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的亚该亚人买酒,有的用青铜,有的用炽热的铁,有的用兽皮,有的用活牛,有的用奴隶。
——荷马(Homer),《伊利亚特》(Iliad),7.472-5
一旦我们体验过铸币的奇迹,就很难想象没有钱币的过去。荷马告诉我们,在特洛伊战争时期,也许是公元前12世纪,人们用暴力夺取,或通过用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荷马笔下的“长发”亚该亚人(Achaeans)和其他战士的货币是金属锭、牲畜、兽皮和俘虏。荷马在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Odyssey)时,仍生活在一个没有钱币的世界,因此他的诗歌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在经济方面受到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影响。身处2世纪的货币化世界中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写作时将钱币归功于雅典青铜时代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他是特洛伊战争前几代杀死米诺斯(Minoan)牛头人(Minotaur)的传奇人物。 同样,吕底亚人约翰(John the Lydian)(6世纪)将第一枚古罗马钱币归功于罗穆卢斯的继任者努马王(King Numa),老普林尼(1世纪)则将古罗马的第一枚钱币归功于塞尔维乌斯王(King Servius)。 这些古罗马君主就像普里阿摩斯(Priam)和忒修斯一样被神化了,而且他们身处的时代都过于遥远,他们从未见过任何形式的钱币。 在沃尔夫冈·彼得森(Wolfgang-Petersen)导演的《特洛伊》(2004)中,电影观众甚至会看到普里阿摩斯国王在使用600年后才会出现的钱币。让钱币出现在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中,就好像将圣女贞德置于一架在1429年奥尔良围城战中现身的喷气式战斗机里一样。时间顺序很重要。
钱币问世之前,一般意义上的货币一定起源于物质占有的概念,即拥有一件有实际价值的物品,而不是现代语境下用来标示价值尺度,但其自身无价值的物品。我们无法确定人类最早是在何时何地开始考虑拥有(而不仅仅是使用)动物、草地或湖泊的。 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强调各自不同的证据。 有些人专注于事物,有些人则专注于事物背后的思想。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构成了最初的货币形式,而当我们发现它们时是否能辨识出来?它的问世是出于经济、宗教、政治还是军事目的?它是商品化的信贷、便携式的记账系统,抑或只是我们关于金融的原始构想?
从最早的原初货币,也许是一颗闪亮的珠子或一支形状优美的箭头,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支票、纸币和加密货币,中间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旅程。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提出货币起源相关假说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是早期人类以物易物的自然产物,这一理论后来在阿布·阿-法德尔·贾法尔·伊本·阿里·阿迪马什(Abu al-Fadl Ja’far ibn ‘Ali al-Dimashqi)、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重述。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模型,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简化的农业社区,如图3.1所示,该社区包括四个相邻的农民,分别为A、B、C和D。
每个农民都有自己想要获得和有意愿换出的物品。在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单一、直接的物物交换,需要所谓的“双向需求吻合”,即每方都拥有另一方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农夫A和C符合条件。相邻的B和D出局,而A与C若想成功交换也需满足另一额外条件:A的葡萄必须与C的猪的价值完全一致,除非C愿意从他的猪身上切下可交易的部分。即使把易腐烂的商品运至中心市场,也帮不了B和D,除非出现如下情况:B用他的鸡蛋去换D的葡萄,再用葡萄去换C的猪。但如此一来,A就必须带回他的葡萄,而不是培根。
