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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6 科学与伪科学

18世纪的孩童、19世纪的少女,20世纪长大成人,这就是研究钱币的科学。

——梅丽娜·梅尔库里(Melina Mercouri),《钱币博物馆的第一个世纪》(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mismatic Museum)

随着钱币学的日趋成熟,单凭一己之力已无法理解其广度和深度。但这并没有使它的追随者气馁,他们的数量在各个阶层中有学识和地位的群体内不断增加。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的大多数收藏家都来自欧洲贵族阶层,或在他们的赞助下行事。钱币从农场和田地源源不断地流向地方权贵,然后再流向更高的社会阶层,就像被强大的磁铁吸引一般进入国王和教皇的收藏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和工业革命重新分配了财富,并使新的独立收藏家阶层有能力争夺这些古代珍宝。 各行各业的人们赚取或继承财富后,许多人开始对钱币产生兴趣,并将其作为一种投资、爱好或学术追求。 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非贵族人士在环欧洲壮游(the grand tour)时追求舒畅和精致,并在途中开启了对收藏的狂热追寻。钱币学的社会和政治历史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变化。

新贵队伍中涌现出了杰出的钱币收藏家。克里斯蒂安·约根森·汤姆森出生于丹麦的一个商人家庭,于1833年接管了父亲的生意。 汤姆森十几岁时就对钱币产生了兴趣,并向一位锁匠寻求收藏建议,锁匠向这位比他小40岁的小伙子传授了有关钱币和金属的所有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汤姆森的藏品不断增加,包括2755枚古希腊钱币、6012枚古罗马钱币、12683枚中世纪钱币和8156枚近代钱币。这激励他开启了作为博物馆馆长和管理员的第二职业生涯。在那里,他因第4章中提到的早期人类文化编年系统而声名鹊起。

19世纪出身于荷兰的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亨利·科恩(Henri Cohen)在意大利旅行时对古罗马钱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通过艺术的途径进入钱币学领域。他对这一学科的热情使他成为当时的顶尖专家,并因其惊人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闻名于世。经济上的窘境迫使他卖掉了自己的收藏,但他接受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职位,并出版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因其清晰的条理而备受青睐, 至今仍时常被编目人员和收藏家引用。

非贵族钱币学家阶层的不断扩大,为这一学科引入了更加商业化的研究方法。受这一趋势影响,科恩等人开始出版有关钱币稀有性和市场价值的购买指南。 另一位类似的钱币学家是特奥多尔-埃德姆·米翁内(Théodore-Edme Mionnet,1770-1842)。他曾是一名失败的军人,在从事钱币学之前曾在杂耍舞台上表演,并因此大放异彩。 凭借对商业收藏的敏锐嗅觉,他跻身于顶尖钱币学家的行列,出版了多卷古希腊钱币文集,藏品数量超过5.2万枚。 他最初的出版计划也包括古罗马钱币,但鉴于钱币知识的迅速增加,这可能需要另一辈子来完成。与此同时,米翁内推广了一种有利可图的研究古代钱币的新方法。他将传统的目录与精心装订的硫黄粉翻铸钱币组合在一起,把稀有钱币的可靠复制品送到了不太富裕的爱好者手中,其中一些翻铸币至今仍保存完好。 通过多种材质翻模制造的样本提供了图画和描述之外的另一种精确分享钱币数据的方式。

此外,旧王室和帝国收藏的国有化使公众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严密保护的东西。王室钱币收藏被认为对国王和王后的教育至关重要,因此钱币常与君主的书卷一起保存。时至今日,这种联系在许多地方依然存续着。例如,比利时皇家图书馆收藏了超过8.3万枚钱币,法国国家图书馆位于黎塞留街的馆址中藏有超过12.12万枚古希腊钱币。历史上,最初的法国皇家图书和古物收藏(Bibliothèque du roi)在拿破仑时期变为帝国图书馆(Bibliothèque impériale),最后成为属于法国人民(而非贵胄们)的国家收藏。许多学院和大学(例如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钱币收藏最初也是其图书馆的一部分。

