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小说书库 / 会说话的钱:钱币与钱币学的历史 / 正文
点评
5 第二波浪潮

我想要一个摆满纪念章、钱币和宝石的橱柜。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人的欲求》(The Wants of Man)

图5.1 突尼斯发行的10第纳尔纸币,2005,印有伊本·赫勒敦(1332—1406)的肖像。

Georgios Kollidas/Shutterstock.com Georgios Kollidas/Shutterstock.com

14世纪,钱币学在欧亚大陆追捧者甚众。伟大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oun,图5.1)等阿拉伯作家在曼苏尔·伊本·巴拉·达哈比·卡米利(Mansur ibn Ba’ra al-Dhahabi al-Kamili)及其他早期学者的钱币学论著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影响重大、记录了多个年代的钱币的历史。 , 在欧洲,对钱币学的狂热从意大利北部开始复苏。这一运动在彼时对古典世界兴趣的历史性复兴中(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艺复兴时代见证了曾长期中断的“古代的高雅文化”被重新引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这个断层被称为 “中世纪”,直译过来就是“中间的时代”,它将崇古的当时与古希腊和古罗马辉煌的过去分隔开来。这“第二波浪潮”促进了古物学的发展,古物学旨在收集和研究各种古物,如青铜和大理石雕塑、花瓶、马赛克、铭文、浮雕和钱币。 在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向钱币学致敬的诗篇中,我们读到了人们对钱币(当时通常称为币章)重新唤起的兴趣:

币章,无愧于它的声名,

不同的时代和年代,它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名字:

只一眼,就吸引了我们

神、帝王、英雄、圣贤、美人,

苍老的古物学家目光锐利,审视着……

他们为的是虚荣,你是为学问。

经你之手,罗马的光辉再次闪耀:

她的众神和英雄跃然眼前,

她所有褪色的花环重现荣光。

第一位“目光锐利”的古董商是佛罗伦萨伟大的人文学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他收藏钱币,特别是古罗马钱币,既是为了审美上的愉悦,也是为了学识上的兴趣。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们:

经常会有葡萄园工人走近我,手里拿着一枚古老的、有时被犁刃划过的宝石或金银币。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购买它们,或者我是否能说出上面印有谁的肖像。

1355年,彼特拉克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查理四世分享了他对钱币的热情。 很快,国王、王子、教皇和皇帝们争相购买梦寐以求的古典珍品,以充实他们的奇珍柜(Kunstkammern)。 这些奇珍柜以私人博物馆的形式不拘一格地陈列着古董,它们装饰着豪宅和宫殿,是主人见多识广的显著标志。这些陈列为同时代的艺术家提供了研究的灵感和范本。虽然不是每个贵族人家都买得起大量古代马赛克或大理石雕像,但钱币却很容易买到,并且作为一种微雕杰作备受推崇。许多钱币都与爱好古代文化的富人们最崇拜的名人、事件、城市和标志性古迹直接相关。 国王阿尔方索五世收集了臣民们在他的领地上发现的古代钱币,他把这些钱币放在一个象牙柜子里,到哪里都带着。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图5.2)围绕着她的奇珍柜(Kunstkammer)带动产生了辉煌的宫廷文化,藏品中包括超过1.5万枚钱币。1654年,当这位博学的古物学家退位时,她将这些钱币带到了罗马。

钱币收藏成了一条扬名立万的好路子,由此,许多钱币学家自身也变成了艺术收藏的一部分。15世纪末,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创作了《手持罗马钱币的男子肖像》,现陈列于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Koninklijk 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 in Antwerp)。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收藏的桑德罗·波提切利的《手持科西莫·德·美第奇纪念章的男子肖像》(1474)表现了一位收藏家手持一枚巨大的、嵌在画中的镀金纪念章(pastiglia)。1567年,提香为意大利古董商雅各布·斯特拉达(Jacopo Strada)创作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斯特拉达被自己的珍宝围绕,摆弄着钱币。这幅画现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安托尼斯·莫尔·凡·达霍斯特(Anthonis Mor van Darhorst)所绘的《胡伯特·高秋思(Hubert Goltzius)肖像》(1574)现藏于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博物馆,使这位著名荷兰钱币学家的面容永存于世。一个世纪后,弗朗索瓦·勒梅尔(François Lemaire)绘制了巴黎造币厂主管让·瓦兰(Jean Varin)指导年轻的路易十四学习钱币学的画像。在诗歌方面,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爵士的《论古代钱币》(De nummis antiquis)赞美了与他同处于16世纪的近代早期学者海罗尼默斯·范·布斯莱登(Hieronymus van Busleyden)所拥有的钱币收藏,并在最后几行盛赞这位古物学家收藏的一箱古罗马钱币甚至比金字塔还要伟大。

