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币章,仍是历史真相的主要见证者。
——约翰·平克顿(John Pinkerton),《论币章》(An Essay on Medals)
各种类型的钱币窖藏满足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和钱币学家对证据的需求。作为过去的2600年里钱币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所产生的一种普遍副产品,窖藏为我们提供了几类关键信息。首先,钱币窖藏是可供研究的大多数钱币资料的重要来源。单枚钱币和钱币类别提供了大量有关铸造和使用这些钱币的民众及其国家的信息,但我们必须谨记,这些物品主要是以窖藏为单位抵达博物馆和研究人员手中的。即使是在考古遗址中,也很少发现零散的单枚贵金属钱币,在考古挖掘中最常出土的是一些在日常商业活动中遗失的小面额铜币。因此,如果没有钱币窖藏,世界上大多数古钱币收藏——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的——都将乏善可陈,尤其是金银币,如图8.1所示为一枚来自埃及的钱币。这是钱币逃避流通以长期存世的成果。
此外,钱币窖藏若没有散失或被毁坏,且被恰当地记录,便可给予我们对钱币进行有意义的分组分析的良机。无论最初是什么原因(例如,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感知、熙熙攘攘的道路、安排好的嫁妆)将这一窖藏中的钱币聚集在一起,窖藏中年代最晚的钱币都为该窖藏的埋藏时间确立了一个“最早的断代定年”(terminus post quem)。此外,每枚钱币与其同胞的联系也值得仔细研究。通过这种方法,已知年代的钱币可以为以前未定年的钱币断代。因此,作为一种“时间胶囊”,钱币窖藏对于钱币的断代和重新断代至关重要。 窖藏中钱币出现的相对频率可以作为各个造币厂生产率的参考指标,或者表明区域经济和贸易联盟的实力。
图8.1 古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的奥雷金币(198—200),描绘有他的儿子盖塔,据说是出自1914年从埃及发现的窖藏,其正反面分别为盖塔肖像和幸运女神迎接盖塔的场景。ANS 1944.100.51738
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所著的《古董商》(The Antiquary,1816)中,亚瑟爵士从一方古老墓地中挖出一些钱币并展示给年迈的专家,从中我们看到了如何调查钱币窖藏的蛛丝马迹:
亚瑟爵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羊角,上面有一个铜盖,里面有相当多的钱币,主要是银币,但也夹杂着一些金币。古董商的眼睛闪闪发光,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摊开在桌子上……
“好吧,”奥德巴克回答道,“但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找到它们的。”
学者们同样在寻找关于类似窖藏的“有什么”“谁”和“为什么”。窖藏的定义似乎已经不言自明,但窖藏具体的组成(即“有什么”)仍然存在争议。 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正如前章所述,只要两枚或更多的钱币一起被发现,不管是有人蓄意为之还是偶然,它们就可以被称作一个钱币窖藏。安全起见而埋藏的钱币、作为祭品的钱币、遗失在沟渠中的钱币或沉船船舱中的钱币可能代表不同种类的窖藏,但这些类别中所有的窖藏都是具有潜在意义的文物集合体。让我们将这些集合体分为八类(图8.2)。
为了理解这八种分类,可以想象一下某人把积攒在一个“讨厌的罐子”里的零钱拉到银行的情景;这可能是一个储蓄窖藏(第2类)。出纳员将这些钱币转移到金库,在那里它们加入了更大的银行中的机构窖藏(第4类)。这时来了一个窃贼,他从银行偷了三袋钱币,其中一袋里装的是以前“讨厌的罐子”中囤积的一些钱币。窃贼带着犯罪窖藏逃跑(第3类),这袋东西太重了,随着执法部门的逼近,窃贼拼命将一袋东西藏在洗衣店后面,以便日后取回:这就是紧急窖藏(第1类)。 接下来,窃贼躲进了城市公园,在那里,他放松下来,将一把钱币扔进许愿井,感谢幸运之神,构成废弃窖藏(第5类)的一部分。 听到警笛声后,他再次逃跑,在翻越高高的栅栏时遗落了剩下的一个袋子:这就成为一个意外窖藏(第6类)。窃贼紧紧抓住最后一个袋子,只丢了一枚钱币,钱币穿过一个小裂口,滚进了一条沟里,和其他人丢失的钱一起掉进了泥里(第8类)。最后,这个窃贼到达他安全的藏身之处,他一生痴迷于积攒他从未打算花掉的赃物,现在又有了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囤积了一批精神病性窖藏(第7类),第二天警察来的时候,他还在清点这些钱币。 如果把所有找到的钱币窖藏都当作一种类型,侦探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破获这个强迫症钱币大盗的案件。窃贼藏身之处的线索只能是一系列反映特定情况的不同钱币储藏,每一步都留下了不同的线索。