图3.1 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商品交换模式
作者自制
如果引入另一个邻居,也许是一个木匠,会使情况更加复杂。新来者可能会在等待双重需求吻合(例如养猪人需要与他的猪价值相当的桌椅)时饿死。在引入一个想要鸡蛋的陶工和想要谷仓的养鸡户时若想达成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在交易时纳入需要一套陶瓷餐具的木匠。在经典电视剧M*A*S*H*的一集中可以找到一个更为现代的类比。这是一部20世纪70年代的情景喜剧,故事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一家流动陆军医院里。在那里,我们跟随军医“鹰眼”皮尔斯[亚伦·艾达(Alan Alda)饰],见证了他的困境。当他请求替换一只坏掉的靴子时, 营地里的战友没有一个愿意卖给他一只备用品。“鹰眼”试图向营地的补给中士求助。中士不肯合作,于是冻得脚趾发麻的医生问他需要给出什么东西才能获得这只靴子。中士的牙齿疼痛难忍,外科医生答应为他找一位牙医,以换取新靴子。不幸的是,当地的牙医要拿到一张去东京的通行证才会帮助“鹰眼”。“鹰眼”的指挥官也不会签署这类休假单,除非他以某种方式安抚医院里愤怒的首席护士。而首席护士只有“鹰眼”为她绝望的男友提供生日蛋糕时才会松口。因此接下来“鹰眼”必须与连队文员达成协议,后者将用蛋糕交换与一名护士约会的机会。但是,只有“鹰眼”给她一个吹风机,这名护士才会愿意与文员约会。营地里唯一的吹风机属于一个只想按第八条规定退伍的异装癖下士。执行第八条规定明确需要三位医生在文件上签字,而“鹰眼”只能说服其中的另外一位外科医生合作。这样一来,整个“多重需求吻合”的计划就被拆穿了,“鹰眼”最终没有得到他的靴子。
如今,Craigslist和Barteronly等许多网站都可能为此类交易提供便利,但这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或“鹰眼”所处的朝鲜都是不可想象的。哲学家只能想象,在以物易物的经济中引入货币,会创造出我们称之为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行选择。如果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接受基于某种商品的交换,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商品卖给愿意的买家,然后用货币购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像葡萄和猪这样不同的商品可以用一种货币定价,避免了本周以葡萄衡量猪的价值、下周以鸡蛋衡量桌子价值的不便情况。亚里士多德相信货币经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佳的求生机遇。市场并不是总能保证甲乙双方都得到一头猪,但有此需求的人至少可以为下一次交易机会积攒商品货币,而不必试图储存酸葡萄或臭鸡蛋。亚里士多德将此称为“未来交换的保证”,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兴起的简单解释很有诱惑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一些现代学者指出,即便社群中普遍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行为,这也很少作为唯一的商业手段存在。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迦太基人在利比亚海滩上摆好货物,登上船只,点燃信号火,等待当地人带着黄金前来。迦太基人一直停留在近海,直到他们对交易中对方支付的金块数量感到满意。然后双方依次带走自己的货物,在此期间他们从未与对方有过直接接触。希罗多德明智地总结道,在这些交易中,没有人上当受骗。 这种原始经济制度似乎非常浪漫,与今天各种媒体所津津乐道的用一把珠子从美国土著手中换走曼哈顿的现代神话并无二致(图3.2)。
图3.2 美国钱币学会的铜章,正反面分别描绘了美国土著与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以物易物的场景以及纽约商业和知识进步的拟人化形象。ANS 0000.999.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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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市场交换外,早期的货币还可以被用于其他目的。与此同时,货币可能在宗教、社会和礼仪需求中有更重要的功用。例如,美洲原住民的贝壳串珠(wampum)可以纪念历史事件,也可以作为部落间和平的保证。如第1章所述,中美洲的可可豆和西非的基西钱有宗教和商业的双重用途。即使在今天,当货币被当作吉祥物或纪念品时其也会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有时,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一个社群中是否存在货币,因为一些易腐烂的货币类别可能会从考古记录中消失,或被视为未交易的商品而受到忽视。由于一些货币具有多种用途且很容易被误判为其他物品,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看清了其全貌。
