和其他人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有趣个性的巴克特里亚——实用主义的国王、被宠坏的国王、有趣的国王、睿智的国王、残暴的国王、老迈的国王,所有这些人都通过他们的钱币肖像画被塑造成了现代叙述者所需要的任何人物,以推动故事的发展。 例如,塔恩看了前面提到的神显者柏拉图国王的钱币,认为此人“有一种孩子气的虚荣”,因此他的兄弟欧克拉提德斯大王可能给了他“一两个小镇供他玩耍”。
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往往需要一群配角与之互动,因此塔恩创造了他们的王室姐妹、妻子、继母和其他寡居的女眷。让我们按照塔恩的思路来了解第一个巴克特里亚王朝的迪奥多特斯家族,其中虚构人物用斜体标出:王朝建立者的儿子有一个没有史料记录的邪恶继母,她是叙利亚一个外国国王的妹妹,同样没有记录;当第二个国王登上王位时,这个没有史料记录的继母很不高兴。她与第一位国王有一个没有史料记录的女儿,于是她把这个国王所谓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所谓的王国将军。然后,邪恶的继母、听话同父异母妹妹和野心勃勃的将军合谋杀死了第二任国王,夺取了他的王国。所有一切组成了一个值得一说的故事,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塔恩从他所谓基于钱币的“非常确定的事实”中编织出来的“假设”,但他错了。 不幸的是,这种叙事钱币学今天仍有拥趸。 结果就是,我们得到了关于失常王室家族的历史虚构创作——一本钱币学的《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认知钱币学的出现为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地探索古代世界提供了一个更为稳定的平台。 这一重新定位始于在造币厂内工作的无名工人,塔恩将神秘的X先生置于他们之中,却从未想过这位工匠是如何进行日常工作的。幸运的是,今天的学者们希望了解有关钱币制造的一切。国际知名钱币学家弗朗索瓦·德·卡拉泰尔、奥斯蒙德·波佩拉奇、约翰·戴尔(John Deyell)和托马·福歇(Thomas Faucher)等人在这些问题上尤为勤奋。 与古代大规模生产的其他材料相比,钱币为我们留下了漫长而不间断的记录,记载了造币厂内一群人如何日复一日地工作。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指导着他们的工作?他们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他们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认知钱币学提出并解答的问题。它用新的研究方式揭示出一个国家的货币诞生背后所需的数百万小时的劳动。这些过程既涉及钱币的认知生命,也涉及人的认知。双方都是积极的,都具有能动性。
我们对人们如何制造钱币以及钱币对人类的作用了解多少?古代造币厂的运行并没有像一些中世纪造币厂和大多数现代造币厂那样留下证据。 虽然专家们对典型古希腊造币厂的人员配备知之甚少,但大多数工人似乎都是奴隶。 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造币厂中的地板清洁工,他们将扫出的银屑留给自己。 雅典造币厂的一名“鼓风工”有据可查,因为有人埋下了一块诅咒该男子及其妻子的碑文,这名工人的头衔表明他负责看管锻造炉。 古罗马留存的证据更多,但也带来了更多问题。我们可以从庞贝维蒂别墅(House of Vetii)的壁画中看到繁忙的金属加工场景,也许是在造币厂内。不过,工作人员被描绘成有翅膀的小丘比特。这与古罗马墓碑上的情况一样,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区分造币工匠和珠宝工匠的手工工具。在3世纪奥勒良(图10.5)短暂的统治期间,古罗马造币厂的奴隶发动了一次重大起义的记载依然存世。 这些暴动的造币工人杀死了7000名士兵的说法似乎非常夸张。但在我们今天所见的资料中提及了这次叛乱,足以证明叛乱的严重性。中世纪的记录提供了更好的对造币生产规模的理解。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的钱币生产仍然沿用古代技术时,造币厂的旅程仍在继续。造币厂在最高产能时雇用了约250名工人,可能是“当时欧洲同一建筑内规模最大的生产设施”。