图8.2 窖藏的成因种类,共展示了8个类别
笔者自制
考古学家和钱币学家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的研究往往是冷门案例,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其历史背景和联系才是显著的。将不同的钱币窖藏与特定个人联系起来或许是不可能的:钱币的断代可能不那么容易,有时甚至连其发现的地点都不知道。我们很容易在现代钱币研究的标准参考书之一中观察到这些问题:《古希腊钱币窖藏目录》(IGCH)收录了1973年之前出土的2387座分属多种类型的钱币窖藏。 基于该数据库进行研究的学者在调查时会遇到很多障碍。在IGCH中,只有7%的出土文物有可识别的背景,甚至一些考古发现的来源也被标注为存疑。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编辑们必须将48%的窖藏标为成分未知或部分成分未知。其余窖藏的“确切”成分并非总是确凿无疑的。例如,IGCH列出了在埃及发现的101个窖藏,其中以100、1000等固定整数精确列出内容的窖藏比例之高令人生疑。此外,IGCH所有窖藏中有29%目前被归类为“未知”或“散佚”。如果那些起诉“银行抢劫强迫症劫匪”案件的人在追回8个窖藏时不得不面对这些统计上的限制,那么他们在法庭上就会承认证据已经严重缺失。他们充其量只能确定其中一个窖藏是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其中半数窖藏的确切内容和三个窖藏已经完全散佚,以至于无法再进行调查。他们只能确定证据线索中的一个环节,即抢劫前银行中的钱币。被告必然会逍遥法外。
“强迫症劫匪”的案例之所以行得通,是由于它为了清晰起见,像我们有时在科学考试中解题一样假定了一个没有复杂变量的理想化宇宙。现实世界中的钱币学家必须面对不完美的条件,比如在前一章中讨论过的消失的图尔沃窖藏(Touvres Hoard,IGCH 2369)或陷入困境的哈基尔克窖藏所处的境况。 例如,当钱币学家A.D.H. 毕瓦尔(A.D.H. Bivar)首次发表命运多舛的基什特-特佩窖藏(IGCH 1826,见第7章)时,他冷静地承认:“我们当然不可能对其埋藏条件给出详细的意见。” 然而,仅仅一个句子之后,他看起来就改变了主意:
尽管如此,依据钱币本身提供的证据,我们不难想象可能导致如此庞大的窖藏被埋藏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在游牧民族最后一次入侵昆都士(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前夕,这些钱币是由某个希腊商人或官员掌管的。他不得不放弃如此沉重的负担。面对逼近的入侵者时,他一定在最终逃入山中前将其埋藏。
毕瓦尔忽略了他自己最初提出的注意事项,用“可能”这样短语为这批文物假定了“谁”“何时”“何地”和“为什么”这些埋藏条件,然后突然得出了“一定有”的结论。他编造了一个引人入胜但基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场景,以消除未知因素。虽然钱币学家有时需要想象力来“看到”证据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但这样做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毕瓦尔的场景想象成完全不同的样子,比如假设这座窖藏是粟特雇佣兵在守卫奥克苏斯河的营地中留下的储蓄或劫掠来的战利品。除非遇到了像在希腊中部发现的窖藏中的一些钱币上存在刻画这样的证据的情况,毕瓦尔避免猜测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正确的。 这类涂鸦暗示了谁埋藏了钱币以及埋藏的原因,如同卢斯奇乌斯·拉努维努斯和杰克·怀特作品中作为情节核心的虚构笔记一样。否则,就像塞缪尔·佩皮斯所熟知的一样,窖藏钱币必须隐藏在秘密之地。只有埋藏者才能知道窖藏埋藏时的内容、地点、时间、人物和原因。
在一本关于如何正确研究作为历史证据的钱币的新书中,优秀的古典学家彼得·索内曼(Peter Thonemann)正确地指出,窖藏钱币的“埋藏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且我们很少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确切的答案”。 这是一个谨慎而恰当的判断,但就像毕瓦尔一样,作者很快就忽略了“马南悖论”(见第7章)。索内曼在书中讨论了14个具体的钱币窖藏,其中近一半被溯源至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一位朝圣者、一位商船水手、一位伪造者和三位从战场归来的士兵。 这些不一定是糟糕的猜测,但它们依然是基于非常不可靠的信息所得出的。