图5.2 克里斯蒂娜女王于斯德哥尔摩发行的里克斯达勒(riksdaler)银币(1641),正反面分别为克里斯蒂娜肖像和基督升天图案。ANS 1929.103.247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钱币收藏让每一位鉴赏家身边都被这些过去辉煌年代的微小纪念品所环绕,这种爱好被誉为“最纯洁的追求,从未引起过不怀好意之人的觊觎”。 因此,收藏那些具有崇高意义的钱币成了一种狂热爱好。一位钱币学家在1579年写道:“在任何一个曾有古代聚落的地域、地区或国家,都能发现这些古罗马人的币章,它们见证了古罗马人的辉煌,也是罗马帝国在其遍布世界的行省的纪念物。” 的确,这些所谓的纪念物甚至在它们最不可能出现的美洲大陆都有出土。据称,巴西出土过一枚奥古斯都时期发行的铜币,这枚铜币后来被送至罗马教皇的收藏中。 在“新大陆”发现古代钱币的报道至今仍有出现。2015年,一位年轻的金属探测器专家在切萨皮克湾发现了一组由48枚古希腊和古罗马钱币组成的窖藏,据说在得克萨斯州圆石镇的一个美洲原住民墓冢深处也发现了一枚古罗马钱币。考古学家在弗吉尼亚州一个殖民种植园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枚古罗马金币。它们是被富有冒险精神的古罗马人带过去的,还是被小商小贩埋藏,抑或在现代意外遗失的?钱币的逃逸本能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即使过了千年,它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溜走。

收藏是研究和出版的有力辅助。1514年,法国古钱币学家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在《论阿斯铜币及其辅币》(De asse et partibus eius)一书中详述了古罗马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解决了困扰彼得罗尼乌斯抄写员(the copyist of Petronius)的铜币之谜, 该书同时体现了比代对于文献学和经济史的贡献。出于对钱币和古罗马经济的痴迷,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写就了《论罗马步兵的工资》(On the Wages of the Roman Footsoldier,约1562年) 等著作。史密斯收集了一些钱币样本进行清洗和称重,作为他书中数据的实物证据,例如克劳狄乌斯的一枚奥雷金币:

大约在1537年,有一个人在我的家乡萨夫隆·瓦尔登(Saffron Walden)的风车山旁耕地时发现了它。当时我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那人把它交给我时,它已经全黑了。我把它送到金匠那里去除锈。

1517年,安德烈亚·弗尔维奥(Andrea Fulvio)出版了第一本印有古代钱币插图的图书。 该书包括一系列肖像画,其中大部分是古罗马人,以及简短的传记素描。这些早期的木刻通常高度风格化,有时也不甚可靠。因此,弗尔维奥认为的老加图(Cato Uticensis)肖像根本并非其本人,而是老加图在古罗马从政时以自己名义铸造的小银币上的利柏尔(Liber)神形象 。同时,他想当然地将恺撒的母亲奥瑞莉娅和恺撒里昂(恺撒与克莉奥帕特拉所生的儿子)也错画成了这位神祇。弗尔维奥毫不在乎自己记录的古代币文的准确性,对描绘钱币背面的图案也缺乏兴趣。 这一疏忽后来在埃内阿·维科(Enea Vico)关于十二恺撒的研究中得以纠正。正是维科最终说服了他同时代的人,让他们相信古代钱币实际上是作为货币而非仅仅作为艺术品流通的。而塞巴斯蒂亚诺·埃里佐(Sebastiano Erizzo)等人则认为这些钱币过于精美,不可能为大众所用。埃里佐认为,它们是贵族阶层的展品。维科于1555年编写了第一本广受欢迎的钱币学手册,强调了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对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然而,该手册主要针对古罗马钱币。 仅仅3年后,费迪南德一世的宫廷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拉齐乌斯(Wolfgang Lazius)撰写了第一本专门论述希腊钱币学的著作。

