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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2 钱币的视角

在城市道路上来来回回,

“老鹰”酒馆里进进出出,

这就是钱走的路,

鼬鼠“噗通”一声溜走了。

一便士买一卷线,

一便士买一根针。

这就是钱走的路——

“噗通”!鼬鼠就这么溜走了!

——英国传统童谣

毫无疑问,钱币的出现完全是基于我们自身的选择,其形态也由我们创造。它们是人类智慧在物质世界的副产品,为我们的商业、历史和文化留下了有形记录。在钱币的各种用途中,包括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面镜子,通过它来观察自己。钱币之美反映出我们自身的品位,钱币的功能服务于我们多样的社会和经济利益,钱币的流动遵循我们自己制定的轨迹。正因为钱币的诞生是我们的功劳,所以它们才能如此有效地充当历史证据:这是所有钱币学家的基本共识。

然而,钱币也有引人深思的另一面:钱似乎也有自己的思想。例如,在文学作品中,钱有时会被拟人化,并从它的角度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种观点是“钱会说话”(money talks)等常用格言的自然产物。理财规划师通过询问客户“是你为你的钱工作,还是你的钱为你工作”来赋予钱生命。有时,抛一枚钱币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例如怎么样开始一场足球比赛或解决一场纠纷。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又有多少次置身事外,让一枚钱币来替我们思考呢?基于心智感知理论的最新研究表明,将人的属性和情感赋予钱会对慈善捐赠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希望我们的钱币也有智识。

显然,除了将钱币视为无生命的物体之外,我们还有多种其他的思考方式。这种想法初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它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如今,如果一枚便士(penny)不是正面朝上,许多人就不会将其捡起,就好像其落地的随机方向带有某种来自宇宙的启示。通常的习俗认为,1便士钱币希望拾到它的人将它翻个面放回去,只有这样它才能为下一个路过的人带来好运。要想正确欣赏钱币,就必须在接受“钱币是没有生命的金属块”这一普遍观点的同时,考虑到其灵性的一面。为此,本章将从生动的钱币视角出发,探讨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启发。

旧日童谣讲述了钱在诸如“老鹰”之类的酒馆和商店中进进出出的故事,将钱币们今日为裁缝买针线,明天为别人买麦酒、大米或糖蜜的热闹情景娓娓道来。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在她的小说《币过九手》(A Coin in Nine Hands)中描写了一枚意大利里拉(lira)在一天之内串联起艺术家、律师、医生、妓女和谋划暗杀墨索里尼的刺客等不同人物的繁忙旅程。 一些作家进一步追问,这些钱币会对它们自己的旅程有什么想法。1710年,约瑟夫·阿狄森(Joseph Addison)的《一先令历险记》(Adventures of a Shilling)让一枚钱币讲述了它历经艺术家、药剂师、屠夫、酿酒师、守财奴、传教士、妓女、士兵、厨师、赌徒、诗人和盲人乞丐之手的故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通过描写一枚伪造金币的心声来讲述它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我已被转手560次,没有一栋房子、商店、市场、集市、清真寺、教堂,是我没进去过的。” 一路走来,这枚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尼(Sultani)被塞进了农民肮脏的袜子、钱庄老板蒜臭味的嘴巴、埋在地下的水壶、传教士的尸体、奶酪、烟囱、炉子、枕头、驮包和宫殿。然而,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这些钱币对人类境况的反映远超其对自身经历的描述。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钱币,钱币学家可以求助于科学。多年前,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自问,假使自己是身处一场化学反应中的电子,情况会如何。后来,牛津大学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让我们将基因视为自私的小生物,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行为动机。事实上,道金斯在其颇具启发性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为科学化拟人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他的想法是把一个物体想象成一个有生命的、自主的实体,从而推断或解释其可观测的行为。这使我们可以在阿狄森和帕慕克的想象上更进一步,让金钱变得主动且强大,而非被动无力。因此,虽然现实中的钱币,如同电子和基因一样,并不会真正地思考和行动,但它们却表现得好似具有自主思考能力。它们可能具有一些人类学家所说的“物的能动性”,即无生命的物质可以被认为具有自主性和意向性。 物体“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像人一样存在或行动:可以说它们具有个性,表现出接受或拒绝的意志,因而具有能动性”。 从深刻的哲学意义上讲,一切事物都具有认知生命。