索内曼在书中开头提到了锡南帕夏(Sinanpasha)窖藏。这一窖藏(IGCH 1395)从未被完整地研究过,因为它的存在就像许多钱币窖藏一样,是根据市场上出现的钱币重构出来的。IGCH的编辑们根据9年来从伦敦、雅典和纽约的交易商处购买的零散商业拍卖品,推测有人在土耳其发现并散佚了一批钱币。 这批藏品的原始组成——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从未被确定过,它的真实发现地点也不可考。今天,在博物馆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被归为这座窖藏的钱币,例如图8.3所示的银币。不过索内曼写道,这座假定的窖藏“几乎可以肯定属于……亚历山大远征军中一名两鬓斑白的老兵”。 他补充说,这座窖藏的钱币中“很有可能”包含了这名老兵“在舒适的马其顿老兵军屯中刀枪入库放下他的萨里沙长矛”之后的最后一笔军饷和奖金。 索内曼更具体地指出,这位想象中的埋藏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马其顿步兵”,据称他在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约前320—317/16)“在妓女、酒和一栋漂亮的乡村大别墅上”花费了8000—9000德拉克马。 作者对这座存疑的窖藏的基本数据中添加的细节将其变成了一个关于放荡生活的史诗般的故事。并不是说马其顿士兵从未赌博、饮酒、召妓或以其他方式沉迷于奢华的生活方式, 问题在于这一猜测的前提,即这个时代一个随机的大型窖藏就这样“几乎肯定”地被归属于索内曼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人。
图8.3 于阿卑多斯(Abydus)打制的腓力三世阿里达乌斯(Philip III Arrhidaeus)的德拉克马银币(前323—前300),据称出自锡南帕夏窖藏,其正反面分别为赫拉克勒斯头像和宙斯像。ANS 1944.100.8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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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内曼笔下这个被迷惑、嫖娼、满身伤痕的马其顿老步兵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漫画角色般的形象,但他编造的传记可能与IGCH 1395这座窖藏完全无关。真正的埋藏者可能是一位健康的年轻弗里吉亚建筑师,也可能是一位吝啬谨慎的皮西迪亚(Pisidian)老商人。对于这样一个记录和重构都不完善的窖藏,要想对其主人的生平(年龄、职业、种族、家庭、健康状况、性活动和饮酒习惯)有近乎确定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一处不具备完整记录且仅仅是可能存在的隐藏宝藏,已被描绘成了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窖藏,几乎与《织工马南》中的那座一样具有教育意义。
现代窖藏研究对于补全叙事的热情,好似于古物学家从钱币肖像中推测人物性格的冲动,是一种令人遗憾的遗产。请注意,无论可能在锡南帕夏附近发现的窖藏的埋藏者是谁,都会被赋予强烈的个性,就像每个人想到海盗宝藏时,都会想象其属于一个历史上像基德船长或杰克·斯派洛那样的大恶人一样。钱币确实会讲故事,但同时也能很好地保护那些帮了它们大忙、将他们藏起来的人的秘密。
由于这些原因,较之仅对其中的钱币个体进行研究,将窖藏作为整体可在历史复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举例来说,让我们回到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当晚赫库兰尼姆所经历的恐怖情景(见第7章)。数百名男女老幼躲在海边的船坞里,等待着不会到来的救援人员(图8.4)。其中有一位37岁的妇女,患有关节炎,牙齿也不好。当第一股火山碎屑涌流将10号船坞的所有人焚毁时,她随身携带了3枚钱币。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她的窖藏的内容、地点、时间和原因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她的遗骸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其身份的信息。 但是单独来看,她的这一座窖藏能引领我们得出多少结论?这是否公平地反映了当晚每个注定要死去的灵魂所携带的东西?在钱币学中,只有一个样本是不可取的,为了进行可靠的统计分析,窖藏越多越好。