古典钱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推动了精心制作书籍的出版业的持续发展,其中包括约翰·胡蒂希(Johann Huttich)在16世纪出版的近300枚肖像钱币的汇编。 胡蒂希带有肖像插图的书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统治者与早期罗马人的肖像结合在一起,使其作品的形式超越了备受尊崇的古典传统。不久之后,肖像画运动也开始向另一个编年时代延伸。历史和自然一样鄙视真空,而艺术则憎恶空洞的画布。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商纪尧姆·鲁耶(Guillaume Rouillé)于1553年出版了一本书,其中收录了自创世以来所有名人的钱币肖像,包括亚当、夏娃、诺亚、摩西、阿伽门农、苏格拉底、阿斯帕西亚、希伯来先知等数百人。 当然,上述罗列的人物并没有铸造过钱币,尤其是伊甸园的原始流亡者们。

鲁耶绘制这些幻想中的钱币是为了填补肖像和历史的空白。他希望通过将大利拉(Delilah)与参孙(Samson)、亚马孙女王泰勒斯提斯(Thalestris)与亚历山大大帝的肖像并列来扩大其钱币“剪贴簿”的范围。他通过想象古代钱币上所描绘的人物以外的人物,将更多的女性纳入此类书籍中。这提升了他作品的吸引力,该书被献给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Valois)和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此后不久,维科出版了一本专门描绘真实的1世纪古罗马钱币上帝国女性形象的书。 16世纪的艺术家,如亚历山德罗·切萨蒂(Alessandro Cesati)和乔瓦尼·达·卡维诺(Giovanni da Cavino),臆造了实物币章,以补充古代钱币学记录。例如,切萨蒂描绘狄多(Dido)女王和迦太基港口的幻想作品本身就具有艺术收藏价值(图5.3),但其风格与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或雕塑相同。帕多瓦的卡维诺结合了自己作为金匠和古物商人(antiquario)的技能,除了根据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制作幻想中的样本外,还制作出了真正古代钱币的精湛复制品。这些作品被称为“帕多瓦铜章”(Paduans), 至今仍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一些帕多瓦铜章无疑仍与真正的古钱币相伴,这些仿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荷兰钱币学家胡伯特·高秋思在16世纪查阅了欧洲最好的藏品,据估计他绘制的800多枚钱币大部分都是赝品。 伪造者的作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依然存世,而对其手工成品的甄别直至今日仍在进行。

图5.3 意大利的亚历山德罗·切萨蒂制作的铜章,正反面图案分别为狄多女王肖像与迦太基的港口。ANS 1979.29.1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相比古钱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总是或多或少地偏向于相信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他们用古钱币辩证、阐明古典文献中的内容,但很少质疑或纠正李维或塔西佗的著作。鲁耶的想象以及切萨蒂和卡维诺的臆造无助于钱币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发展。一些人将此归咎于收藏家的日益短视及疲于保持对古代的普遍了解。伊泽基尔·斯潘汉姆(Ezekiel Spanheim)如是说道:

我始终认为,只关注币章与蔑视币章同样危险,应该受到同等指责,前者是缺乏理智的结果,后者则出于完全的无知或荒谬的偏见。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很遗憾,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有学识的评论家都忽视了币章,而大多数所谓的币章收藏家和古董商都称不上学者。