如果我们进行一项思想实验,将更多的兴趣置于钱币对其自身经历的看法时会发现什么呢? 看看今天我们的衣柜和台面上随处可见的数百万个零钱容器(图2.1),然后向里面的钱币提出两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们都是圆的?为什么你们身处罐中?从钱币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状态和居所足够称心如意。阿狄森和帕慕克从未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对他们来说,这些硬币应该在罐子中苦不堪言,急切地想逃出来。文学语境下的钱币显然渴望与人接触,讨厌因被闲置而无法流通。阿狄森的先令(shiling)将被守财奴囤积形容为“囚禁”,充斥着“难以言表的悲伤”,因为“我们这些先令最喜欢的就是旅行”。 帕慕克的苏丹尼应和道:“我最糟的噩梦就是被装在罐子里闲置数年。” 当帕慕克的钱币不情愿地承认自己是赝品时,它让读者发誓保密,并抱歉地补充道:“非常感谢你的同情和理解。”

图2.1 一个典型的装满了零钱的“讨厌的罐子”

作者

惯于进行科学化拟人的钱币学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与人类主人的兴趣相反,钱币实际上更愿意避免流通,并且麻木不仁,全然不在乎自身的真假。它们并不喜欢“在城市道路上来来回回,在‘老鹰’酒馆里进进出出”。它们忍受这样的旅程,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罐子、水壶或阴暗的角落,以避免像阿狄森的钱币那样弯曲后又被锤平,或像帕慕克的钱币被咬以检验其纯度、塞进孩子的鼻子,又或者像糖果一样被女人吸进嘴里的命运。当钱币被拟人化时,它们应该希望摆脱人类的双手、口袋、钱包、牙齿、镊子、自动售货机和收银机的日常磨损,它们应该憎恨那些将美分肢解捣碎、做成椭圆代币的纪念品机器,它们应该懊恼那些把钱币弯折、做成人类祈求得到治疗或保护的祭品的古老仪式。 人类是危险的。

我们或许可以放弃这样一种观点,即钱币在市场上的流通令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令其变得有用,令其外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令其永久存续。人脑极其不适合记忆流通硬币的外观:10个人中没有一个能准确描述出自己口袋或钱包里的硬币的模样。如果让一个人凭记忆勾勒出一枚10美分钱币(U.S. dime)的轮廓,他很可能只能说对一点——它是圆的。当然,从钱币的角度来看,少量的货币流通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诱使其人类宿主生产更多的钱币,但流通的危险导致了一个不利的环境,不断影响着钱币的使用周期。频繁使用的钱币会经受撞击和磨损,直到有一天被收回熔解。这时,被谋杀的钱币已经变成了熔化的金属,失去了其识别特征,再也无法复刻。因此,钱币要么通过遁入窖藏(hoarding),要么在掉落时躲藏起来,以逃避流通。阿狄森的先令最终吸取了这一教训,通过躲避人类来暂时逃脱重铸。在被发现并重新流通后,这枚钱币被磋磨平整、切割成碎片之后被投入熔炉。

如今存世的数百万枚旧日钱币几乎都来自窖藏,或是早前遗失后偶然被发现的。这种策略行之有效——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拥有价值68美元的钱币窖藏。 1991年至2013年间,10亿罐这样的钱币被清空并重新倒入Coinstar计数器。 Coinstar每年处理430亿枚钱币,它们的价值约27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我们的硬币急切地让自己退出流通,不知疲倦地堆积起来,希望加入一座窖藏之中,以永远不再回到清点机里。在这个过程中,钱币作为从纸币中孵化出来的沉重的金属幼体,首先成了人类随身携带的负担。毕竟,“讨厌的罐子”里的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囤积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对人类有益而聚集起来的。钱币甚至找到了利用新冠病毒的方法,这让银行家和零售商大为震惊。2020年7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直面焦虑的美国人对钱币变得稀缺的担忧。问题并不在于钱币短缺,而是钱币被闲置在“避难所”中,无法流通。美联储成立了美国钱币特别工作组,呼吁美国人清空数量急剧增加的“讨厌的罐子”。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钱币的行为可以说是达尔文式的。它们就像苔藓或海葵一样,努力生存,并且可能不需要对这一过程进行过多的思考。在生物学中,真正的生存产生于较之生物体或其物种更微观的层级中,为生存而挣扎的动因刻在我们的基因里。我们都想生存下去,但正是我们自私的基因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这样它们才能复制自己,然后复制我们。钱币也是如此。理查德·道金斯发明了“模因”(memes)一词,用来指代生物基因的文化等价物。模因是可以复制并代代相传的编码信息片段。模因可能包括神话、旋律或思维习惯等,可以完成铸造锅具或建造住所等任务。与遗传DNA一样,文化记忆在复制和传递信息时也会出现瑕疵。如今,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进化速度之快,除了生物学上的“病毒式传播” 概念之外,其他自然界中的概念都无法与之类比。由此产生的变异有可能帮助或阻碍其在无情的自然选择中的生存。最终的结果就是文化进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就有人提出了钱币以这种方式进化的观点。