图10.5 古罗马发行的奥勒良的安东尼尼安(antoninianus)银币(270—275),正反面分别为奥勒良头像及索尔与俘虏像。ANS 1977.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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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古代钱币是大规模生产的,但文献记录不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充分的研究,研究人员必须转向钱币本身。 幸运的是,过程考古学家教会了我们以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方式看待文物。每件产品——无论是壶、矛尖还是钱币——都是创造和消耗它所必需过程的总和,从获取原材料、制造到使用、废弃或回收(图10.6)。这就是文物的运行序列。就钱币而言,该序列的一端连接着另一个行业——采矿业。一旦所需的矿石经过第3章所述的奴隶劳动这一无情程序的加工和提炼,这些金属就会在重兵把守下运往造币厂。熔炉周围的空气闷热而沉重,到处都是铿锵有力的敲击声,烟雾缭绕,化学物质气味刺鼻。男人们在黑暗、乏味、无情的环境中挥汗如雨。金(1064℃)、银(961℃)和铜(1085℃)的高熔点、沉重而锋利的工具、无法听清或看清同事的声音和样貌,以及护目镜等防护装备的缺失都是危险的潜在来源。手、胳膊、脚和眼睛被烧伤和被钝器击伤的人员肯定不在少数。这些从事金属加工的助产士在生产钱币时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图10.6 以运行序列展示的产品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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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定量的熔融金属被倒入石头或黏土模具中,形成空白的币胚(图10.7)。另外,也可以从适当直径的金属棒上锯开或凿出圆盘,然后用锤子敲平。 与将被制成信用货币的铜合金相比,制造金银币胚需要更加小心以使它们的重量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前者在熔化和敲击时需要倾注更多的精力和燃料。造币厂的监管人员必须根据对冶金学的基本了解来监控每个车间(officina)或每个工作站,也要根据加热情况监控熔炉的温度,例如加热含12%锡的青铜合金或含5%铅的青铜合金所需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一些现代实验表明,币胚成品是在冷却而非被加热的情况下打进行打制的,但关于这一点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图10.7 哈尔基斯生产的3奥波银币币胚(前225—前200)。ANS 1944. 100.2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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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来打制?2000多年来,答案始终如一。正如伊本·赫勒敦在14世纪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是用铁(或铜)制成的模具,刻有图画或文字的镜像。将模具压印在(币胚)上,这些雕刻的图案就会清晰、正确地出现在钱币上。……非阿拉伯人在他们的钱币上镌刻特殊的图案,如当时的在位领袖、堡垒、动物、产品或其他东西。非阿拉伯人一直沿用这种做法,直到他们的统治结束。
残存的模具是罕见而迷人的文物(彩插图15)。雕刻正面和反面的模具对艺术家有几点要求。首先,雕刻师必须具备天赋、出色的视力和稳定的双手,才能雕刻出细小的字母和微小的图形,如指甲盖大小的马或神像。这项任务对年轻人和近视者来说比较有利,不过有些艺术家可能会使用平凸透镜来放大。接下来是雕刻模具所需的凿子、打孔器、锥子和其他工具。最后,工匠必须有一个认知地图,即如何完成手头任务的思维模板或操作模式。通过重现该地图,我们可以了解无名工人的内心世界。钱币学家不需要模具本身就能完成这项调查,因为每枚钱币都保留了其母模的精确DNA。
正如伊本·赫勒敦所解释的,模具必须“反向”雕刻,这样打制出的图案才能正确呈现设计。无论雕刻师希望在钱币上呈现何种效果,他或她都必须在模具上雕刻出与之相反的效果:钱币浮雕图案的高处需在模具的深处雕刻,钱币浮雕的低处则要在模具的高处雕刻,而且图案和字体都要以镜像方式刻制。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的任务是用一块肥皂而不是青铜来设计一枚钱币并雕刻其所需的模具,他们常常为这些古老的要求而苦恼。只有当学生们看到自己的作品映在镜子里或印在柔软的黏土上时,他们才能观察到可能出现的错误。有时,古代的专业雕刻师也会出错。在一些钱币上,字母看起来是反的,因为雕刻师是像在正常的碑上一样进行雕刻的。 这种疏忽表明,这些雕刻师并不是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模具草图进行复制,而是只在脑海中或眼前呈现出设计成品。在特定造币厂发生大量这种错误引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漠视或疏忽?这些错误产品是如何进入市场流通的?雕刻师及其主管是漠不关心、不识字还是工作严重超负荷?