图8.4 赫库兰尼姆船坞中的遇难者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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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在10号船坞总共发现了41具尸体。 其中有6名儿童,8名青少年和27名成年人。整个群体的年龄中位数为28岁,最小的刚刚出生,最年长的仅有39岁。牙口不好的女人是女性中最年长的。大多数受害者,甚至是成年人,身上都没有钱币。在9个带钱的人(5男4女)中,大多数人身上只有几枚钱币:
1. 男性/14岁 1枚铜币
2. 男性/26岁 3枚铜币、3枚银币
3. 女/31岁 1枚铜币
4. 女/32岁 9枚铜币
5. 男/33岁 3枚铜币
6. 男/33岁 1铜币
7. 女/34岁 3枚铜币,17枚银币
8. 男性/37岁 9枚银币
9. 女/37岁 2枚铜币,1枚银币
女性比男性携带有更多的财富。没人身上有黄金。在这9个人中,牙口不好的女人(9号)并不特别富有或贫穷,但较之和她一同殉难时身无分文的26个青少年和成年人更有经济保障。即便如此,她身上的钱也只相当于海滩上穿甲男子身上发现的财富中的一小部分,而海滩上穿甲男子身上的钱又无法与庞贝“金手镯之家”中的女人相比(见第7章)。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窖藏研究是一个数字游戏。 不幸的是,数字有时会隐藏其本来面目。 每当发现大量代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窖藏时,钱币学家自然会兴奋不已。这种集群现象表明当时发生了一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但究竟是什么呢?在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答案很明显:大规模火山爆发。其他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大英博物馆的理查德·霍布斯(Richard Hobbs)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4世纪末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英国境内贵金属的埋藏突然急剧增加?” 根据他所谓的地区贮藏率,霍布斯提出了一些严峻的假设,如来自北海对岸的入侵和行省内波及范围甚广且此起彼伏的内乱。如果他所探讨的窖藏属于在紧急情况下所埋藏的这一类别,那么这些假设是非常合理的。然而,如果这些窖藏更适合其他分类,情况可能会截然不同。例如,钱币窖藏级别也可能随着经济或政治条件的改善而提高。在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人们可能会埋藏更多的储蓄窖藏(第2类),随时携带更多可能丢失的装有银币的小钱包(第6类),或留下更多的墓葬贡品(第5类)。这些窖藏埋藏率的提高根本不会描绘出险恶的历史环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走了一条钱币学界常见的捷径,这条捷径可以追溯到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钱币学家西奥多尔·蒙森(Théodore Mommsen)。蒙森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古代历史学家,他将窖藏行为与政治和军事动乱直接联系起来,并将掩埋的数量与发现的数量相提并论。 同样,霍布斯在提出问题时,仿佛“英国各地贵金属埋藏量突然急剧增加”是根据所发现的窖藏数量得出的一个事实。他当然没有任何欺骗的意图,但如果我们了解窖藏,记住这种传统的捷径会带来什么会是明智的。仔细想想,古代应急窖藏的埋藏率既无法观察,也无法量化。藏钱通常是一种秘密活动,不会受到历史的密切关注,埋藏者取回隐藏的财富时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窖藏被埋,只能知道有多少窖藏从未被取回。因此,比“这个窖藏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窖藏为什么还在这里”。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们当时的历史条件。