在钱币的世界里,帕慕克笔下的苏丹尼绝不会为自己是赝品而道歉。如果伪装成黄蜂的盗蝇(Wyliea mydas)是大自然的合法组成部分,那么假币也必须被承认是钱币生存环境中的有效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指望真币“更优”的模因会让假币走向消亡。事实上,大多数赝品都在尽力忠实地复制真币样本的特征。它们奉行的生存策略与自然界中的模仿策略如出一辙:在自然界中,“假冒”生物(如盗蝇)通过诱骗宿主把它们当成别的东西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因此,如果一枚假币的模因能足够准确地复制周围真币的模因,这些模因为什么要在意它们到底在哪枚钱币上呢?这些模因是非常自私的集体,对人类的事务毫不关心。它的名字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我我”(MeMe)。

每枚钱币都是一个模因的集合(memeplex),就像一艘救生艇,保障着它所携带的所有模因的存续。生物进化中的遗传斗争与文化进化中的记忆斗争如出一辙。一枚钱币的组成记忆为使自身永存而进行着相当自私的竞争。以圆形钱币的记忆蓝图为例。也许这种形状在我们的自动售货机上确实很好用,但早在这种自助服务技术完善之前,大多数钱币已是圆形的。我们的制造工艺也不需要圆形。圆形钱币并不比其他形状的钱币更容易生产。一些钱币和大多数币坯(用于铸造钱币的金属坯件)都是在模具中铸造的,模具可以是任何形状的。例如,在古代奥尔比亚(Olbia),铜币的形状犹如跳跃的海豚(图2.2)。中国生产的铸币形状像锄头和刀等农具(图2.3),而早期印度的卡沙帕纳(karshapana)币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彩插图3)。现代的短期试验包括在珀斯铸造的一些澳大利亚形状的钱币、索马里的吉他形状的钱币,以及百慕大(还能是哪呢?)的三角形1美元钱币。

在基于钱币视角进行研究时,深思熟虑的钱币学家可能发出这样的疑问:圆形会给钱币带来什么好处?这种形状是否有助于延续模因的集合?圆形的基本优势是滚动。比如,在拥挤的结账队伍中,钱币掉落,它们中的一些会发出巨大的响声,或疯狂地旋转,吸引你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一些钱币会从撞击区域往奇怪方向飞奔而去,滚动时几乎不被发现,直到悄无声息地落在阴暗的角落里。我们的钱,它们会滚到货架下面、人们的鞋底下、箱子后面、角落里,就像有生命一样,试图逃跑。很多时候,想要找回所有的钱币是不可能的,也不切实际——我们难以捉摸的钱币们对它们的圆形形状心怀感激。这些落在地上的钱币,模仿了被困的狐狸突然被放归田野时的躲避策略。有些狐狸会停在原地,另一些则四散奔逃,这种进化反应能提高至少一部分狐狸逃脱的概率,钱币也需要同样的机会。作为圆形物体,钱币以多种姿态落地。因此,有些钱币会旋转、发出声响或翻滚,这种引起注意的方式有助于滚走的钱币们逃脱。它们往往以弧线而不是直线前进,以便更好地绕到其他东西后面。最后,当它们跑累了,就平躺下来,试图掩人耳目。因此,钱币逃跑的成功率相当可观。