认知钱币学对关于这些无名个人如何工作的最微小线索抱有浓厚兴趣。 其中一些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处币文的末尾,字迹经常不对齐,就像在手工制作的标牌上墨时末端没有空间了一样,这表明了思维的方向性。在图10.8中,钱币上国王的名字亚历山大(ALEXANDROY)(ΑΛΕΞΑΝ∆ΡΟΥ)的开头字母排列整齐,间距适中,但在结尾处字母却偏离了方向并缩小了,因为雕刻师的模具空间明显不够。这意味着,模具制作者是通过铭文从右到左从A到Y,而不是从左到右从Y到A来拼写的。当我们中大多数人被要求以镜像拼出自己的名字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做同样的事:我们从右到左写出JONATHAN(乔纳森),从反转的J开始,到反转的N结束,一边写一边在脑海中拼出这个单词。我们从一个方向思考,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刻字,因为这些字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这表明雕刻师具备一定的基本素养,他并不只是复制已经反转并绘成范本后摆在他面前的东西。
图10.8 在安菲波利斯打制的马其顿亚历山大三世4德拉克马银币(前336—前323),其背面以镜像显示来展现模具的样子。ANS 1944.100.2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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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钱币学提醒我们,错误比完美无瑕的作品更具有启发性。如果说中世纪抄写员在抄写彼得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文本时的一个失误就能说明问题(第4章),那么可以想象一下,从生产数百万枚钱币的造币厂的失误中可以学到什么。当我们观察到币文经常被扭曲以适应字体时,“文字环绕”的现象表明,雕刻图像先于雕刻文字(图10.9)。 一旦一类图案雕刻成功,工人通常不愿因币文的问题而放弃模具。我们观察到在一些情况下一个犯了错误的雕刻师试图磨去币文中的错误字母并重新将其刻上。 当需要新的控制标记时,忙碌的工人可能会如彩插图16背面左内和右外侧区域所示那样擦除旧的花押(monograms),将新的花押添加到现有的模具上,而不是重新雕刻一个模具。
图10.9 马其顿亚历山大三世的铜币(前336—前323),正反面分别为人物肖像和骏马图案,骏马周围雕刻有币文。ANS 1944.100.2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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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个别字母会被意外省略:在一个案例中,一些被省略的字母被简单地刻在了模具的其他位置,好像其所在位置并不重要。 在一枚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 Thrax)皇帝的罗马钱币上,有人将SALVS AVGVSTI中的第二个词刻成了AVGVSIT(图10.10)。拼写错误表明人们的思维在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如今依然如此。2013年,梵蒂冈召回了数千枚刻有教皇方济各拉丁文题词的金银铜币章,其中耶稣名字的拼写就有误。拉丁化的名字应该以I开头,而不是以J开头[读者可能还记得印第安纳·琼斯在《最后的十字军东征》(Last Crusade)中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差点导致他的死亡]。尽管如此,意大利造币厂还是印上了“LESUS”,而不是IESUS或JESUS。直到一些币章出售给公众时,才有人发现了这个错误。这当然让收藏界的“甲醛阵营”欣喜若狂。出错是人之常情,在钱币或纪念章上出现错误则是历史性的。
图10.10 古罗马发行的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铜币(235—236),正反面分别为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头像和萨卢斯女神像,其币文为SALVS AVGVSIT而非应有的SALVS AVGVSTI。ANS 1941.13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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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是一个启发性的过程。钱币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和复制相同的事物。历史上的人们都经历过闪电这一自然现象,但经历的方式显然不尽相同。虽然古代的闪电和今天看起来一样,但你可能永远无法从古代钱币和其他艺术品中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通常将闪电重新定义为一条三笔画的线条,就像一个被拉长的字母Z,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形象,因此在广告中随处可见,成为速度和电能的代名词。