随着钱币在“收购年代”的快速流通,从19世纪开始,收藏家们更加关注钱币的出处。 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董商有一个坏习惯,即在钱币上盖戳以显示其所有权,幸运的是,这种做法在太多钱币被无法挽救地污损之前就已停止。在近代,珍贵的钱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了可追溯的血统,被称为“传承”(provenance);在已知的情况下,类似的术语“出处”(provenience)则被用于确定钱币的原始发现地。 例如,1892年,英国大律师海曼·蒙塔古(Hyman Montagu)公布了他收藏的一枚公元前2世纪由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斯大王(Eucratides the Great of Bactria)铸造的罕见金币(图6.1)。 蒙塔古将这枚金币描述为稀世珍品:“这枚独一无二的金币曾被一位阿富汗军官作为金戒指上的印章佩戴,据说几年前获得这枚金币的绅士将它从戒指上取下。” 他提到的这位先生是英国少校查尔斯·斯图特(Charles Strutt),他在东方服役时收集钱币,并从阿富汗军官手中购买了这枚金币。1874年,斯图特将这枚钱币通过拍卖出售给了蒙塔古。1896年,该币与蒙塔古的其他藏品一起被出售,并被亨利·奥斯本·奥哈根(Henry Osborne O'Hagan)收入囊中。 十几年后,奥哈根选择放弃对钱币学这一古老事业的追求。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了这枚欧克拉提德斯金币,它落入了英国收藏家查尔斯·西奥多·塞尔特曼(Charles Theodore Seltman)之手。塞尔特曼曾获得皇家钱币学会、皇家艺术学会和美国钱币学会的荣誉奖章。1921年,美国钱币学会主席向塞尔特曼支付了约14美元购买这枚钱币。伟大的爱德华·T. 纽厄尔(Edward T. Newell)自然负担得起这一数额,他继承了贝恩马车公司(Bain Wagon Company)的家族财富。该公司在19世纪为大量移民到美国西部的居民提供支持,并因此发家。纽厄尔富有、游历广泛、受过良好教育,积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钱币收藏,并撰写了大量关于钱币的图书和文章。他为他所热爱的美国钱币学会的发展倾注了无尽的精力和资源,其工作最终使美国跻身于古钱币科学研究的前列。当他在1941年去世时,纽厄尔将87603枚钱币留给了自1916年以来一直由其主持工作的机构,欧克拉提德斯金币也在其中,至今仍被收藏于此。

图6.1 巴克特里亚欧克拉提德斯大王的斯塔特金币(前2世纪),曾被用作印信戒指。图为鲍勃·拉普斯莱(Bob Lapsley)所绘素描

Saudi Aramco World/SAWDIA

在装有这枚金币的柜子托盘下面,平整地放着一张纽厄尔亲笔书写的小纸签。这张纸条标明了钱币的类别,列出了其克重和来源,并用代码记录了它的价格。几乎所有博物馆和主要收藏家都会使用这样的标签来记录收藏编号、重量、金属成分、标准目录中的参考编号以及先前的所有权等细节。这些标签有时会被堆积在钱币下方,就像护照上的页码一样,保存着它环游世界的记录。钱币学家非常重视这些纸条,因为在知晓一枚钱币的经历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它。 在收藏者眼中,传承往往能提升一枚钱币的价值,并能使1970年之前在市场上有据可查的古董的所有权合法化(见第9章)。

随着贵族对钱币学垄断程度的降低,如蒙塔古、奥哈根和纽厄尔这样的爱好者自行组织了俱乐部、理事会和学术团体。蒙塔古和奥哈根是英国钱币学会的成员,纽厄尔是美国钱币学会和纽约钱币学俱乐部的主席。这些名字可能并不家喻户晓,但也有名人曾参与创建钱币学机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舞蹈家兼演员巴迪·埃布森(Buddy Ebsen),他于1987年助力创建了比弗利山庄钱币俱乐部。埃布森因在20世纪60年代的情景喜剧《比弗利山庄的乡巴佬》(The Beverly Hillbillies)中扮演杰德·克兰佩特(Jed Clampett)一角而闻名。剧中,一群乡巴佬发了财,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其中一集中,他们的首领杰德想知道,为什么一枚价值1.2万美元的稀有10美分硬币不会自动从售货机上给他价值1.2万美元的糖果。 演员埃布森对钱币学的理解肯定胜过他在电视上扮演的懵懂无知的角色。