▲图2.2 于奥尔比亚铸造的铜币(前500—前400),形状宛如一头跳跃的海豚。ANS 1944.100.14436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图2.3 于今淄博地区铸造的青铜布币,呈铲形(前200)。ANS 1913.28.267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圆形”的模因并不在意逃跑时给人类带来的不便或尴尬,自私的模因也不关心单枚钱币的命运。当钱币掉落时,它们并不开会讨论哪些钱币该晃动、嘎嘎作响或滚走,对每个钱币来说结果都是随机的。因此,当它们全部掉落时,没有任何一枚钱币占有优势。圆形模因的目的只是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这种模因不需要每枚钱币都能逃脱,只要有一两枚溜走就足够了。人们很可能会把钱币掉落的反常现象视为抵抗论的一个例子。抵抗论是一种调侃哲学,声称无生命的物体会主动敌视人类。 它赋予日常事物以能动性和个性,但这种能动性和个性是一种出于自私和恶意的本质。对抵抗论者来说,丢失的钥匙、丢失的袜子和掉落的钱币,它们的目的是让人沮丧,是一种为作恶而作恶的行为。然而,逃跑的钱币可能会被视为达尔文式的自利,对人类受到的附带损害漠不关心。

流通的钱币被熔化之后就失去了它们的模因,也就永远无法传递它们在形状、大小、设计等方面的可复制代码。1美分钱币大小和颜色的模因与10美分钱币的模因不同,但每个模因集合中的不同模因都得到了“圆形”这一共同模因的帮助。当然,其他模因也对钱币有帮助。例如,美分因频繁使用而受到的影响最大。任何操作收银机的人都知道,要找少于1美元的零钱,手头至少要有10枚钱币:1枚5美分的、2枚10美分的、3枚25美分的和4枚1美分的。请注意,在所有不足1美元的金额中,有80%需要使用一枚或多枚零钱。在美国,日常商业活动中需要使用的美分比其他钱币都要多。经济学家将钱币的使用频率称为“流通速度”,而这种流通速度对钱币来说是致命的。因此,脆弱的钱币进化出了成功的模因组合,以达到相互保护的目的。 它们的圆形形状便于散落,而大小、颜色和价值则有助于它们的逃逸。许多世纪以来,面值最低的钱币一般都是用青铜或铜等不太光亮、褪色较快的金属制造的,这有助于钱币进行伪装直至成功躲入安全的地方或布满尘埃的阴暗小角落。这种钱币的价值较低,因此丢失它们的人不太可能长时间苦苦寻找,也不太有人会去捡别人丢掉的这些钱币。大多数人都会按钱币的意愿行事。

如前所述,人类有时会屈服于钱币的意志。人们每年都会在6月1日“扔钱币日”庆祝这种臣服。正是一枚钱币让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取代了他的兄弟威尔伯(Wilbur),成为第一个驾驶飞机的人。 选举结果有时由一枚漫不经心且毫不知情的钱币投票决定。1845年,人们通过掷一枚1美分钱币决定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名称,这枚所谓的“波特兰便士”也因此在俄勒冈州历史协会安享晚年。 在体育界,我们经常需要钱币来做出从开始一场足球比赛到确定选秀名单的各类艰难决定。

钱币在牺牲人类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美分仍然应该存在。这种面额的钱币已经演变成一种对其拥有者来说越来越没用、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不划算的东西。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如今,美分的购买力几乎下降到1913年的1/26。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却使人们愈发不可能追捕到所有的逃逸钱币。此外,美分现在由97.5%的锌组成,这使得它们比其用铜或青铜制成的祖先更具毒性。 如果被吞食,锌币的腐蚀性对宠物和儿童尤其有害,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最后,钱币不仅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危险,而且现在人们制造钱币的成本也高得令人尴尬。在一个完全由人类智慧控制的世界里,每一枚钱币的面值都应该高于其生产成本,这个概念被称为铸币税(seigniorage),即政府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取利润。然而,现在1美分的铸造成本接近2美分。美国每年生产数十亿枚钱币,经济损失巨大。 此外,由于增加了现金交易的时间,公司和客户每年还要损失7.3亿美元。人们对几乎所有商品的定价都使其需要以美分完成交易,例如商品的定价为1.99美元而不是2美元,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所谓心理定价的做法由来已久,钱币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做法。 有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取消了最小面值的钱币,但这只是将压力转移到了次低面值的钱币上。在美国,即为5美分钱币,其2019年的生产成本为7.62美分。