许多日常物品都可以实现货币的三种基本经济功能:
1. 价值尺度或单位。
2. 财富的贮藏手段。
3. 交换的媒介或单位。
有些商品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更胜一筹。在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货币形式或许就是图3.3所示的黄宝螺(Cypraea moneta)了。 这种类似瓷器的小贝壳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都被用作货币,因此其拉丁学名的后半部分就据此定为moneta(货币)。“货”中带有贝壳的象形部分,古代中国有时还会铸造金属贝币以作为其替代品。
图3.3 被用作货币的黄宝螺
作者
某些形式的商品货币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替代性。如果一个单位的货币与另一个单位的货币一样,其功能也完全相同,并且可以被简易地分割成相等的部分,那么这类货币就可以被视作具有可替代性。根据荷马的叙述,攻打特洛伊的希腊人用金块、兽皮、牛和奴隶来换取葡萄酒。其中动物和人肯定是不可替代的。当盐、谷物和口香糖等商品被用作货币时,它们是可替代且易运输的。这与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 雅浦岛(Yap)的巨型石币截然不同。这些被称为“菲”(fei)的雅浦岛碟状石币已成为关于货币构成要素的争论中的标志性物品(图3.4)。 男人们在遥远的岛上费力地采石,然后用船把它们运回雅浦,并将其滚动至主人家门口。有些石币很小,而有些石币很大,以至于即使在日常交易中转手(可以这么说),它们也不会再被移动。社群就此承认一户家庭门前伫立的巨型石币的全部或部分属于其他人,甚至其他几十人。据说有一块巨大的石币因在暴风雨中落水而从未运到雅浦岛。然而,有人说,即使这块巨石在海底沉睡了一个多世纪,它依然在雅浦岛经济中继续发挥着货币的作用。这提醒了人们货币的复杂性。沉没的石币是一种会计制度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制度下,即便石币看不见摸不着,它们也能代表财富。也许,数字货币并没那么具有革命性。
图3.4 密克罗尼西亚雅浦岛石质货币“菲”(1870)。这件较小的样本重10.3公斤。ANS 1910.20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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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足鼎不同,人们必须不断给被视为货币的活牛喂食喂水,但至少,牛可以用自己的四条腿走路去市场,而三足鼎则无法做到这一点。牛还可以生产可替代的乳制品。另一方面,你可以把三足鼎分解成更小的单位。但牛却不行,除非你将它宰了。不过即使你宰杀了这头牛,它也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任何购物者都知道)不是每一份牛肉都相同:绞碎的牛肩肉不能与菲力牛排一磅一磅地互换。在农业社群中,动物可能是便捷的价值尺度。但因为它们不可替代,所以并不是一种良好的交换媒介。将一头牛作为货币来花是很难的。此外,牛是昂贵且具有时间敏感性的财富贮藏手段,因为它们在经历不可避免的死亡前都必须得到照料。直到它们死去,其消费价值会达到最大化或完全丧失。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因素,金属作为可替代、易维护、易运输的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手段和交换单位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历史上,被用于制造货币的四大金属分别是金(钱币学家简称为AV或AU,源自拉丁文aurum)、银(AR,源自拉丁文argentum)、琥珀金(electrum,EL,前两者的合金,希腊人称之为“白色金子”)和青铜(AE,源自拉丁文aes)。 青铜在铜、锡和其他金属成分的比例上有很大差异。青铜作为一种基本材料,在制造容器等其他用途上具有价值,但作为钱币,它主要被用作地方的信用货币。