收藏家间日益增长的担忧促使一位名叫让·阿尔杜恩(Jean Hardouin)的耶稣会教士开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币章进行研究。对真币、假币和臆造币的研究使他最终对古代世界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在1693年宣称,几乎所有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历史都是13世纪末一伙意大利的“害群之马”编造的海市蜃楼。 据称,阴谋论者在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伪造了文本和文物,愚弄了人文主义者,使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古典时代。阿尔杜恩的立场与2010年《洋葱日报》(The Onion)的一则讽刺性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声称20世纪70年代的学者们发明了古希腊文明,包括荷马和其他一切。 阿尔杜恩则坚信,只有少数钱币和文字是真正的古代产物,他只认可荷马、希罗多德、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几乎所有其他作品都被他断然斥为大骗局。 他的观点如此惊人,以至于他被称为“可敬的古代毁灭者”,当然也是一个疯子。

幸运的是,对于收藏家和专业古典学家来说,阿尔杜恩是错误的。要捏造人类历史上最悠久时代的几乎所有古迹、城市、艺术品和文学作品,需要一种超越理性、完全没有可靠证据支持的阴谋论。古代世界经受住了他的攻击,钱币作为真正的艺术品继续受到重视,讲述着王室生活和帝王妻子的故事,例如安东尼·庇护向他逝去并被神化的皇后福斯蒂娜(Faustina)致敬,她空空如也的宝座和闲置的权杖在一枚钱币上生动呈现出来(图5.4)。艺术史家发现,钱币对于辨认半身像和雕像尤其有用,因为前者带有身份信息,而后者往往没有。通过参考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钱币肖像书籍,可以整理出画廊中不具名雕像的身份信息。

在此过程中,鉴赏家们必须甄选他们收藏的钱币,以及思考如何以最佳方式在他们的奇珍柜中展示这些样本。与今天不同的是,这些早期的收藏家倾向于强调收藏的多样性而非专注于特定的人物、时期或主题。 自然,古物学家之间会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由此不可避免地汇集产生所有钱币学研究方法中最简单的一种——钱币目录。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编撰目录需要仔细检查和比较,最好能精确测量钱币的尺寸(分组)和重量。一位优秀的钱币学家必须关注所有细节,以保存一份详细的记录,就像生物学家对蝴蝶或骨骼收藏进行科学的目录编撰一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亚里士多德、耶稣、奥古斯都和奥雷斯姆从未编撰过钱币目录。最早的钱币目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充满了手绘插图,收集起来既费力又昂贵。 它们大多数没有特定的历史重点,除了有关金属类别的注释之外,也没有提供任何描述性文本。然而,这些图画证明了人们对古代钱币细节的深深迷恋。我们从弗尔维奥·奥尔西尼(Fulvio Orsini,有时拉丁化为Fulvius Ursinus)的通信中得知,16世纪有近千位钱币学家与他一样热衷于钱币,他自己的私人收藏中有大约2500枚钱币。 时常被誉为“图像学之父”的奥尔西尼著有一本大获成功的目录,专门介绍罗马共和国的钱币,书中内容按照负责铸造这些钱币的官员的氏族(gentes)排列。 第一份印刷的拍卖目录出现在1599年,尽管主要专注于书籍,其中也包括一些古代钱币。

图5.4 古罗马帝国安东尼·庇护时期发行的第纳尔银币(141),背面为福斯蒂娜的权杖和空置的王座,另有孔雀作为象征永恒的符号

Ben Corda

随着各类目录的日益普及,使用者们开始标准化分类系统、术语和度量单位。这些研究方法标志着钱币学和同时代的许多科学一样变得日益成熟和复杂。医学与钱币学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因为许多从业者对两者都有兴趣。然而,这种联系有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亚里士多德以降,历代面相学家一直传承着一种理念,即生理特征可以准确反映个人的品质和性格。 换言之,肉体能够揭示一个人的灵魂。例如,那不勒斯的学者吉安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于1586年提出,与某种动物长相相似之人必然具有那种动物的性情。 因此,如果一个人长相上具有兔子的特征,其天性多虑不安;看起来像狐狸的人们,必定是狡猾机智的;而长着鹰钩鼻的,必定人高马大、热爱自由。