一些新成立的钱币学组织促进了研究工作,并创办了优秀的学术期刊,包括《钱币学刊》(Revue numismatique,1836,巴黎)、《钱币学纪事》(Numismatic Chronicle,1838,伦敦)、《比利时钱币及徽章学刊》(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et de sigillographie,1842,布鲁塞尔)、《美国钱币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Numismatics,1866,纽约)和《钱币学报》(Zeitschrift für Numismatik,1874,柏林)。这些期刊将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正规化和现代化,帮助学者们整理和分析纷至沓来的新发现。随着爱好者们对古典世界边缘地区——不仅包括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还有阿拉伯和东非的阿克苏姆(图6.2),以及世界货币史上的其他时代和地区的货币制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钱币学中出现了许多子领域。据计算,截至1865年,被发现的古钱币种类已达10万种。 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巴贝隆(Ernest Babelon)的法国考古学家和钱币学教授很快就将这一数字翻了一番。 他指出,仅古希腊就有至少500位国王和王后,以及近1400座铸造钱币的城市。 古罗马的钱币种类也同样丰富多彩,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古代南亚和东亚。约瑟夫·艾克赫尔去世一个世纪后,巴贝隆表示,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钱币学的全部内容。他承认,每个钱币学者都必须开始有所专精。

图6.2 东非阿克苏姆王国恩度比斯国王(Endubis)发行的金币(270—300)。ANS 1966.22.1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随着这一领域的扩展,钱币学家自然而然地向新兴技术寻求支持。我们常常认为诸如19世纪的摄影和20世纪的计算机这样的进步是理所当然的。在收藏家和学者之间,照片开始取代图画和雕刻,成为更便宜通常也更为可靠的展示手段。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展示严重腐蚀的钱币样本时,图画比照片更有用,钱币学家仍然开始意识到,如一位专家所说,照相机可以减少“现代雕刻师的无知”带来的错误。 翻模技术与摄影技术的结合进一步提高了所展示钱币图像的准确度。石膏模型为摄影师提供了一组一致的物体,避免了眩光和色彩不均带来的失真。数码摄影等新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学者和收藏者制作优秀,甚至极具美感的钱币图像的机会。 现在,许多重要的藏品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在线访问。

前文提到的研究期刊相当迅速地采用了摄影技术。1869年《美国钱币学刊》上的一篇关于美国美分的文章率先采用了这一技术,而1873年《钱币学纪事》上的一篇关于伊斯兰钱币的研究紧随其后。 其他刊物也纷纷效仿,如1875年的《钱币学报》(Zeitschrift für Numismatik)、1884年的《钱币学刊》和1885年的《比利时钱币及徽章学刊》。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促进了新研究范式的发展。例如,摄影技术的出现帮助完善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模具关联研究。1762年,不知疲倦的钱币学家约瑟夫·佩勒林在这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更为著名的是,一个世纪后,大律师爱德华·班伯里爵士(Sir Edward Bunbury)注意到,他个人收藏的两枚钱币是由同一个正面模具打制的,因此在时间和地点上将这两枚钱币联系在了一起。 班伯里对这两枚钱币的观察让学者们开始以这种方式对更多的钱币进行研究。作为现代钱币学研究的基石,模具研究应运而生。 古物学家曾一度将钱币视为独立的艺术品;有些人甚至认为,一块正面模具只能打制一枚钱币,而不是现在广为接受的2万枚左右。模具研究很快就变成一种复杂的数字游戏,它建立在可怕的“3T”基础之上:时间(Time)、乏味(Tedium)和旅行(Travel)。钱币学家必须走访众多收藏,才能汇编出代表某一特定发行的钱币的庞大数据集。而后他们还需要历经漫长而费力的研究过程,对这组钱币中的所有正反面进行细致的比较。任何一面完全吻合都意味着这两枚钱币在打制时所用的模具有所联系,两面完全吻合则意味着它们是用两块相同模具打制的(彩插图4、5)。 因此,如果一类钱币上的图像是统治者肖像或羽盔,那么钱币学家就必须对每枚钱币上显示的头发进行计数和比较。钱币学家还需在数个其他可见特征上重复这一工作,例如眼睛的形状、鼻子的角度、嘴唇的位置、颈部的大小等。随后要对背面进行同样的研究,包括所有的币文字母。一项钱币模具研究可能需要数年的辛勤工作,这已成为评判现代钱币学家生涯的标准之一。 幸运的是,随着可运行程序的日益成熟,计算机很快将使这些艰巨的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例如美国钱币学会的CADS(Computer-Aided Die Study,计算机辅助模具研究)倡议。