钱币不仅依靠人类将其掉落在地或安全地放在罐子里,还需要我们至少将它们中的一些埋藏地下或沉入水底。这种策略为那些不太可能被人厌弃的钱币提供了一个长期可行的替代方案。由不易被腐蚀的贵金属制成的钱币希望搭上沉船的顺风车,大海对它们来说是安全的。在陆地上被埋藏则是高价值钱币的另一种生存策略,这些钱币过于闪亮,如果它们掉在地上,我们会仔细寻找,绝不会轻易放弃。昂贵的钱币几乎不会停止流通,落到我们的“垃圾零钱”罐子里。因此,对1美分有用的逃逸方式并不总适用于银元。每枚钱币都在求生,因此有些钱币说服我们将它们做成首饰或装饰性的仿制品。 有些钱币则被我们用于宗教目的,无论是作为寺庙地基下的供品,还是作为船上的吉祥物。 古人习惯在死者的眼睛上或嘴里放一枚钱币,以支付他们进入冥界的费用。 但是,比起这些手段,高价值钱币更需要我们把它们当作财宝进行珍藏。

每当人间某些严重的不幸——无论是遗忘、寻宝失败、海盗被绞死,还是其他有利于藏匿钱币的悲剧(见第7章和第8章)——阻碍被埋藏的钱币重见天日,都对它们有所裨益。如果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这些钱币就会变得非常珍贵,发现它们的人会将其永久藏入博物馆或进行私人收藏。任何一个大型钱币展都是一场“幸存者大会”,重见天日的古旧钱币们聚集在一起庆祝,身处花哨展柜中的它们是在场所有被装在口袋里的平凡钱币艳羡的对象。每个参加这场聚会的人都知道,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值得收藏的完好钱币都来自被藏匿的宝藏。它们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需要我们的钱币进行总体规划。松鼠不必是天才,基因驱使着它埋藏大量橡子。有时,它会忘记一些藏匿地点,或是在吃完所有埋藏的坚果之前被鹰吃掉。这些损失是为了更大的利益,但松鼠做出这种牺牲并非出于自愿。大自然提供了橡子,以及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吃掉橡子的动物有助于新树木的生长,而树木产出更多的橡子。这有利于从橡子到鹰的整个生态系统,它保证了大量树木和动物基因的复制。即使橡子“任务失败”后被吃掉了,它也会为未来橡树所需要的动物提供食物。钱币也是如此:有些钱币被埋藏起来,若藏匿者可以取回钱币,则这些钱币为其提供了好处,他们形成了互利的关系;而另一些钱币则继续隐藏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藏匿者的利益。这是一种寄生关系,不管这些钱币是否有意识地计划这样做,让人类把它们藏起来。对于高价值的钱币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策略,因为它们不可能通过滚动或在“讨厌的罐子”里定居而逃脱流通。

从埋藏的宝藏中找到的钱币的命运可以引出另一个生物隐喻:孵化中的海龟。只有最好的样本才最有可能存活下来,无论是最活跃的爬行动物,还是最有吸引力的钱币,它们都可以安全地绕过熔炉(图2.4)。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数学规律,尽管我们常常把它们完全归结为盲目的运气或神/人的干预。谁能发现宝藏(考古学家或清道夫),谁能发现幼体(保护者或捕食者),其中肯定有偶然因素,但这些偶然因素并不会改变整体结果。这是达尔文生物学中的一种生存策略。正如今天生活着众多种类的动物和植物,其中一些仍然与数百万年前的祖先十分相似,而另一些则是从现已灭绝的祖先进化而来的,钱币仍然以各类新旧形式存在着。它们就像系统发育树上的树枝一样,遍布世界各地。当然,特定动植物或钱币的生存并不总是有保障的,因为环境有时会超出其适应和复制能力,从而导致其灭绝。到目前为止,纸币、支票簿、信用卡和加密货币的出现并没有对钱币造成如同小行星在6500万年前对非鸟类恐龙那样大的影响。