另外,古人认为贵金属具有抵御自然力量侵蚀的神性。正如品达(Pindar)的诗歌中所述:“黄金,就像黑夜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在所有令人尊敬的财富中脱颖而出。” 白银的价值低于黄金,但更容易获得,它成为各类金属中的货币标准(图3.5)。人类早期历史中广泛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在数种语言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些语言中“白银”与“钱”是同一个词,例如阿卡德语中的kaspu、希伯来语中的kesef、希腊语中的argyrion、梵语中的rupya和拉丁语中的argentum。
贵金属稀有、耐用、令人神往,但也有其阴暗的一面,那就是在获取时需要付出高昂代价。 大地并不会轻易地将其蕴藏的金银拱手让人。古代,埃及的金矿里有一帮被镣铐锁住的囚犯和奴隶日夜劳作。其中有些孩子尚且年幼,可以通过险峻狭窄的矿井。男人和女人挥舞着锤子,将挖掘出的岩石砸成越来越小的碎块。老人在磨柱前用尽全力把石头磨成粉末,再经过水洗,以分离出最微小的金块。偷懒者会受到殴打,而体弱者则在劳作中倒地身亡。 在雅典,白银开采业的最大受益者是租赁用于开采和加工矿石的奴隶的供应商。 古罗马人在山上采矿,直到地下坑道坍塌,而工人们被埋葬其中。 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证实了这些记载——矿山、壕沟、锤子、凿子和被称为“querns”的磨石;环境科学家证实,古代密集开采和冶炼铅银合金的时期产生了严重污染。
图3.5 白银作为一种商品具有高价值,并在世界历史上被广泛用于铸造钱币
Ben Corda
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货币的形式是按重量计算的银块和按体积计算的大麦,埃及人更喜欢按重量计算的金、银和铜。 为了使用这些商品,每笔交易都需要仔细度量。 银锭通常被制成线圈状,以便根据需要切割出合适的部分, 而被称为“Hacksilber”的白银和珠宝碎块则作为货币流通。经济运行依赖于债务和信贷记录,这些记录将通过商品货币来进行交割。与今天类似,许多债务都被仔细地记录在泥板上,而这些泥板本身也可以进行交易。文献证据中保留了古代苏美尔的一些实际估价,包括带利息的贷款。 埃什努纳(Eshnunna)的楔形文字律法中使用白银和大麦规定了羊毛等各种商品和租用马车等服务的价格上限。 如果某人打瞎了邻居的眼睛,他需要为此赔偿1米纳(mina)(约等于1磅)的白银。1米纳可细分为60谢克尔(shekel),这两者都是重量单位,而非钱币。对鼻子的赔偿也是1米纳,但每根手指仅需40谢克尔。对一只耳朵或一颗牙齿的赔偿作价30谢克尔。打架时咬掉别人的鼻子比放出自己的狗咬死别人的代价还要高昂(40谢克尔)。打别人的脸需要赔偿10谢克尔。由于雇工每月的收入约为1谢克尔白银,因此即使是赢家,斗殴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希伯来圣经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货币用途传入迦南(Canaan)的情况,亚伯拉罕(Abraham)为他死去的妻子萨拉(Sarah)购买了一块墓地,价值为重400谢克尔的白银。 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邻居一样要缴纳罚金:例如,一头牛顶伤了他人的奴隶,牛的主人要赔付30谢克尔。 奸淫未婚女子的判罚为50谢克尔。 这类交割需要对金银块进行仔细和一致的度量,而且对有缺陷的天平和砝码设有严格的禁令。 考古证据表明,古代世界的日常生活需要经常使用这些设备。 在圣托里尼岛上的青铜时代遗址阿克罗蒂里(Akrotiri)的发掘中,几乎每栋建筑都出土了一两件铅制天平砝码,有时在一栋房屋甚至一个房间内就出土了整套砝码。
古埃及人的货币观念和我们的一样神秘。例如,在一些关于“沙伯提”(shabtis)的销售记录中,买方、卖方和交易物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 “沙伯提”是一种小雕像,据传会在古埃及墓穴中复活,为死者工作。当“沙伯提”的制造者在这些合同中收款时,他似乎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些小雕像。在文件中,制作者对着“沙伯提”说:“我从死者那里收到了白银以支付你的工资。”小雕像获得了为在未来某日完成的工作而付的酬金,而制作者则代表它预支了这笔钱。