让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等式:(D)-(R)-(U)=(X)。在任何特定地点和时间,窖藏行为都会产生一定总量的钱币贮藏(D)。这个窖藏行为的数字在考古学上是不可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窖藏中未被观察到的部分后来会被其所有者或接近同一时代的人回收和再循环(R)。在残留的窖藏中,有一部分至今仍未被发现(U)。这样,我们就得到了(X),即迄今为止发现并记录在案的窖藏样本。霍布斯写道:“我们已经看到,在大约395年之前,不列颠的窖藏行为数量逐渐增加。” 在4世纪的不列颠,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D),作者指的只是(X)。
霍布斯的说法只有在涉及第1—3类(有时是第4类)的窖藏,且须在“藏匿行为”一词前加上形容词“失败的”时,才能成立。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被主人取回的应急或储蓄窖藏是成功的,而无法取回的窖藏则辜负了主人的期望。因此,对霍布斯而言更正确的说法应是,在大约395年之前,不列颠境内失败的窖藏行为数量逐渐增加,其后的窖藏行为数量急剧上升。我们可能会出于直觉认为人们在动荡时期会埋藏更多的东西,但除非我们假定窖藏的未寻回率是恒定的,否则我们无法量化这一点。而这种假设与任何基于危险增加的解释都是相悖的。可量化且显著的仅有那些未能被取回的窖藏,而非藏匿这一行为。
对于应急窖藏和储蓄窖藏而言,(X)构成了代表人类苦难的重要历史指标。毕竟,大多数钱币窖藏的所有者都打算取回它们。 未能取回则预示着某种干预性的悲剧。如果说恐惧让我们的财富入土为安,那么让财富留在地下的则是成真的噩梦。钱币囤藏者很有可能遭遇了可怕的事情,无论是入侵、革命、暴乱、迁移、自然灾害、患病还是死亡。我们在发现宝藏时表现出的欣喜,是以别人的苦难为代价的。例如,所谓的“科尔马宝藏”(Treasure of Colmar)就藏在1348年黑死病席卷法国时一栋犹太住宅的墙壁内。 这一大批窖藏包括珠宝和钱币。这个家庭因大疫而亡,或死于由此引发的大屠杀,在大屠杀中,犹太人被控诉他们的邻居烧死。1863年,工人们拆毁了这座建筑,这批窖藏才得以重见天日,揭示了一场悲剧的存在。
如果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发现大量未能被取回的窖藏(X),这意味着在一个不稳定和危险的时代,许多埋藏者共同经历了不幸。例如,按照埋藏日期对已知的美国窖藏进行分类,可以发现三个高峰期:17世纪80年代初、18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它们分别对应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大萧条时期。 悲惨指数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古罗马共和国,在毁灭性的汉尼拔战争、同盟战争和内战期间,失败的窖藏行为数量激增。
我们表述中的(R)代表的是被主人成功收回或被相近时代的人发现的窖藏。这些结果在考古学上是不可见的,因为证据本身会被抹去,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在佩皮斯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的大部分窖藏被安全找回(R),只剩下一小部分(U)在他家院子里的某个地方。20世纪30年代,得克萨斯州一位名叫鲍勃·梅纳德(Bob Maynard)的前奴隶回忆了美国内战期间种植园主藏匿的一个古老窖藏(D),而非(R):
战争期间,老主人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埋藏了所有的银器、精美的衣服、珠宝和很多钱。我猜他挖出来了,但我不记得了。
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一些死者无疑是在执行(R)的过程中受害的,他们计划在逃亡时寻回自己的积蓄。第7章中引用的关于艾特纳山的诗句中的“富人的困境”就是如此。事实上,(D)和(R)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的两种强有力的反应。人们倾向于把贵重物品藏起来,以便日后再拿出来(“储藏—逃跑”,Stow-and-Go),或者不顾财产,与悲惨指数赛跑,逃到安全的地方(“只管走”,Just-Go),或者把所有可能的财富解救出来带走(“拿了再逃”,Grab-and-Go)。总的来说,“储藏—逃跑”这一选项会增加窖藏(D)。而“只管逃”不会增加钱币窖藏(D),但可能会留下更多的现有窖藏供日后发掘(U+X)。而“拿了再逃”则会因为(R)而降低考古发现中(D)和(U+X)的出现率。在大多数危机中,人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储藏—逃跑”反应,但随着受影响人群焦虑水平的上升,恐惧可能会引发其他反应。因此,从理论上讲,在面对“见不到明天”的情形时,有可能在那些遭受过最严重威胁的地方发现更少的窖藏,因为人们普遍会将自己之前的窖藏寻回。