图2.4 于安菲波利斯打制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390—前370),正反面分别为阿波罗头像与火炬图案。ANS 1967.152.159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对钱币的制作原料(主要是金属)的需求限制了钱币的数量和使用周期,就像大自然必须不断循环利用大黄、兔子和犀牛一样。可供铸币使用的原材料有限,某些金属的稀缺性使得钱币非常容易被熔化再利用,例如用于制造珠宝、牙科产品或电子产品。事实上,钱币的数量可以通过涉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环境承载能力函数来计算。美国造币厂以生物学家监测动物种群的方式来跟踪钱币的损耗率(据估算每年约为5.5%)。每年约120亿枚的生产率才能维持一个健康的流通环境,这意味着钱币自身的良好状态。因为如前所述,这些钱币大部分是人们最常携带的1美分和5美分钱币。

古典世界并不像现代国家这样严格地统计货币供应。在古代,非官方铸币偶尔会填补货币供应的空缺。 尽管如此,早期的钱币还是贪婪地利用了其人类主人之间不断的战争: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战争越多,国家支出军费就越多,社会整体对钱币的承载能力就越大。钱币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钱币与武装冲突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 因此,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毫不意外地成为古希腊钱币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钱币生产率飙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然,这一观察结果引出了有关钱币“繁殖系统”的问题。大多数钱币都是由被称为“币模”的两个亲本交配而成的,分别用于打制钱币的正反两面。正面的模具通常为朝上的那面提供信息,背面的模具为朝下的那面提供信息。这些模具被雕刻在硬度较高的金属上,当正反两侧的模具压向夹在其中的青铜、白银或黄金材质制成的硬度较低的金属币坯时,就会将它们带有的图案(即它们携带的“模因”)转移到金属上,从而制造出钱币(图2.5)。直到现代可以高效地克隆模具之前,每个正面模具都至少与其他正面模具略有不同,背面模具也是如此。即使有人试图手工雕刻两个完全相同的模具,它们也总会有可甄别的差异。

钱币的母模(正反模具)在造币厂进行配对,其后代(即钱币)由一个人挥舞锤子逐个击出(图2.6)。通过仔细研究,通常可以确定哪些后代是由特定的正面模具和背面模具生产的,这类似于DNA的追踪。共用一个或两个母模的钱币可被视为在模具上有所联系,如彩插图4和图5所示的5枚银币。这5枚银币由巴克特里亚国王阿明塔斯(Amyntas)铸造,使用了相同的正面模具。背面有两种不同的设计:左边的3枚钱币和右边的2枚钱币背面的模具是有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1个父模通过2个母模生产了所有这些后代。其中一个模具生产了三胞胎,另一个模具生产了双胞胎。

▲图2.5 如何打制一枚古币

作者自制

▲图2.6 纽约美国钱币学会的纪念印章,正反面分别为正在打制钱币的铸造者和纪念图案。ANS 198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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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量钱币的生产中,打制钱币的机械原理会使背面模具比正面模具更快磨损,因为前者直接承受锤子的力量,而后者则被固定在砧板上。因此,如图2.7所示,正面模具A可能会与背面模具1配对数千次,产生我们称之为模因集合(Memeplex)A1的一代,然后A可能会与新的背面模具2配对数千次,产生模因集合A2,它们都是A1的同父异母兄弟。这个过程可能会继续下去,产生一个模型集合A3。如果A在与第三个背面模具配对过程中被替换,一个新的正面模具B将取代A的位置,并开始生产模因集合B3。如果一系列配对过程中有足够多的钱币存世,专家们就可以重构从A1到Z128的整个家谱。

图2.7 在模具上有所关联的钱币

作者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动物物种中,雄性会比雌性繁殖更多的后代。同理,正面模具能比背面模具制造出更多的钱币,这意味着背面模具比正面模具为钱币模因库提供了更多的样本。因此,钱币模因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背面模具驱动的,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变异机会。埃里希·博林格(Erich Boehringer)关于叙拉古(Syracuse)早期希腊钱币的著作中就发现了733种模具组合,其中涉及364个正面模具和500个背面模具。 钱币背面因其更多样化的模因库而进化得更快,我们发现在钱币生产非常活跃的时期,如希腊化时代,钱币的背面确实比正面变化得更频繁、更显著。描述古代钱币标本的钱币目录一般会反映这种现象。在长达数页的目录中,读者会发现“正面,与上一类别相同”的注释,然后是一长串背面图案的变体。