货币演变的下一步并不起眼,但却将历史推向了新的道路。大约在公元前630年,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王国(Kingdom of Lydia)有人在一块贵金属上印了类似印信戒指的戳记。 这一简单举动的结果之一,是它增强了人们之后在市场上使用贵金属块时对其重量和纯度的信心。这一程序丝毫没有改变商品的内在价值,却简化了金银块的交换过程,因为任何人都愿意接受戳记的初步认定,而无须在每次交易时重新称重和检验。商人可以抛开笨重的天平、砝码和试金石,通过计数而非对这种新形式的货币进行称量来加速交易。 古希腊人很快就采用了吕底亚人的这种技术,并将这种钱币命名为“nomismata”,因为依据公认的惯例(nomos), 它们具有货币的功能。
这种对钱币的接纳可能是逐渐形成的。当一个人首次带着几块印有戳记的琥珀金钱币出现在吕底亚的市场上时,他的大多数邻居可能并未留心。这些金属和其他金银块一起被置于天平盘上,用来偿还债务或购买一头羊羔。在人们依据惯例认可打在金属上的信息具有特殊意义之前,打上戳记和未打上戳记的金属块别无二致。而在人们开始认可它们的那一刻,钱币则具备了后来圣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在7世纪所规定的三个基本要素:可接受的金属、重量和设计。 起初,戳记还很简陋,上面用希腊文或吕底亚文写道:“我是法尼斯(Phanes)的印章”或“我是库卡斯(Kukas) 的(印章)”。不过,需要牢记的是,古代人对待印章比我们对待签名的态度更加正式,印章蕴含了与其相关之人的全部权力和威望。 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类比为在签名之后又经过公证的文件。这些币文与从狮子到雄鹿的各类图像(图3.6)一同被用坚硬的模具锤打于金属之上。法尼斯和库卡斯(可能一个是军事指挥官,而另一个是国王)等人为他们的带有戳记的金银块的质量和重量提供担保。他们与金属的关系使通过带有戳记的金属进行的交易更方便。为使这一创新方法得到更便捷的应用,当时打制了七类面值的钱币,最小的面值为1斯塔特(stater)微小的一部分(1/192),重量不到1/10克(0.004盎司)。这一事实表明,当地基于钱币的货币化程度很高,可以满足吕底亚王国经济体系中大大小小的支付需求。
图3.6 以弗所打制的1/48斯塔特琥珀金币(前600—前550),正反面图案分别为牡鹿和打制戳记。ANS 1977.1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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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制带有戳记的钱币在最初可能只是一系列私人行为,但其公共意义愈发显著,直至为国家所垄断。吕底亚的统治者打制的钱币数量逐渐上升,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颁布王室律令强制人们接受这些钱币。专家们通常称这些早期的皇家钱币为“克洛伊塞德”(croesids),以纪念约公元前561年至前546年统治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Croesus)国王(图3.7)。 这类创新迅速传播可能归因于希腊雇佣兵对一种可以方便快捷地消费或储存而不会贬值的货币的支付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波斯人在其帝国中招募和驻扎雇佣兵的地区使用钱币。 在地中海的其他区域,即使在埃及、腓尼基、迦太基和伊特鲁里亚这样商业活跃的地方,铸币的发展也较为缓慢。古罗马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才发行稳定的银币。商业并未创造钱币,也不是钱币创造了商业:它们只是共同发挥作用。同样,钱币也没有催生战争、奴隶制、暴政或帝国,钱币只是习得了置身其中的方法,对于诗歌、艺术和历史也是如此。
图3.7 克洛伊索斯时期于萨迪斯打制的斯塔特银币(前561—前546),正反面图案分别为狮子与牛和打制戳记。ANS 1975.2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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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很快就意识到,可以在钱币的另一面(反面)打上额外的图案来增强在其一面(正面)所印的验证信息的效力。这一初始步骤通过在钱币的正反两面都印上向外传递的信息以使其传递能力倍增。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经典故事《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中就有类似的描写,流浪的骑士把他们的盔甲当作多功能广告牌,将公共服务信息传播至远近各地。 在一枚背面描绘有马克·吐温笔下的骑士之一的美国银圆上,这一信息被加倍传播(图3.8)。今天,我们可能会转而联想到现代的送货卡车,它们每天都要在市场上执行日常任务。既然它们每天都在运送牛奶或水管工至某处,为什么不将其也用作流动广告牌呢?