于是许多古物学者推断,钱币上的肖像必定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表明了克劳狄乌斯的无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睿智,尼禄的邪恶,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放纵。在古代文献缺乏相关记载的情况下,钱币成为他们手中不言自明的证据。在希腊化时期,钱币的背面印有类似标签的尊号,这些尊号被认为是可以和正面肖像相对应的,如Eusebes(虔敬)、Dikaios(公正)、Euergetes(慈善)等。在古罗马帝国钱币的反面,古物学家发现了nobilitas(高贵)、pudicitia(端庄)、clementia(仁慈)、liberalitas(慷慨)、laetitia(欢乐)和pietas(守礼)等特质的拟人化形象。这些钱币类别的存在激励着鉴赏者们在钱币发行者的肖像上识别出相同的品质。他们认为,钱币肖像不仅是对外貌的刻画,更体现了个人的道德品质。

医生雅各布·斯潘(Jakob Spon)于168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钱币在面相学研究中的作用。 斯潘向读者保证,自然的的确确在我们的脸上印下了我们灵魂真实的样子,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找寻。古罗马皇帝涅尔瓦(Nerva)在钱币上的肖像有一个鹰钩鼻(图5.5),这是面相学中勇气的确凿标志,但在古代文献的描述中,这位皇帝极度怯懦。对此,斯潘只申辩道,尽管涅尔瓦有鹰钩鼻,但他的脸更像是一只温顺的羊。 不久之后,约翰·埃夫林(John Evelyn)在1697年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钱币:论纪念章》,并在书中用了近50页来讨论面相学。 他致力于“通过人类与各种动物外表的相似性,发现他们的本性与性情”。 他将小脑袋、小眼睛、小鼻子和小嘴巴与邪恶的本性联系起来,前额的形状则可揭示一个人是否具有谦虚、慷慨、忧郁、厚颜无耻、愚笨的特质。

图5.5 涅尔瓦统治时期于安条克打制的4德拉克马银币(96),正反面分别为涅尔瓦肖像(有着鹰钩鼻)和伫立于闪电束上的雄鹰。ANS 1944.100.65690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在观察钱币时,埃夫林断言“亚历山大大帝有一个突出的下巴,这是机敏、宽容和勇气的标志”。 可惜,这些钱币上的肖像甚至不是亚历山大大帝本人,而是传说中披着涅墨亚狮皮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图5.6)。埃夫林公开发表了关于种族和性格的种族主义观念,将他的偏见称为“科学”思想,是“源自对大量人口长期持续的观察,且被大量的经验所证实,建立在最无懈可击的逻辑和哲学决断之上”的。 在狭隘的时代观念影响下,他选择只去看他所想看到的。

在1764年,杰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作者,对面相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他在日记中提到一枚带有马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帕(Marcus Vipsanius Agrippa)——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密友——肖像的古罗马铜币,并评论道:

我自认能从阿格里帕的面部特征中看到这位可敬的人特有的那种开放、宽容和简单的性格,但是,此类观察,即使得到了如阿狄森般的饱学之士的认可,也仍显空洞。灵魂能够如此轻易地通过这些特征被解读吗?我倒想看看,一个对尼禄一无所知之人见到他的头像,会不会说:那是个恶棍!

图5.6 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于巴比伦打制的4德拉克马银币,这枚钱币的正面展现了披着狮皮的赫拉克勒斯,有时这也被误认是国王本人的肖像

Ben Corda

吉本对面相学家的异议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批评,因为尼禄的肖像(图5.7)看起来并不具威胁性,甚至近乎可爱。

纵然有这样的警告,基于钱币的面相学研究仍为许多钱币学家所喜爱。 在1778年,医生约翰·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指出了钱币中面相特征的研究价值。 他对与12种类型的下巴和15种类型的鼻子相关的性格特征进行了分类,此外还包括嘴唇、嘴、耳朵和头部形状。拉瓦特的同时代人彼得鲁斯·坎珀(Petrus Camper)将对颅骨的测量做到了极致,详述了一种关于面部角度的颅测量理论。 坎珀的研究在整个欧洲受到了广泛欢迎,尽管他关于古代钱币和浮雕的出版计划从未完全实现。 这一任务将等到带有种族主义偏见的钱币学分支步入近现代后才得以完成,下一章中将对此进行讨论。