至1931年,借助摄影技术进行的模具研究甚至影响到了最古老的钱币研究方法——钱币目录。钱币目录开始从价格昂贵、文字繁多的针对精选钱币所做描述性书目转变为图文并茂、字数稀少的所谓参考书系统,真正实现了一图胜千言。例如,《古希腊钱币汇编》(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缩写为SNG)出版了许多国家的大量钱币集藏,让研究人员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成千上万的可靠图片。然而,即使是这种创新,现在也被全球联网的数据库所取代。博物馆、私人收藏家、商业网站、讨论区和博客都可以不断更新和上传图片至这些数据库。 目前,美国钱币学会、哈佛大学、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许多藏品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学者们还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搜索全球钱币拍卖会上超过77万件图文并茂的拍品。40年前,这种钱币学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学者们被教导使用索引卡片、宝丽来照片、剪刀和胶水来编辑他们的数据。钱币研究的剪贴时代已经过去了。

钱币在模具上的关联模式有助于解决年代学、造币厂组织、生产率和真实性等问题。这些都是建立在细微观察基础上得出的宏观结果,使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能够对特定造币厂进行详细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对复打的研究,即用较旧的钱币作为币胚打制的钱币。有时,被用于复打的旧钱币上的图案类别仍清晰可见,这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两类钱币的相对年代——被用作币胚的旧钱币的打制年代必然与覆盖其上的钱币相同或更早。 最近,新的成像技术使钱币最微小的细节得以更加清晰地呈现。例如,由惠普公司研究科学家首创的反射变换成像技术提供了一种计算机辅助系统,可使用来自多个方向的光源。我们还可以使用破坏性较小的工具来检查钱币内部的情况,如X射线荧光(XRF)、光子活化分析(PAA)、快中子活化分析(FNAA)、扫描电子显微能量色散X射线(MEB-EDX)和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LA-ICP-MS)等。 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例如,PAA对金币效果很好,但只适用于纯度较高、表面富集很少或没有表面富集的银币。此外,它还需要数月才能完成放射性测试。FNAA对贱金属钱币的检测结果良好,但与PAA一样,需要使用回旋加速器。LA-ICP-MS需要用激光来检测钱币中的元素,为钱币和模具分析提供重要的结果。 早期的方法依赖于钱币表面的分析,但最新的方法是钻入核心金属以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由此产生的微小“疤痕”有时被认为是寻求科学数据时所必需的。

如今,一个典型的钱币学家带着智能手机四处走动,掌握着现代早期无法想象的先进研究设备。这个手掌大小的设备提供了便携式电脑、数码相机、邮局的相应功能,当然还有电话的功能,可以进行即时语音、文字和图像交流。60年前,德国著名钱币学家、中世纪钱币专家沃尔特·海弗尼克(Walter Hävernick)告诫同事们要更好地利用所有“现代通信手段”来推进研究。他列举了电报、电缆、电传打字机和电话。他赞美了现代旅行的奇迹,学者们只需四天就能乘坐蒸汽船横渡大西洋。 那个时代距今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在科技上与当今世界相差甚远。

即便如此,所有这些令人惊叹的技术并没有使人们更容易掌握不断扩大研究范围的钱币学。相反,它实现了欧内斯特·巴贝隆关于专业化的预言。有关钱币的著作和出版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学者们不是依靠现代技术来查找和阅读所有的钱币——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要找到与他们的特殊兴趣相关的部分。因此,自1967年以来,国际钱币学理事会每隔几年就会出版《钱币学研究调查》(Survey of Numismatic Research)。该书作为具有权威性的重要文献目录,记录了两次钱币学大会间隔期间钱币学研究的进展。20年前,一个由近百名编辑组成的团队花了两年时间编纂了这份跨度为1990年至1995年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由数十个不同国家的4000多名学者撰写的5000多份钱币学相关出版物。 2002年至2007年间,钱币学出版物的数量超过了12000种。 约瑟夫·艾克赫尔曾见证钱币出版物问世的速度在16—17世纪翻了一番,17—18世纪,该速度又翻了一番,而现在每隔几年就会翻一番。此外,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现在的研究主题还包括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南北美洲、伊斯兰世界等,更不用说计算机和统计相关的内容了。