每当现代人看到一个描绘有闪电的古代钱币(这是古希腊-罗马世界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他们其实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因。今天,我们经常误认为这是一种虫子或一种被抽象化的植物(图10.11)。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模因为闪电配备了抽象的倒刺、手柄和翅膀以作为宙斯的特有武器的象征(图10.12)。死亡的人、动物和四分五裂的树木表明,闪电具有相当大的质量和动力,就像一把威力巨大的长矛或斧头。在今天的希腊,一道闪电通常仍被称为天斧(astropeleke)。
模因作为一种观念和行为,嵌入并传承于文化记忆中。在看待和描述一种现象或一类需要重复的任务时,一个社群倾向于选择单一的方式,并将其代代相传。闪电纹只是钱币学中的一个例子。使用定位圆点是另一个例子。大型币模的雕刻师可能会使用一种工具,先在金属上锤打出一对同心圆点,然后将图案和文字置于这个框架中。阿敏塔斯的巨型20德拉克马币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彩插图5中右上方钱币碑铭的底部可以看到部分圆点组成的环。此外,古希腊文的币文和单字习惯于将一系列点连接成字母,这是整个古希腊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在彩插图1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事实上,该钱币上的定位点钻得很深,无法在去除早期的花押时被一同抹去。
▲图10.11 奥林匹亚城的斯塔特银币,正反面图案分别为鹰和闪电束。ANS 1957.172.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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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2 叙拉古的8里特拉银币(前214—前212),正反面分别为雅典娜头像和闪电束图案。ANS 1944.100.5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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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西西里-布匿(Siculo-Punic)、罗马和印度等其他文化制造的钱币则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图10.13)。当我们回想起印度和希腊的货币传统在南亚相遇时所迸发出的卓越印度-希腊二体钱币时,这种差异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那里,认知钱币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语言、异质的群体,他们在探讨自己的身份和思维习惯,其中包括王室造币厂的无名工人。他们制造了许多双语钱币,在这些钱币上,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用点来组成希腊字母的做法,但在雕刻普拉克里特币文中的字母时的手法却是不同的。钱币的每一面都有自己的认知路线图,即使希腊字母和印度文字同时出现,雕刻手法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图10.14中的阿波罗多图斯一世(Apollododotus I)小银币上,这种差异就非常明显。
图10.13 西西里-布匿金币(前320—前315),正反面分别为塔尼特(阿尔忒弥斯)头像和狮子图案。ANS 1997.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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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罕见的阿加索克勒斯(Agathocles)双语钱币上,这种差异更加清晰,钱币的一面是希腊文币铭,另一面是婆罗米文。刻制希腊文币铭(其中包含字母lambda)的雕刻师将三个点与两条线连接起来,形成代表该字母的倒V形。然而,在另一侧的婆罗米文中,婆罗米字母ga的形状与其完全相同,却没有使用点。如图10.15所示,工匠在刻画倒V时的认知过程会根据所使用语言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在南亚几个世纪的铸币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同时存在但又相互隔离的模因。直到所谓的印度-斯基泰时期,非希腊字母才最终由相连的点构成。在此之前,即使我们在钱币的同一面发现了希腊文和印度文的字母花押,其中希腊字母会用点进行组合,而印度字母不会(图10.16)。两类字母雕模方式不同的唯一原因是文化差异,而非工具。这就好比一个人将同样的比萨送到同一个地址时,是会根据谁去开门而选择不同的路线。