图5.7 尼禄统治时期的4德拉克马银币(60—61),打制于安条克

Ben Corda

同时,并非所有钱币学家都是误入歧途的面相学者:坐在皮椅上,一面思考鼻子和眉毛,一面翻着目录、数着他们的钱币。有人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对科学作出了杰出贡献。17世纪的钱币学家弗朗索瓦·奥利维尔·德·冯特奈(François Olivier de Fontenay)在失明后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而是训练自己通过触摸收集和研究钱币。 同样,一个世纪后,约瑟夫·佩勒林(Joseph Pellerin)收集了3万多枚古希腊钱币,并发表了大量重要发现,在双眼完全失明后,仍继续工作到90多岁。 让·格罗里耶(Jean Grolier)是16世纪一位成就卓著的钱币学家,曾一度沦为战俘,后来又在负债人监狱中煎熬多年。在此期间他失去了两个图书馆。虽然他的图书馆已经不复存在,但格罗里耶华丽的烫金皮革钱币盒仍保存在孔代博物馆(Musée Condé)中,见证着他对钱币学的追求。

每当奢靡的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欣赏他的海量钱币收藏时,其背后有成百上千无畏的钱币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新的发现。让·福伊·瓦扬在为国王收集钱币时的冒险经历在第1章中有所提及。钱币学家夏尔·帕廷(Charles Patin)与法国国王的关系并不融洽,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对书籍和钱币情有独钟。 1667年,他因走私禁书进入巴黎而被定罪。当路易十四判处其在战舰上服苦役时,他逃跑了。帕廷在欧洲其他地方受到热情接待,最终定居帕多瓦,并在那里作为学者发光发热。随着他出版的钱币学著作声誉日隆,路易十四最终邀请他回到法国,但帕廷坚决拒绝了这一邀请。 与此同时,帕廷的大女儿加布里埃尔(Gabrielle)在钱币学界也颇负盛名。1683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腓尼基钱币的著作。 加布里埃尔和她的妹妹夏洛特,一位著名艺术评论家,有志效仿与她们同时代的埃莱娜·卢克蕾齐娅·科纳罗·皮斯科比亚(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opia),后者于1678年获得帕多瓦大学博士学位, 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大学博士学位的女性。遗憾的是,帕多瓦大学自此以后并未允许其他女性入学,包括帕廷姐妹。

医生兼教授奥巴代亚·沃克(Obadiah Walker)也是禁书的受害者,他从1676年起在牛津担任大学学院院长,直到1688年因宗教罪行入狱。尽管如此,他仍旧给自己的新作加上了一个漫无边际、雄心勃勃的标题:《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附有钱币和勋章插图,介绍了他们的宗教、礼仪、风俗、游戏、盛宴、艺术和科学,并简明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皇帝、执政官、城市、殖民地和家族,共分两部分,是向年轻人介绍古代所有有用知识所必备的》(The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illustrated by coins & medals,representing their religions,rites,manners,customs,games,feasts,arts and sciences together with a succinct account of their emperors,consuls,cities,colonies and families,in two parts,necessary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youth into all the useful knowledge of antiquity,简称《希腊罗马史》)。 沃克向读者介绍了假币的制作流程、如何清洁和保养藏品、稀有性的标准以及其他实用事项。他对文化和历史的介绍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但他的作品内容仍偏向古罗马而非古希腊,尽管标题中二者并列。