图3.8 美国造币厂生产的美元纪念银币(2016),正反面分别为马克·吐温肖像和他笔下的人物。ANS 201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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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上的信息使钱币成为一种崭新的物品——为历史所包裹的货币。各邦接过铸造钱币的责任后,都对这种新媒介进行了尝试。总的来说,古希腊人将守护神、英雄、动物或神话生物的形象置于他们的钱币之上,例如以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赫拉克利亚(Heracleia)的钱币上展现了他绞杀狮子的场景(图3.9)。重要的地区特产和民间传说也可能会通过钱币得到宣传,例如昔兰尼(Cyrene)的药用植物罗盘草(silphium)(图3.10)或骑着海豚与塔伦图姆(Tarentum)同名的英雄塔拉斯(Taras)(彩插图6)。钱币上可能会被自豪地印上发行它们的国王或城市的名字。这些名字通常以缩写出现,有时还会伴有当地造币厂负责官员的姓名首字母或字母组合画押。在极少数情况下,雕刻模具的艺术家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例如雕刻了西西里岛带有精美的战车比赛的钱币所用模具的欧伊内托斯(Euainetos)(图3.11)。 一些钱币得名于其著名的设计,如雅典的“猫头鹰”(owls)和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波斯“弓箭手”(archers)(彩插图7),又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的“本杰明”(Benjamins)、加拿大的“潜鸟”(loonies)和新西兰的“几维鸟”(kiwis)。 2世纪的作家普鲁塔克知道,在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人,甚至是斯巴达人,都将雅典钱币称为“猫头鹰”。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古希腊钱币的美观程度都超出了商业用途的需要。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为了取悦消费者并推销产品而进行的创造性包装。它为古代世界各地的市场带来了固定的艺术技能展示机会。经过称量的交易金属块化身为微雕艺术杰作(彩插图8)。每个模具都是手工雕刻的,每枚钱币都是手工打制的,直到17世纪机制钱币才面世。 古希腊钱币上的高浮雕有别于大多数钱币的较为平面的样式。它赋予了钱币非凡的雕塑质感,使伟大的艺术家可在其上尽情发挥。
▲图3.9 卢坎尼亚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Lucaniae)打制的斯塔特银币(前410—前390),正反面分别为雅典娜头像与赫拉克勒斯搏狮场面。ANS 1941.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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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昔兰尼打制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435—前375),正反面分别为宙斯阿蒙头像和罗盘草图案。ANS 1944.100.7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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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叙拉古打制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405—前400),正反面分别为阿瑞图萨(Arethusa)头像和驷马战车,模具上有欧伊内托斯的签名。ANS 1997.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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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钱币很容易堆叠,但作为三维艺术品,现代钱币(除了极少数外,如彩插图9)无法与古希腊钱币相媲美。古希腊人的竞争精神可能更多因体育、军事、政治和建筑形式闻名,但钱币制造在质量和信息传递方面也同样出色。例如,许多城市通过在钱币上描绘荷马的形象来争夺这位诗人诞生地的称号(图3.12)。还有一些城市则试图建立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之一的联系。马其顿的城镇埃涅阿(Aeneia)用其钱币描绘了埃涅阿斯(Aeneas)及其家人逃离特洛伊的情景。 该图案后来在恺撒发行的带有宣传功用的钱币上重现,他自称特洛伊勇士埃涅阿斯的后裔,即维纳斯(Venus)和安喀塞斯(Anchises)的儿子,以此荣耀家族血脉(图3.13)。小城马罗内亚(Maroneia)的名声在于与其同名的英雄马戎(Maron)曾为奥德修斯(Odysseus)提供美酒,使危险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醉倒,因此其公民自豪地在钱币上展示了一串葡萄(图3.14)。