▲图10.14 巴克特里亚阿波罗多图斯一世的德拉克马银币(前2世纪),正反面图案分别为大象与公牛。
作者
▲图10.15 巴克特里亚的阿加索克勒斯发行的印度-希腊融合式德拉克马上字母的近距离比较
作者
古代的造币工人不知道,在未来,钱币学家们会对世界各地的藏品进行梳理,将他们的每一个习惯和失误都编成目录。专家们煞费苦心地追踪了将尼禄拱门图像印在钱币上的雕刻师们是如何通过每次复制时犯下的错误而逐渐破坏其外观的。 古代的工人们会惊叹于我们会关心他们在雕刻镜像中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忘记了一个字母,修补了一个错误的单词,或者只是模具上位置不够了。他们永远不会想到,我们会从这些艰辛的劳动中窥见他们的生活、识字能力和模因还原度。当然,他们的工作通常是正确的,对此我们也心存感激。如果不是19世纪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cep)和其他人使用双语钱币来解读婆罗米和佉卢文,今天的学者就无法阅读古代印度的普拉克里特语。在古典世界另一端的西班牙,曼努埃尔·戈麦斯·莫雷诺(Manuel Gómez Moreno)主要依靠钱币研究来助其找到破解凯尔特-伊比利亚文字的密钥,这项工作至今仍在继续。 钱币还被用来研究阿拉伯、阿克苏姆和贵霜帝国的语言和文字。
图10.16 在同一模具上雕刻希腊字母和普拉克里特字母的不同方法
作者提供
语言学家很高兴能在钱币上发现一长串刻在金属上的信息,这些信息记录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方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钱币的演变倾向于使用越来越多的文字。一般来说,希腊化时期的4德拉克马钱币比雅典或柯林斯早期的钱币在表面刻有更多的文字,而罗马帝国发行的钱币(图10.17)比共和时期的钱币(图10.18)文字更多。越来越多的钱币在通过图像展示信息的同时也通过文字表达信息,这是公众识字率不断提高的标志,尽管钱币币文中的词汇量有限。图像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成为现代学者越来越感兴趣的主题,他们关注的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街头巷尾或更遥远的地域,尊贵的发行者和卑微的使用者是如何通过钱币交流的。 比如,一个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中亚游牧民将一枚来自遥远的位于卢格杜努姆(Lugdunum,位于今法国里昂)的罗马帝国造币厂生产的钱币带到了阿富汗的坟墓中,他会对这枚钱币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在印度发现的大量古罗马钱币以及在中国发现的少量古罗马钱币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其操作链的这一阶段,它们会被如何改变或诠释呢?无论其血统和状况如何,每枚钱币都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进行到底。
▲图10.17 于罗马打制的图拉真奥雷金币(103—111),正反面分别为图拉真及皇帝向达契亚敌人挥剑,币文为:IMP TRAIANO AVG GER DAC P M TR P COS V P P and S P Q R OPTIMO PRINCIPI。ANS 1944.100.4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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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8 罗马第纳尔银币(前211),正反面分别为戴头盔的罗马女神和狄奥斯库里双子,币文为ROMA。ANS 1944.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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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于1925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被剪边的斯塔特》(The Clipped Stater)的诗,虚构了一枚希腊银币在公元前4世纪末到达中国的故事。在格雷夫斯的想象中,一枚亚历山大大帝的4德拉克马银币在中国被从一个军饷袋中随机取出,交给了一名守卫边疆的普通士兵;诗意的讽刺在于,这名卑微的守卫者就是亚历山大本人,隐姓埋名在中国军队中服役。格雷夫斯是这样描述这枚4德拉克马的:
钱币百无聊赖地被与国家发行的铜币串在一根绳上,
一面被刮得黄铜般光滑;
但被剪去头发和脖子的头像,
证明了它曾是一枚更大更有价值的钱币。
在这首诗的最后几行,亚历山大像一个认知钱币学家可能会做的那样思考了中国人使用的他所发行但被改造过的钱币的问题。然而,最后这位征服者毫不客气地将钱币花在了“鱼和杏仁的盛宴上”,然后回到他自我流放的岗位。