如果我们重温赫库兰尼姆10号船坞中的遇难者的例子,就可能看到这种行为。当这些人带着孩子、钥匙、油灯和提灯以及珠宝和钱币等一些贵重物品在一片漆黑中到达海滩时,维苏威火山已经爆发了大约12个小时。成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应对危机,当然,除非有些人是奴隶,别无选择。10号船坞的35名成人和青少年所拥有的钱币数量很少,这表明他们太穷了,没有钱,或者是选择“只管逃”而仓皇出逃的;其中只有5人随身携带了两三枚以上的铜币。一位妇女(7号)是这些逃难者中最富有的。她似乎是“拿了再逃”行为的最佳代言人。她收集了3枚铜币和17枚银币,这表明她在逃离前取回了自己囤藏的现金。
有人将79年维苏威火山周围的情况与19个世纪后世贸中心双子塔内的情况相提并论。 去或留、带走或离开,这些都是古罗马人和现代纽约人被迫做出的可怕决定,他们的城市都在燃烧,充满危险。“9·11事件”发生几天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双子塔的废墟下埋藏着价值2.31亿美元的金银。 还有许多个人物品被遗弃在办公室里,或悲剧地在试图逃离灾难的被害者身边被发现。另一个“见不到明天”的场景发生在1912年4月15日的海上,当时泰坦尼克号邮轮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沉没。船上有许多人,但大多数乘客最后都屈服于“只管逃”选项。1987年,探险队从海底打捞出一个保存完好的格莱斯顿(Gladstone)皮包,里面塞满了钱和珠宝。最初的报告认定这是一个犯罪窖藏,装满了在泰坦尼克号最后几个小时的混乱中掠走的赃物,然后遗失。 这个皮包在巡回展览“泰坦尼克号:文物展”中展出,现在人们相信它是船员们为抢救部分乘客的财物而进行的“拿了再逃”行为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所谓的“水手窖藏”是在沉没75年后才被发现的,但里面的物品显然没有重新流通。我们必须依靠书面资料在(R)中找到几个近似同时代人将窖藏中的财物重新流通的案例。例如,我们知道在6世纪,意大利国王狄奥多里克下令将墓葬中的金银解除封存,并宣布当金钱仍可为活人使用时将其随葬是一种犯罪。 第7章提到了一些关于窖藏中金银财宝的发现和所有权争议的报告,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以至于需要法律来裁决。
等式的每个部分都很重要,但实物证据主要是针对(X)而存在的。钱币学家使用标准参考书对这一变量进行量化,如前面提到的IGCH,它是西德尼·诺伊倡始的一个项目的最终成果。从1920年发表的题为《钱币窖藏》的短篇论文开始,诺伊探索了人们藏匿钱币的原因,以及从宝藏中找到的钱币可能揭示的历史价值。 开始时,他仅聚焦于9座窖藏。诺伊很快将这项工作扩展为持续系统地罗列所发现的窖藏,其研究重心是古希腊钱币。 1973年,在诺伊去世四年后,国际钱币委员会出版了IGCH,对2387座古希腊钱币窖藏进行了编目,从而继承了他的遗产并扩充了其研究成果。除此以外,现在还可加上正在出版的系列图书《钱币窖藏》(Coin Hoards)第1卷至第10卷作为补充资料。
那么,就古希腊钱币窖藏而言,(X)目前的数值是多少呢?任何一个研究过这11卷图书的人都知道,答案远不止将这些书中的数目相加那么简单。 有些窖藏在不同的分卷中重复出现,以便更正或更新条目。一些数字被随意跳过,例如,《钱币窖藏》第7卷中没有83号窖藏;有些分卷(如《钱币窖藏》第6卷)包括非古希腊的窖藏;有些分卷列出了只包含一枚钱币的“窖藏”(《钱币窖藏》第9卷549号);第4卷3号记录了“来自意大利的80个前货币化时代的青铜窖藏”,这应该算作1个窖藏,还是80个?它到底能不能算作钱币窖藏?如果是,它属于古希腊吗?对这些数据进行不懈筛选后,截至2010年,记录在案的古希腊钱币窖藏共有4274个——关键词是“记录在案”,因为许多发现者自私地隐瞒了出土的物品和发现地点。尽管如此,对钱币窖藏的详尽研究仍是现代钱币学的最大贡献。古代文献当然也提到过钱币窖藏和窖藏行为,但只是一笔带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记录同样稀少。在IGCH和CH中的4274个古希腊钱币窖藏中,1800年前记录的不到20个。在英国发现的最早的钱币窖藏记载可追溯到1435年对一名验尸官的审讯。 而对钱币窖藏的实际研究只能追溯到17世纪,也就是布伦德尔发表哈基尔克宝藏相关内容的同一时期。 钱币学家现在了解到,钱币并不一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学家们所钟爱的那种孤独的物体;钱币喜欢聚集在社会群体中,这些社会群体中的钱币与单个的钱币一样重要。如今,我们对广泛历史和经济问题的最佳研究大多以钱币窖藏为基础。