▲图3.12 士麦那发行的铜币,正反面分别为阿波罗头像与荷马像。ANS 2010.20.78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图3.13 于非洲打制的第纳尔银币(前47—前46),正反面分别为维纳斯头像和埃涅阿斯携其父安喀塞斯(Anchises)逃离特洛伊的场景。ANS 1937.15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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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马罗内亚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385—前347),正反面分别为狄俄尼索斯头像与葡萄图案。ANS 1944.100.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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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的政体从这类自我宣传中获得了两方面的好处:自豪感和利益。公元前2世纪,塞斯托斯城(Sestos)决定铸造其第一枚铜币,并在一份公开声明中阐明了其动机:“这样城市自己的钱币种类就可以流通,如此一来城市就可以从发行自己的钱币中获得收入。” 由于青铜钱币很少流通到遥远的地方,推广描绘有手持谷穗的得墨忒耳“塞斯提亚”(Demter “Sestia”)女神形象的塞斯托斯钱币主要关乎当地人的骄傲(图3.15)。有时,这些古代的品牌战略类似于现代的广告宣传活动,如将纽约宣传为“大苹果”或将巴黎宣传为“光之城”。另一个现代范例是旨在宣传各州的英雄、历史和产品的美国50州25美分计划所取得的成功。正如我们在佐治亚州的钱币上印上桃子,在威斯康星州的钱币上印上奶牛一样,古罗德岛(Rhodes)也巧妙地在钱币上展示了一朵盛开的玫瑰,因为rhodon在希腊语中意为玫瑰(图3.16)。即使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单凭图像也能知晓城市的名称。塞利努斯(Selinus)城的欧芹(古希腊语中为selinon)茎和梅洛斯(Melos)的苹果(古希腊语中为melon)也是如此。通过图标速记,一幅简单的图像中可能包含了整个神话或史诗故事,如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伟业之一或奥德修斯返回伊萨卡(Ithaka)。随着钱币的使用在时间和地域上的扩大,它们所讲述的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带有异域元素。例如,马耳他的梅利塔(Melita)城发行的一枚铜币上就展现了来自遥远埃及的奥西里斯神(Osiris)的木乃伊形象。在尼罗河畔,一枚公元前4世纪法老内克塔内布(Nectanebo)的金币上出现了古钱币上唯一的圣书字币文(彩插图10)。币文担保这是“上好的黄金”(nfr-nb )。
▲图3.15 塞斯托斯发行的铜币(前300),正反面分别为人物肖像与得墨忒耳“塞斯提亚”。ANS 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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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罗德岛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前400—前333),正反面分别为赫利俄斯头像与玫瑰图案。ANS 1941.15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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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古代文明都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诸如帕提亚人、阿克苏姆人、凯尔特人、古罗马人等。每种钱币都有独特的工艺特色或整体风格。在这些钱币的演变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风格的借鉴与融合。例如,凯尔特人用一种抽象的风格来展现传统的希腊钱币样式,让人联想到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图3.17)。古罗马人在其帝国的东部接受了希腊钱币的主流模式,在那里铸造了所谓的罗马行省币(Roman provincials)[曾被称为皇室希腊币(Greek Imperials)],上面有当地的图案和用希腊文书写的皇帝名字(图3.18);叙利亚行省的泽乌玛(Zeugma)城发行的钱币是另一个例子。 拜占庭人将古希腊、古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图像学特质结合到一种钱币中,这种钱币现在被归类为“Romaion”。
▲图3.17 高卢行省凯尔特部落巴黎西人(Parisii)打制的斯塔特金币,正反面分别为抽象的人像与抽象的马。ANS 1944.100.7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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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安东尼·庇护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发行的德拉克马铜币(144—145),正反面为安东尼·庇护像、宙斯和两条鱼。dated LH(8)ANS 1944.100.6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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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们的现代后裔不同,古代钱币很少显示数字日期。少数的钱币类别使用数字(用希腊字母而不是阿拉伯数字书写)来标明统治纪年,例如图3.18中的罗马省钱币显示了安东尼·庇护(Antonius Pius)统治时期的希腊日期H年(eta,意为8)。同一位皇帝在罗马铸造的钱币可以通过用拉丁文和罗马数字列出的一系列头衔和荣誉来确定日期(图3.19)。不过,大多数古代钱币的年代必须通过考古发现或文物本身以外的其他背景证据来确定。
