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
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涉及它的主要思想倾向性。它谈的是否符合《三国演义》的内容,是否符合《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三国历史,都值得考虑。《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否符合历史?所谓历史有二义:一指历史书,一指历史事实。就记载三国的历史书说,它们的思想倾向并不相同,如陈寿的《三国志》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三国历史的部分,是比较尊曹魏的;朱熹的《通鉴纲目》记载三国历史的部分,是尊刘备的蜀国的。《三国演义》是尊刘贬曹的,比较接近于朱熹的观点。历史书既有两种不同观点,那就得看历史事实,看《三国演义》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孰褒孰贬,还得看人民的态度。这样,讲总的思想倾向,要结合历史事实,来看人民的评价了。
尊刘贬曹说
《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见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读《三国志》(当作《三国演义》)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刘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为正统。迨乎刘氏已亡,晋已统一,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而一传之后,厥祚不长,但可谓之闰运,而不可谓之正统也。至于东晋偏安,以牛易马,愈不得以正统归之。故三国之并吞于晋,犹六国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北京大学出版社《三国演义会评本》)
《三国演义》有清毛宗岗评。先看毛评对《三国演义》的总的思想倾向是怎么看的。他提出正统说,以刘备建立的蜀国为正统,以曹操建立的魏国、孙权建立的吴国为僭国,以三国统一于晋为闰运。这说明毛评《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推崇刘备,贬低曹操、孙权和司马懿父子的。这样的观点,跟历史家的观点有同有异。有异的,如陈寿著《三国志》,称曹操为魏《武帝纪》,称刘备为蜀《先主传》,不称昭烈帝纪;称孙权为《吴主传》,不称吴大帝纪。可见陈寿撰《三国志》,以曹操为主,即以曹操为正统,故称“帝”,称“纪”;不以刘备为正统,只称“先主”,称“传”,不称“帝”,不称“纪”;对孙权也一样。司马光《资治通鉴》不以曹操为纪,因曹操没有称帝,没有年号;又《通鉴》是编年记事的,曹操用的是汉献帝建安年号,所以只能称“《汉纪》六十,孝献皇帝”。到曹丕称帝后,才称“《魏纪》一,世祖文皇帝”。所以《通鉴》跟《三国志》不同,只是因为要编年记事,不得不这样写。而《通鉴》以魏为正统,这点跟《三国志》是一样的。陈寿以魏为正统,因为陈寿是晋朝人,晋代魏,他以晋为正统,自然也以魏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根据正史编年记事,自然也以魏为正统。有同的,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刘备称帝改元,《纲目》特书“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即以刘备为正统,不以魏为正统。因为朱熹生在南宋,南宋偏安一隅,中原被金国占领,他只能称偏安一隅的南宋为正统,所以也称偏安一隅的蜀汉为正统了。在正常情况下,历史家还是以魏为正统。毛评《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就不同于正常情况下历史家的看法。
毛评《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即尊刘备,贬曹操,这种看法是符合《三国演义》的内容的。这种看法,宋朝时的说三国故事,已经是这样了。《东坡志林》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宋朝时候的说三国故事,已经有倾向性,即尊刘备,贬曹操;另一个是说,刘备是好的,曹操是坏的,所以百代以下人还在尊刘备,贬曹操。所以毛评《三国演义》的尊刘备,贬曹操,是符合宋代说三国故事的倾向性的,也符合《三国演义》的倾向性,那么是不是符合历史的真实呢?
刘备仁慈和曹操残暴说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毛评:
前孔明教刘琦是走为上计,今教玄德亦是走为上计。然刘琦之走得免于难,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何其故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若非不忍于刘表,则可以不走;若非不忍于刘琮,则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于百姓,则犹可以轻于走、捷于走、脱然于走。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
这里讲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表的少子刘琮继位,派人去投降曹操,曹操的大军就要南下。刘备驻扎在樊城,问计于孔明,孔明劝他弃樊城,取襄阳。刘备不肯。孔明劝他取江陵。刘备带了“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忽哨马报说:‘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这一段写刘备的仁慈。刘表死时要把荆州让给刘备,刘备不肯接受。刘琮继位后,派人去投降曹操,诸葛亮劝刘备取襄阳,他又不肯取。刘备带领数万百姓,日行十余里,众将劝他暂弃百姓,先去取江陵,他又不肯。《三国演义》极写刘备的仁慈,以人民为本,不肯抛弃人民。
再看历史,《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刘)表病笃,托国于(刘)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历史上记载刘备不忍心取荆州。再看《先主传》:“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猝)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这样看来,《三国演义》写刘备的不忍取荆州,不忍抛弃百姓,跟历史的记载完全相同。即写刘备的仁慈是符合事实的。
再看《三国演义》写曹操,《三国演义》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毛评:
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更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