罗伯特·格雷夫斯显然想象着传统的地中海钱币被从中间穿孔,以像图3.21所示的东亚钱币那样在货币系统中发挥作用,这枚穿孔的4德拉克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流通,除了发行者本人,不会被任何人认出。格雷夫斯是否见过这样的钱币无从知晓,但他确实对古代钱币学产生了终生的兴趣。 据其自传透露,他从小就收集钱币,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在他位于马略卡岛的故居中继续展出。带有孔洞的亚历山大时期的钱币并不罕见,但钻孔通常位于边缘,用来制作挂件。从中心开孔似乎是另一回事。钱币学家马丁·普莱斯(Martin Price)在其大英博物馆藏品目录中展示了1270枚亚历山大4德拉克马银币,其中24枚沿边缘打孔,但没有一枚从中间穿孔。
奇妙的是,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希腊化时期的钱币,这些钱币的中心被刻意钻孔。 此类钻孔钱币在同时期也有其他出土例证,如图10.19的巴克特里亚钱币。这些钻孔钱币出现的原因似乎并不是格雷夫斯所说的那样“百无聊赖地,与该国发行的铜币串在一根绳上”是为了迎合中国习俗。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对一组钱币这样做呢?这个孔对于制作珠宝或装饰毫无意义,因为它抹去了图案,而且往往选用低面值钱币。经过改造后,这些钱币就失去了商业和装饰上的用途。只有深入了解逝去已久的人们的思想,认知钱币学家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我们可以从中亚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可能的答案。第一种解释是这些钱币可能在注入奥克苏斯河的溪流中被用作渔网的临时配重;第二种解释是搭配古代中亚和南亚广泛使用的小铃铛——在一些钻有小孔的巴克特里亚钱币上,可以看到小铃铛挂在大象的脖子上。 如波斯波利斯宫殿浮雕所示,骆驼上也会佩戴铃铛。铃铛自然需要金属拍板,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过大小合适的便携钱币中心,制作一个简易的替代品。实验表明,这种权宜之计效果很好。中心孔比边缘孔更不容易出问题,如果用绳子将其系在一起而不是绕住,皮革或金属绳将不会在摇铃时妨碍拍板和外壁之间的撞击。如果拍板由于绳索或链条断裂之类的原因丢失,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换新,但一枚经过改装的钱币只需投入极少的时间和材料就能满足这一需求。第三种解释是有孔的钱币也可以作为锭轮使用。我的妻子是一位纺纱能手,她使用一枚古代穿孔的巴克特里亚钱币进行了实验(图10.20)。她证明,这种钱币在支撑纺纱和落纱时都表现出色,甚至在生丝纺纱时也是如此。被改装成锭轮的钱币事实上在如今市场上非常常见。
▲图10.19 被穿孔的巴克特里亚阿加索克勒斯王钱币(前2世纪)
作者
▲图10.20 被试用作纺锤轮的带孔钱币
作者
钱币并非没有生命且一成不变,它们也会购物、躲藏、赌博、游戏。它们可能随着纺锤旋转,也可能随着佩戴铃铛的动物的步伐摆动。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一样,钱币的流通将我们带入了贵族之外的世界。一枚在灾难中结束其在古代旅程的钱币会告诉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沉船中发现的钱币或可揭露遇难船只的行程,并以钱币特有的方式为我们揭示船只最后停靠的港口。 我们已经对公元79年那个不寻常的时刻发生在成千上万普通人身上的事件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当许多人在生命终点蜷缩蹲下或试图逃跑时,钱币是他们最后的伙伴。这场灾难始于8月24日是最广为接受的史实之一,小普林尼在他目击这场灾难的描述中似乎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顺理成章地,我们可以料想,埋葬在火山爆发中的每一枚钱币都应当产于这一日期之前,但“金手镯之家”(House of the Golden Bracelet)中出土的两枚提图斯皇帝(79—81)早期发行的第纳尔动摇了我们对此的信心。 火山爆发可能发生在几个月之后,具体时间取决于钱币从罗马造币厂到庞贝的流通速度。这或许能为有关火山爆发的真实日期和城内日常生活节奏的一些疑问带来答案,如地方选举的时间、季节性作物的成熟期以及一些受害者穿着厚重衣物的原因。
钱币的日常流通也影响了关于罗马另一重大灾难的历史争论。9年,奥古斯都皇帝的将军普布利乌斯·昆克蒂利乌斯·瓦卢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在德国某地遭遇大规模伏击,损失了3个军团。由此引发的条顿堡森林战役震惊了罗马帝国,并被19世纪德国人视作民族骄傲。古代文献记载了这场歼灭战及其后果的残酷故事,包括几年后罗马军队重回该地:
在战场中央,士兵们发白的尸骨或散落或被堆放,可见有些人逃离了战场,有些人则坚守阵地。附近,可以看到钉在树干上的武器碎片、马的残肢和人的头骨。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野蛮人的祭坛,他们在那里屠杀了被俘的护民官和首席百夫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灾难的确切地点已不可考,现代学者就各种可能性争论不休。1987年,一位名叫托尼·克伦(Tony Clunn)的英国军官用金属探测器扫描了卡尔克里(Kalkriese)周围的地区,发现了许多钱币。所有这些钱币都可以追溯到战役所处的年代,从而确认了屠杀发生的地点。考古学家们来到现场,发现了一系列罗马武器(剑、匕首、标枪、箭镞、弹弓)和头盔等防御性盔甲,以及戒指、水桶、锤子、钥匙、剃刀、炊具,甚至还有士兵凉鞋上的钉子。这支荣耀的军队,他们的财物被遗弃在尸骨之中,尸骨成了无声的证人,但是钱币诉说了他们的故事。