当代编纂和出版窖藏目录的努力让我们得以纠正其他证据所造成的一些强烈但具有误导性的印象。例如,回顾一下第7章中提到的古代窖藏的文学记载,我们会发现,如图8.5所示,黄金是最常见的藏宝。
在所有11个窖藏内容有明确记载的案例中,金子即便不是窖藏的全部,也在其中有一席之地。这是文学创作和选择偏差的结果,还是古代人的真实写照?文学作品可能倾向于提及黄金而非白银,以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根据格雷欣法则(第4章),储蓄窖藏更有可能展现出对更好、更有价值的钱币的选择性偏差。我们如何寻求真实?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古典时代晚期到希腊化时代(前379—前30)的窖藏数据——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在波斯的劫掠,学者们通常认为这一时期是黄金参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济流通最多的时期——我们能够发现什么? 在迄今为止编入目录的4274个希腊窖藏中,IGCH和CH,I-X列出了自意大利以东的3372个属于这一时期的窖藏。 图8.6反映了7个半世纪中已知窖藏的分布情况。
图8.5 古代文献中描述的窖藏
作者自制
虽然窖藏的总数会随着人们的恐惧和灾祸的到来而增加,但通过追踪至少含有一些金币的未能被取回的窖藏的百分比,可以否定古代作者的观点。如果我们假设,埋藏者每半个世纪都在将可用财富的代表性样本埋入地下,那么这些财宝中有多少未被所有者取回这一变数,并不会掩盖经济流通中金币的占比。图8.7按时期呈现了包含黄金且未能被取回的窖藏的占比。 公元前329—前280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高峰,约有12%的丢失窖藏财富的人在他们的窖藏中藏有金币,高于前半个世纪的5%。随后的数据显示,囤积黄金的比例在50—100年恢复到了古典时期晚期的水平(分别为6%和5%)。此后的150年中,埋藏者藏匿黄金的比例要小得多(1%—2%)。亚历山大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几乎不是永久性的。这些证据并不支持“他从苏萨和巴比伦的波斯王室金库中攫取并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永远地改变了古代世界的经济”的说法。 就白银而言这或许成立,但对黄金来说并非如此。
▲图8.6 前379—前30,古希腊钱币窖藏
作者自制
▲图8.7 包含黄金的窖藏占比
作者自制
因此,根据从IGCH和CH,I-X收集到的证据,亚历山大黄金的影子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从古代货币经济中消失了,而黄金从来都不是窖藏中流失的主要金属。亚历山大帝国的继业者们统治的国度在希腊化时代发行的金币越来越少,这一点可以从塞琉古和托勒密两国造币厂的产出中看出。 这带来了其他问题,鉴于其内在价值,黄金从一组数据中消失表明我们应该在其他地方寻找其身影。 遗憾的是,我们在已公布的窖藏资料中只发现了这一现象的少许迹象,记录中有时会提到珠宝与钱币一起出现的情况。通常情况下,珠宝缺乏描述,也有少数窖藏(如IGCH,289、1731和2016)中提到了金器。 文献和文学证据也可能被引作佐证,但它们非常稀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依靠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判断,他们断言“黄金的主要用途是制作首饰,而希腊化时期产出了大量华美的首饰”。
对于钱币学家来说,幸运的是数千年来,数百万枚钱币被埋藏或丢失,在实物和文字证据上为研究人员了解窖藏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遗产。建立一个信息库并非易事,因为发现地下宝藏的人往往犹豫不决,不愿将历史重要性置于其市场价值之前考量。他们更愿意填满收银机,而非填写如同IGCH和CH这样的窖藏记录。学者们必须认识到这些简编固有的局限性,而它们的巨大潜力和为编写它们付出的牺牲同样不容忽视。 这个事实自然引发了所有钱币学家都必须面对的道德和认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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