可用于研究钱币的互联网资源比比皆是,一些值得一提的研究伙伴包括:提供链接数据的www.nomisma.org;公布被判定为赝品的钱币的www.forgerynetwork.com;提供罗马共和国钱币窖藏数据库的www.numismatics.org/chrr/;而https://chre.ashmus.ox.ac.uk/则罗列了罗马帝国的钱币窖藏。其他有价值的网站包括:美国钱币学会的官网(www.numismatics.org)、美国钱币协会的官网(www.money.org)、为钱币学家提供涵盖广泛话题的论坛(www.cointalk.com)以及拥有大量古典世界文献和钱币档案的数字图书馆(www.perseus.tufts.edu)。

我们距文艺复兴时期古物学家的世界已经很远了。然而,有些方面没有改变,其中有分类系统这样好的方面,也有第5章介绍的伪科学的错误前提这样坏的方面。伪科学如何及为何在一个显著进步的时代持续存在?用瓦西里基·彭纳(Vasiliki Penna)的话说,“钱币就是历史。钱币即人。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初形成的观点”。 早期的古物学家在第一种情况下肯定是正确的,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部分正确。钱币确实记录并塑造了大量的历史,但它们并不像颅相学和特征学的创始人所声称的那样,是所描绘人物的可靠代表。这种想法成为潜伏在第二波钱币学浪潮中的一股危险暗流,且至今仍在牵引着我们。

英国钱币学家和考古学家约翰·永格·阿克曼(John Yonge Akerman)是古物协会的秘书和法兰西学会的金章获得者,也是雅各布·斯潘和如第5章所述的其他面相学家的追随者。他采用了19世纪的颅相学方法,即对颅骨进行测绘和测量,从而推断出人的智力和性格。

1836年,阿克曼帮助创建了伦敦钱币学会,并创办了《钱币学杂志》。他通过对备受中伤的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图6.3)的观察,普及了钱币学中的颅相学:

无论是面相学家还是颅相学家,只要看到这位皇帝的肖像,就会陷入沉思。

他的脸部表情空洞,缺乏智慧;而他的头部在颅相学家眼中缺乏活力。

我们不能忘了,克劳狄乌斯在扩大罗马帝国版图的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著述颇丰,涉及从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到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等众多历史题材。他还撰写了自传。

图6.3 于罗马打制的克劳狄乌斯的奥雷金币(46—47),正反面分别为克劳狄乌斯肖像与康斯坦提雅(Constantia)女神像。ANS 1947.2.422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切萨雷·伦勃罗索(Cesare Lombroso)教授的《犯罪的人》(L’uomo delinquente)一书试图证明,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外表来预测他的异常行为。 伦勃罗索让数百万读者相信,眼睛、嘴唇、下巴和头骨形状预示着那些被他描述为进化回溯的人的犯罪倾向。几乎与此同时,现代优生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也收集了古代领袖的钱币肖像,与所谓的种族和罪犯人群类型的现代照片进行对比。 高尔顿开发了一种技术,将人物的多幅钱币肖像融合在一起,从而为亚历山大大帝、克莉奥帕特拉、尼禄等人创作出可供颅相学判断的画像。例如,他声称克莉奥帕特拉的面容特征“以普通英国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面目狰狞”,而由钱币上的古罗马女性合成的图像则“美得出奇”。一位被高尔顿的合成照片迷住的钱币收藏家在报刊上宣称:“(亚历山大的)脸庞是男人之美的典范,完全可以作为这位伟人的可靠形象。” 然而,亚历山大的这一“可靠形象”来自利西马库斯(Lysimachus)钱币上一个后世创作的明显被理想化的肖像,其中包括征服者头上长出公羊角这一难以令人相信的面相特征(图6.4)。虽然这幅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肖像符合古代艺术家的相貌标准,但它对了解亚历山大的真实外貌或性格没有什么帮助。这比约翰·伊夫林错误地用赫拉克勒斯的肖像来识别亚历山大的性格好不了多少(见第5章)。