我们必须记住,模因存在于模具及其后代中。母模只在钱币进行繁殖的造币厂内复制其模因,而其产出的钱币则可以通过模仿将其继承的模因复制到更远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文化模因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复制自己的,例如电影《大白鲨》中的双音符主题曲。电影《大白鲨》主题曲这种无处不在的音乐模因始于作曲家的脑海,被复制到乐谱上,由管弦乐队演奏;复制到原声带上,在上千家影院播放,然后在整个现代文化中被无休无止地哼唱。钱币的复制方式也不止一种,但它们的模因更难被准确记住。如果仅仅依靠记忆,大多数人都很难复制复杂的钱币模因;如要复制它们,我们需要实物。作为一种模因集合,钱币似乎深谙此道。这就是为什么钱币及其模因必须在造币厂之外存活下来才能算是复制成功。它们必须冒险在一段时间内流通,直到其中一部分可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家落户、保存它们的模因,以便将来直接复制。例如,古雅典的一枚钱币上的模因在2500年后的现代欧元钱币上延续了下去(比较图1.14和图2.8中的反面图案)。 这并非因为这些模因是通过一个共同模具传递的,也不是因为人类忠实地将它们代代相传,形成一条不间断的精神链条:现在的欧元需要古代钱币才能生存,它通过在现代模具上进行繁殖模仿来继承其记忆蓝图。

在古代巴克特里亚,一些希腊国王复制了早期钱币的模因,以纪念他们的前辈,并仔细地为这些钱币打制了诸如“救主狄奥多特斯(Diodotus)的钱币[发行于神君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统治时期]”等有用的币文(图2.9)。一些古罗马帝王也做了类似的事,即打制早期钱币的仿制品,但在钱币上加上了拉丁文注释“回溯”[REST(ITUIT)]来加以区分。 图2.10就是一个例子,图中展示了一枚图拉真发行的金币,它复刻了加尔巴时期铜币的式样(图2.11)。通过复制和变异,强大的模因得以延续。事实上,这也可能发生在其他恶劣的环境中。由于长期以来的反偶像传统,肖像艺术很少在穆斯林使用的钱币上出现。然而在12世纪和13世纪,阿尔-贾兹拉(al-Jazira)附近的地方王朝将古希腊和古罗马货币的图案复制到它们的钱币上,其中包括进行多神崇拜的古代国王们的肖像和异教神灵的形象(图2.12)。显然,这些图案是根据1000多年前的钱币复制的,而非仅仅依据记忆世代流传。

▲图2.8 欧盟发行的铜镍合金欧元钱币(2002),正反面分别为欧洲地图与复刻的古代雅典钱币(原型可参见图1.14)。ANS 2002.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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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公元前2世纪“神君”安提马库斯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纪念了之前“救主”狄奥多特斯发行的钱币样式,正反面分别为狄奥多特斯头像和手持闪电束的宙斯像。ANS 199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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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图拉真时期古罗马发行的奥雷金币,为纪念之前加尔巴发行的钱币样式(98—117)(可参见图2.11),正反面分别为加尔巴肖像与利伯塔斯(Libertas)女神像。ANS 1957.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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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加尔巴时期古罗马发行的塞斯特提乌斯铜币(68—69),正反面分别为加尔巴肖像与利伯塔斯女神像。ANS 1944.100.55129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图2.12 赛义夫·阿尔-丁·加兹二世(Sayf al-Din Ghazi II)于阿尔-贾兹拉发行的法尔斯铜币(1169—1176),正反面分别为戴头盔的人像与币文。ANS 1937.1.3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在谈及钱币与文明时,散文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比阿狄森和帕慕克更精准地指出:

我们发明了货币,我们使用它,但我们既无法理解它的规律,也无法控制它的行为。它有自己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本不应该存在。卡尔·马克思以一种恐怖的口吻谈论它不雅的繁殖能力,他说,就好像爱在它的躯体里工作。

无论我们的钱究竟在口袋、钱包和储蓄罐里做什么,它的行为都引发了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和小说家们无尽的猜想。钱币有生命吗?它有声音吗?抑或有意志、观点吗?当然,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这一事实不应限制我们研究钱币的“人生”,并以此来拓展我们对这些复杂工艺品的理解。钱币学家必须与诗人及其他人分享钱币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本质和个性:自2600年前钱币首次被发明以来,情况一直如此。我们现在将转向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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