同样,古代钱币通常不像现代钱币那样标明面值。每个人都必须凭经验了解金、银、铜的重量标准和相对价值。这些标准因国家而异。在雅典,阿提卡(Attic)银德拉克马(希腊语意为“一把”)重约4.2克,而在20英里外的埃伊纳岛上则使用埃伊纳重量标准,相同单位的银德拉克马重6.3克。这些差异肯定对日常使用者的计算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了解到,有一个人去鱼市买鱼,他被要求用较重的埃伊纳钱币购买晚餐,但获得的找零却是较轻的阿提卡钱币。除此之外,商贩还另收了他一笔货币兑换费。 久而久之,一个专业的货币兑换商阶层出现了,他们以一定的成本帮助这种多样化的钱币系统运转起来。这些兑换商会摆放一张简易的桌子(trapeza)来进行交易,在现代希腊,银行仍被称为trapeza。这些货币兑换商因贪婪和不诚实而臭名昭著。在一次著名的抗议中,耶稣在耶路撒冷愤怒地掀翻了他们的桌子。
图3.19 罗马安东尼·庇护时期的奥雷金币(144),正反面分别为安东尼·庇护肖像和胜利女神像,带有皇帝的名号TR P COS III DES IIII(具有保民官权,曾三次担任执政官,此时第四次被委任为执政官)。ANS 1944.100.4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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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斯托斯的情况一样,铸币也提供了其他获利的机会。政权以略高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发行钱币,从而收回制造成本,并获得一点额外收入[即铸币税(seigniorage)]。有时,古代政权会在贵金属钱币中掺入杂质以获取更多收益,例如,人们对罗马帝国时期银含量的波动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对于青铜钱币来说问题较小,因为它本质上是信用货币,往往在被承认其面值的本地范围内流通。因此,与雅典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帝国货币相比,青铜钱币的种类更多,通常也较少受到完全控制。
铸币产生的一些收益更多的是政治和宗教上的,而非仅涉及经济。 古希腊时代在钱币上展现神像——无论是雅典娜、宙斯还是其他奥林匹斯诸神——的做法,在城邦货币中长期盛行。但在公元前4世纪,随着异常强大的军事统治者的崛起,这种做法遇到了挑战。从亚历山大大帝的肖像开始,英雄化的国王逐渐篡夺了神在钱币上的地位。这一创新让一代又一代的希腊化君主在赞颂自己的同时,也将传统的神灵推到了钱币背面的辅助位置。当然,几个世纪后,当他们的共和国变成帝国,古罗马人也做了同样的事。安东尼(Antony)、屋大维(Octavian)和其他军事领袖发行的将帅钱币(imperatorial coinages)成了罗马共和国钱币和帝国钱币之间的平滑过渡。
这些货币体系的发展随着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定居、贸易和征服传播。然而,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达南亚时,希腊的货币传统遇到了另一种几乎同样古老的货币——被称为卡沙帕纳(karshapana)的印度戳记钱币(彩插图3)。这种独特的货币是通过在一块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金属(通常是银或青铜)上锤打一系列独立的模具而制成的。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式样的圆形钱币开始在中亚和南亚与印度的方形卡沙帕纳融合,产生了一种印度-希腊(Indo-Greek)混合钱币,这类钱币通常是方形的、双语的,并以希腊文国王和王后的名字发行,例如希波斯特拉图斯(Hippostratus)(图3.20)。随后出现了其他融合钱币,如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钱币、印度-帕提亚(Indo-Parthian)钱币和汉佉双体(Sino-Kharoshthi)钱币。
第三类独立的货币传统出现在古代中国。 中国盛行一种不同的技术,即用钱范浇铸钱币,而不是用模具打制。最早的中国钱币采用刀、铲和贝壳的外观。而后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人开始使用中间有孔的圆形范铸钱币(图3.21),这种样式一直被沿用至20世纪。这些钱币上没有图像,只带有用汉字书写的用以标明价值的重量。 虽然西方世界非常推崇肖像艺术,但这并不是所有钱币的必备要素。我们绝不能忘记那些文字精美但无偶像的伊斯兰钱币。它们与中国钱币一起,支配了地球上一半或更大范围的经济体系。
▲图3.20 希波斯特拉图斯时期于巴克特里亚发行的铜币(前1世纪),正反面分别为海怪与城市女神图案。ANS 1979.4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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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中国战国时代圜钱(前290—前255)。ANS 1937.179.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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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经常将现金贬低为最慢的货币技术的世界里,钱币的历史影响很容易被低估。如今,当收银员为其他顾客找零时,排队结账的人们不耐烦地摆弄着智能手机,浏览新闻或欣赏照片。然而,我们对加快交易速度的渴望正是在2600年前由第一枚钱币所满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钱币作为便携式新工具,尽可能多地塞满了文字和视觉数据,本身就是古代的智能手机。这导致了一场变革,人们自此有了接收来自君主或城邦的文本信息的义务,并接受该实体作为所有私人交易的第三方。突然间,无论你想从他人那里获得什么,无论是性、解梦、戒指、晚餐用的鳗鱼、阿提卡蜂蜜,还是踏入冥界, 你的政府都能插上一脚。这无疑使钱币值得我们更耐心、更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我们需要钱币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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