高尔顿将古代钱币上面孔的可取之处,统统等同于代表智慧和才能的特质,令他失望的特征则被当作道德和精神弱点的证据。最后,他公然宣扬种族主义:“由此可见,雅典人种的平均能力,按最低的估计,也比我们高出近两个等级,也就是说,和我们比非洲黑人高出的程度差不多。” 被誉为“科学考古学之父”的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William Flinders Petrie)与高尔顿合作,并将类似的偏见纳入了自己的研究。 我们发现,皮特里根据头骨形状和面孔对种族和民族形象进行的分析将英国人理想化了。 据称,智力落后于皮特里这类人的是古埃及人、古罗马人、秘鲁人以及澳大利亚的林地人。皮特里在1909年恳求他的读者响应高尔顿的号召,对钱币肖像进行研究,以探查古代领袖的“真实性格”。

图6.4 于兰普萨库斯打制的利西马库斯4德拉克马银币(前297—前281),正反面分别为带有阿蒙神羊角的亚历山大肖像与宝座上的雅典娜像。ANS 1944.100.77526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当时,备受推崇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已经发表了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先驱阿尔弗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的类似呼吁,哈登是弗林德斯·皮特里的同代人,有时也支持他的观点。 哈登敦促专业历史学家研究钱币肖像,以寻找人种学上的证据。他在自己关于古代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历史的研究成果中表示,钱币上欧洲定居者的头、鼻子和下巴的形状如同一部反映其“种族缺陷”的编年史,因为他们通过与当地妇女通婚而失去了种族的“纯洁性”。 这就是种族化钱币学的可悲遗产。

或许我们希望钱币学的这个研究分支早已被抛弃了,但即使在21世纪,面相学的吸引力依然强大。 事实上,科学界的一些成员仍然声称,“在无从得知一个人的其他特征时,面相学有助于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们认为,一个人的鼻子、下巴和耳朵应该在筛选求职者、评估学生甚至在法庭上判定有罪或无罪时发挥作用。 他们认为,大鼻子表示男性性格坚强、有耐力,而在女性身上则意味着咄咄逼人;大耳朵表示慷慨大方,而“小耳朵则代表贪财”。

图6.5 巴克特里亚王国安提马库斯一世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2世纪),正反面分别为安提马库斯一世肖像和波塞冬像。ANS 1995.51.11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撇开伪科学不谈,肖像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哲学和历史学上的微妙之处。 钱币上的肖像,尤其是古代钱币上的肖像,并不是照片,它引发了和逼真与真实、虚荣与真实、演绎与真实有关的诸多问题。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古代肖像与真人的相似程度(哲学家称之为“知觉适配性”),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想象适配性”,即一种我们愿意接受的、基于看似合理解释的相似性。 天真的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许多现代作品中采用了此种“想象适配”,将其作为一种手段,对一些只能从钱币中略窥一二的人物进行描绘。 学者们根据肖像钱币上的人物形象编造故事,例如巴克特里亚国王安提马库斯一世(Antimachus I),没有任何古代作家的现存作品对其有所提及(图6.5)。由于安提马库斯是一个“亡灵”,对他的历史复原仅能依靠他的外表。在研究这位国王的学者中,大英博物馆的吉尔伯特·詹金斯(Gilbert Jenkins)曾写道,安提马库斯“除了他的钱币外完全不为人知,但这些钱币为我们保留了一幅真实得令人吃惊的肖像,是人物刻画的杰作”。 接下来,他很快说明了何为“真实”:

我们不仅有关于安提马库斯个人外貌的生动而准确的记录,还有关于其个性无与伦比的暗示。在这种个性中,坚强的性格与文明的怀疑精神和幽默感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绝佳的头像带来的直观影响力。