在奥巴代亚·沃克出版《希腊罗马史》的同一年,一位名叫路易·约贝尔(Louis Jobert)的耶稣会学者出版了《古今章学》(La science des medailles antiques et modernes)。 他使用了“科学”一词来表述他关于钱币研究的主要内容——计量学、肖像、背面类型、币文、符号、价值和造币厂标记、语言、保存、伪造等全面指导计划。这已不再是几个世纪前奥雷斯姆从哲学角度理解的钱币学。文艺复兴时代将钱币研究升格为对科学、文化和历史的广泛解读,并以古物学家对收集、分类、说明和解释的动力为支撑。当约贝尔夸耀他研究了意大利的380个主要钱币集藏及法国的200个集藏,德国的175个集藏和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另外200个集藏时,现代之初钱币学的惊人规模就已初现端倪,更不用说研究这么多来之不易的奇珍柜所需要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了。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乾隆皇帝收集了大量钱币,其中包括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发行的所有钱币类别。 在梁诗正和蒋溥的指导下,《钦定钱录》于1751年问世。《钦定钱录》在数千年前唐代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介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悠久历史,也包括了专门介绍外国钱币、钱币术语以及钱币的辟邪功用的部分。

回到欧洲,18世纪见证了钱币学的凯歌,尽管一些无知者对其“空谈”嗤之以鼻。正如菲兰德(Philander)在对阿狄森生诙谐的《关于古代币章功用的对话》(Dialogues Upon the Usefulness of Ancient Medals)的评论中所说:“关于币章的知识有很多缺点,对于不精通这门科学的人来说,这些缺点会让一门科学变得荒谬可笑。” 这位开明的演讲者随后列举了钱币学家对肖像、宗教、服饰、武器、建筑、圣像甚至诗歌研究的诸多贡献。他补充道:

因此,我们有义务研究钱币,因为它为有识之士带来了新的发现,并为他们提供了有关这些人物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记录都无法提供的。

被称为“古代钱币学之父”的奥地利人约瑟夫·希拉略斯·艾克赫尔(Joseph Hilarius Eckhel)是西方最后一位在钱币学的所有相关领域都发表过论著的人。当然,其他学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但不断涌现的更新、更大的发现浪潮淹没了古物学盛行的时代。艾克赫尔精通从哲学到诗歌等众多领域,最终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了钱币学。他在维也纳钱币学派的耶稣会学者伊拉斯谟·弗洛里希(Erasmus Frölich)和约瑟夫·凯尔·冯·凯尔堡(Joseph Khell von Khellburg)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艾克赫尔以批判的眼光审阅了欧洲许多著名的钱币藏品,并出任维也纳的帝国钱币收藏馆馆长。他还在维也纳的一所大学任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开设钱币学讲座。他为希腊钱币研究确立了一种现在已成为标准的图录编撰准则,这种编撰方式以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为基础,从西班牙穿过地中海北部进入黎凡特,向东到达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然后再向西穿过北非,从埃及到达毛里塔尼亚。就像使用地理字母表一样,如今钱币学家打开任何一本主要目录,都能立即知道该页前后有哪些钱币。最重要的是,艾克赫尔在他的八卷巨著《古代钱币教义》(Doctrina numorum veterum)中系统地介绍了几乎所有的古代钱币研究。

从钱币学的角度来看,约瑟夫·艾克赫尔是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学者”。我们已经看到钱币学家的队伍中也包括一些著名的女性。事实上,艾克赫尔的一位学识渊博的通信者就是夏洛特·索菲·本廷克女伯爵,她主动收集而非从男性亲属那里继承钱币,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钱币收藏,并由此闻名。 最初,她因包办婚姻的不幸而投身钱币学。她最终将自己的收藏集为两卷出版,但拒绝了所有的学术荣誉,理由是她并未接受过全面的教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寻求艾克赫尔的悉心指导。古物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追寻的理想是对古代世界有百科全书般的认知,包括对所有艺术和文物形式的综合研究。一位优秀的钱币学家同时也得是一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专业化实际上是这些早期学者所不齿的。无论是好是坏,现代将改变这一切。

纠错
加书签
详情
加书架
打赏
投票
自动滚动
设置
夜间

评论 0条

加载中...

设置

阅读主题
正文字体
字体大小
18
页面宽度
滚动速度
5
语音朗读
翻页模式
💎

余额不足

您的水晶或能量余额不足,请充值后再试。

立即前往充值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