钱币研究不仅仅是关于古老战役和火山爆发的学术训练。即便读者对古代某个地方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哪里、何时死去的并不关心,当钱币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未来中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时,他们也会改变想法。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对传染病暴发的恐惧远远超过对火山爆发或部落叛乱的担忧。未来,认知钱币学家可能不仅会从货币中知晓灾难何时降临到我们头上,还会了解到携带传染病的现金是如何推动灾难传播的。
钱币学的未来对我们来说注定是陌生的,就好像比特币对亚里士多德一样。有朝一日,钱币学可能会成为生物系学生和银河系探险家的必修课,或是地球上每个人的统一语言。它可能会催生出生物伦理学和刑法学的新分支——正如20世纪的动物权利运动似乎是17世纪以来人权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延伸一样,这一进步也可能在21世纪产生另一场捍卫工艺品权利的运动。目前,关于“谁拥有过去”、博物馆伦理以及如何负责任地对待文物的争论可能是通向对文物全新视角的第一步。文物走私,像贩卖人口和走私动物一样,已经是一种犯罪行为。目前,活动家们认为,法老时期埃及的文物并不属于该地区的现政府,而属于所有人。下一步,这些物品可能将不属于我们任何人。
在这个奇异的未来中,我们目前所强调的文化资源管理(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CRM)可能会被视作贬义概念而遭到完全扬弃,因为文物将不再是由一个提出要求的文化所管理的资源。钱币,就像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将有权拥有他们自己。类似当前旨在为其他物种的身体完整性和个体自由建立法律保护的非人类权利计划(Nonhuman Rights Project),也将有针对钱币的类似产物。2011年10月,善待动物组织(PETA)起诉海洋世界饲养虎鲸的行为违反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我们是否敢想象有一天,印第安纳·琼斯“文物属于博物馆”的观念会受到激进分子的谴责,并将此种对钱币的“囚禁”等同于动物园违背动物意愿将其进行展出?这并不是要把人类和虎鲸曾受的苦难等同于钱币所受的待遇,而是物品的能动性已经形成了一股自己的势头,可能会以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或控制的方式解放钱币。
有朝一日,钱币可能迈出其漫长进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步,不再局限于出于自身利益而操纵人类,而是真正享有全面的法律保护。届时我们的法庭或成为钱币的巨大避难所,在这里,它们将挣脱运行序列中最后的枷锁,再也不会被粗暴地反复利用。当一枚钱币掉落遗失,就像短尾猫被放归大自然一样,不会再遭到猎取,阴暗的角落和路边的沟渠将成为钱币的庇护所。栖息在我们壁橱瓶子里的大把旧钱币抑或被视作不可侵犯的,不会被回收和再循环。用金属探测器追踪钱币窖藏的行为可能会被定为刑事犯罪,因为这与战利品狩猎没什么两样,而把钱币当作珠宝佩戴等同于炫耀皮草。在纪念品贩卖机上碾平一枚1美分,或往自动售货机里塞进一枚25美分钱币则必然是违法的。大猩猩、犀牛、秃鹰、25美分……都将成为我们道德上需要承担的责任,无论人类社会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让它们灭绝。事实上,你口袋里的分币们已经在“咯咯”发笑了,因为未来就在当下。它们危险地存在着,使人类付出巨大代价,以惊人的数量繁殖着,昭示进化的胜利。它们不惧怕改革或数字化替代,它们拥有最初一枚钱币的坚持和最纯的弗罗林金币的自信。如果有一天,为它们供能的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了,它们也会高枕无忧,直到其他可能的供能者到来。在我们的商店货架上难以购买任何东西的美分,将作为银河系历史上最非凡的信息传递工具,受到外星种族的尊敬和爱护。
如今,钱币最先进的进化形态正徘徊在诞生的边缘。2020年4月,一项法案在美国国会被提出,要求国家造币厂生产数枚面值万亿美元的铂金钱币,用于支付新冠救济金。H.R. 6553号提案没能通过,但发行非流通“超级钱币”来解决美国金融问题这一主张已有几十年历史。如果有一天人们实现了这一进化上的飞跃,这种钱币将成为终极的模因集合。一枚价值万亿美元的钱币将没有天敌,它的寿命不会因为被人经手或过度使用而受影响,也不用担心消亡。
它将告诉其他文明,我们对钱币有多么仁慈,哲学家和宗教领袖对钱币有多么深刻的思考,以及我们为钱币学苦心研读、著书立传是多么明智。毕竟,钱币学是一门美丽的科学,对我们和我们之外的文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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