在完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确定这幅画像“生动而准确地记录”了这位国王的外貌呢?对真实性的假定只是第一步错误的尝试,历史学家将面相学作为叙事的拐杖,为这位不知名的统治者编造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不仅赋予了安提马库斯幽默和怀疑精神,还给他贴上了坚定、谦虚、智慧和粗鲁的标签。

鉴于这些问题,现代钱币学仍然需要像考古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做的那样进行一些自我反思。考虑到这两门学科共同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学,它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有些奇怪。多年来,两者密不可分。1901年,欧内斯特·巴贝隆仍称钱币学为“考古学的基本支柱之一”。 几年前,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 Poole)明确指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古希腊钱币学家,首先得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许多钱币学先驱同时也被认为是考古学家,其中包括约贝尔、艾克赫尔,当然还有巴贝隆。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自称是古董商和“彻头彻尾的钱币学家”,他利用自己分析钱币的经验研究石器,从而或多或少地在19世纪创建了旧石器考古学领域。 此外,著名钱币学家珀西·加德纳(Percy Gardner)的职业生涯始于大英博物馆币章部助理这一职位,但随后于1879年至1887年在剑桥大学担任迪士尼考古学讲席教授,此后于1887年至1925年在牛津大学担任古典考古学和艺术林肯讲席教授。 然而,两个领域的分流即将到来。例如,纽约的美国钱币学会(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以美国钱币与考古学会(American Numismatic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名义成立,但在1907年将“考古学”(Archaeology)从其名称中剔除。

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古物学家对古代世界的普遍兴趣和专长慢慢让位于对一两个领域的关注:钱币学、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埃及学、赫梯学、纸草学,等等。这意味着20世纪的考古学家可能对钱币学一无所知,钱币学家也可能缺乏语言学方面的训练。几乎任何一所规模庞大的现代大学的校园地图都能证明这一点:学术界往往将文科生与理科生、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分隔开来。学生们从科学教室走到历史教室的漫长路程,不过是这一不幸趋势的缩影之一。

20世纪下半叶,考古学作为一个附属领域经历了一段深刻的自我剖析时期。 不拘泥于对旧世界的传统关注,也不受文化史模式的束缚,“新考古学”以响亮的宣言昭示了它从古物学中独立出来:“如果美国考古学不是人类学,它就什么也不是。” 这场变革被称为“过程主义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它追求实证主义的科学议程,依赖于假设检验、实验和数学建模。从业者们失去了为文物本身进行描述和编目的耐心。考古发掘不应是为了在博物馆里堆满艺术品,不应是为了在昂贵光鲜的纪念品目录中展示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物,也不应是为了展示地中海特权精英的生活。以人类学为基础的考古学立足于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和艺术:它旨在揭示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过程主义者将理论放在首位,这与英国古物考古学家理查德·科尔特·胡尔爵士(Sir Richard Colt Hoare)的观点大相径庭。后者曾在1812年夸口说:“我们根据事实,而非理论发言。”

随着后过程主义的兴起,“新考古学”变得更为新派。这一运动质疑考古学的实践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客观性。普遍规律受到质疑,个人行为受到重视。对物质如何反映心灵感兴趣的人创立了认知考古学,以研究符号学、宇宙学、性别认同和语言。所有这些争论都促使着基本考古方法和概念不断地被重新评估,甚至波及更为保守的古典考古学。各个学派都开始要求对手更直白地阐明他们的基本假设和偏见。这门学科坚定不移地自我监督,以在实地和实验室中确立最优的实践方法。

因此,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摒弃了考古学和钱币学中许多曾经被标榜的事物。现在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古物学不仅过时了,而且危险的业余爱好者对艺术鉴赏和收藏的重视会滋生一个对遗址,进而对科学研究具有破坏性的古董市场。 有学位的专业考古学家不可能接受业余发掘者或鉴赏家基于其个人的文物收藏撰写的任何书籍或文章,无论其研究多么有见地。一本当代出版的考古学教科书用大写字母明确地写道:“收藏家是真正的盗掘者。” 美国考古学会坚持认为,必须减少把文物“当作商品来利用以谋取个人享受或利润”的做法,其会员应避免任何“提高考古物品商业价值”的行为。 考古学家在工作中应对他们的发现进行分析和解释,而非描述和出售。考古学家已经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站稳脚跟,并通过学术讲座培养了一批支持者。从计量考古学到动物考古学,他们已然建立了自己的一些科学专业分支。

考古学的发展道路离钱币学越来越远,而钱币学从未(至少在美国)实现巴克莱·海德(Barclay Head)1886年的期望:“古希腊考古学和钱币学将在英国和美国大学的研究课程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这个时代正在迅速到来。” 1906年,当海德从大英博物馆退休时,同事们向他献上了一本研究论文集,以纪念其一生在钱币学领域所做的工作。 该书收录了著名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西奥多·莱纳赫(Theodore Reinach)、钱币学家欧内斯特·巴贝隆、伊奥尼斯·斯沃罗诺斯(Ioannis Svoronos)和多位收藏家的文章,其中一位收藏家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撰写了一篇题为《我收藏中的罕见或未出版钱币》(“Rare or Unpublished Coins in My Collection”)的论文。当时,钱币学家和考古学家之间尚未有明确的分工。这本论文集的投稿人中没有任何一位会理解诸如埃文斯和韦伯的收藏家实际上是盗掘者这样的说法。

与考古学不同,钱币学从未远离其古物学起源。大多数钱币学会仍然欢迎收藏家和古董商入会或任职,他们的研究刊物仍接受饱学的非学术界人士撰写的论文,他们自己的收藏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慷慨的收藏家和古董商的馈赠。他们举办展览、出版书籍,以宣传其成员的私人收藏,有时还会优雅地将他们称为“绅士学者”。 与考古学家不同,由于钱币学家从未将自己重新严格定义为学术界人士,并摒弃收藏家身份,他们的队伍仍然包括对钱币感兴趣的所有人。今天,任何个人都可以走进当铺或登录eBay,立即成为广义上的钱币学家,而考古学家则有更高的门槛。

发掘工作者和收藏家间日益成形的壁垒间仍旧存在一些可供二者交流的缝隙。 许多考古学家仍然愿意在《密涅瓦:国际艺术与考古学评论》(Minerva: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rt and Archaeology)等期刊上发表文章。该刊会发布古董出售的广告,并定期报道钱币市场且列出拍卖价格,新订阅的用户甚至可以获赠“一枚(出处不详的)具有收藏价值的真正古罗马钱币”,由此成为一名事实上的钱币收藏家。 然而,双方的固执拥趸都希望激烈的争执谩骂能够将这些仅剩的交流斩草除根。“新考古学”的支持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新钱币学”(更不用说“更新的钱币学”)的出现给这一领域带来新鲜血液。既收藏又研究钱币的钱币学家抗议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受到侵犯。发掘工作者可能会抱怨说,如果钱币学家偶然发现一具古代骸骨,其枯槁的手中紧握着一枚第纳尔,他们会拿走钱币,而把尸体扔掉;现代的收藏家则会反过来指责考古学家用一切科学手段保存和分析骸骨,却将钱币重新埋在被人遗忘的破箱子和论文堆里。现在的难题是,双方都没有完全错怪对方。

从古物学家中衍生出的这对昔日盟友的恩怨不仅在于方法论和认识论,还在于现代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分支的兴起,即钱币窖藏的复原、记录和分析。早期钱币学家的兴趣集中在单个钱币的独特特征上,如肖像、图标和审美价值。至于这些钱币是从何处,又是如何发现的,学术界并不关心。当在田野中发现一组钱币时,人们很快就会从中挑选出“最好的”钱币,几乎没有人想过将这批钱币完整地保存下来,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钱币组合进行研究。问题是,一些收藏家仍在以这种方式从窖藏中挑挑拣拣,就好像早期考古学家曾在古代遗址中挑选“值得在博物馆中展出”的艺术品一样。此种做法现已被学术发掘者所摒弃。在现代世界中,由于金属探测器的应用和更密集的土地耕种,新的窖藏更频繁地被发掘,这让学者们意识到利用窖藏进行大规模统计分析的潜力。 正因过去的寻宝行为使现代学者丧失了许多以此分析窖藏的机会,考古学家才开始质疑钱币收藏的伦理。因此,在接下来的两章钱币研究之旅中,我们需要转而探讨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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