《三国演义》写曹操去刺董卓,董卓在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曰:“孟德何为?”曹操便跪下献上宝刀,出来就逃出城外,路经中牟县,被守关军士所获。中牟县令陈宫释放了曹操,跟他一起走。走了三天,曹操要去看他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吕伯奢招待他住下,往西村去沽酒来相待: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毛评:“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又引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又引《世语》曰:“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时掾亦已被卓书;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乱,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释之。”这样看来,《三国演义》与历史记载基本相同,但又稍有变化。历史记载,功曹劝县令放了曹操。《三国演义》把县令说成是陈宫,又说陈宫弃官跟他一起走。这样写,就把后面写陈宫的不少故事联系起来了。历史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三国演义》改为曹操“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更合理些。但事件的经过,《三国演义》写的基本上合于历史记载。毛评认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写出曹操是奸雄,是小人。说明历史上的曹操是这样的。
再看曹操怎样对待人民,《三国演义》第十回《报父仇曹操兴师》,毛评: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谦害曹嵩一家是无心。曹操迁怒于陶谦,犹可言也;迁怒于徐州百姓,则恶矣;……恶人有言必践,言之则必行之。前日杀吕家是宁可我负人,今日欲报仇是不可人负我。
《三国演义》写曹操威镇山东,遣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琊郡接父曹嵩一家老小四十余人,道经徐州,太守陶谦差都尉张闿率兵五百护送。行到华、费间,张闿杀曹嵩全家,取了财物,与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曹操闻报,切齿说:“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吾恨!”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
再看历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父嵩……避难琅琊,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注:“韦曜《吴书》曰:‘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辆)。陶谦遣都尉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注又引:“孙盛曰:‘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从历史记载看,曹操为了报父仇去攻陶谦是可以理解的,而残杀六个城池无辜的百姓,说明他对待人民的态度是残暴的。
再看曹操是怎么对待孔融的。《三国演义》第四十回毛评: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后可以惟我欲为。故称魏王、加九锡之事,必待于融死之后也。当时即无郗虑之谮,而操之欲杀之久矣。《纲目》书操杀融而存其官,盖重予之云。
《三国演义》说:
操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太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与祢衡相善,……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号令融尸于市。
再看历史,《后汉书·孔融传》:
(融)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就曹操杀孔融这件事看,《三国演义》讲得跟历史稍有不同,历史讲得更确切些。孔融是汉朝的大臣,当然要为汉朝出谋划策。他提出按照古制,京城千里之内不得分封诸侯,那么曹操所封的魏国,应该迁离京城千里以外去,魏国的官和军队都要随同迁去,这自然为曹操所大忌,因此指示郗虑罢免孔融的官。但曹操还是不肯放过孔融,又恢复他的官职,再派手下人摘他的言论,诬为大逆不道,把他全家杀死。这只能显示曹操的残暴。
曹操对于汉朝的大臣是这样,对于自己手下替他屡建奇功的大臣又怎样呢?《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毛评:
荀彧之死,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劝操取兖州,则比之于高(帝)、光(武帝);继之劝操战官渡,则比之楚、汉。凡其设策定计,无非助操僭逆之谋。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柜者,诚为至论矣。既以盗贼之事教之,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何其前后之相谬耶?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而欲盖之以晚节,毋乃为识者所笑。
这里引了杜牧《题荀文若传后》:
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楚、汉成皋。凡为筹计比拟,无不以帝王许之,海内付之。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世皆曰曹、马。且东汉崩裂纷披,都迁主播,天下大乱。操起兵东都,提献帝于徒步困饿之中,南征北伐,仅三十年,始定三分之业。司马懿安完之代,窃发肘下,夺偷权柄,残虐狡谲,岂可与操比哉!……教盗穴墙发柜,多得金玉,已复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何况非盗也,文若之死,宜然耶!(《全唐文》卷七五四)
杜牧的意思,是说曹操的根据地兖州被吕布夺去后,曹操又想去攻徐州。荀彧教他效法刘邦巩固关中的根据地,效法刘秀巩固河内的根据地,要夺回兖州作为根据地。曹操听了,夺回了兖州根据地。这是关系曹操成败的建议。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曹操因粮少,要退回许昌。荀彧劝曹操学习刘邦、项羽成皋之战,要他坚持一下,一退就要失败。曹操听了,打败了袁绍,这又是一次关系曹操胜败的建议。杜牧认为,这两次建议,都是劝曹操做帝王,是用帝王来作比。因此后来曹操要称魏公,荀彧反对,等于已经教他偷到了金玉,后来又反对他去偷,是不行的。杜牧这样讲是不恰当的。荀彧教曹操要巩固根据地,用刘邦、刘秀来作比,只是说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不是教曹操做皇帝。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作战,荀彧用刘邦来作例,只是要曹操坚持下去,不是要曹操做皇帝。荀彧劝曹操巩固根据地,是为了打败吕布;劝曹操在官渡坚持下去,是为了打败袁绍;打败了吕布、袁绍,有利于统一北方,不是要曹操做皇帝。后来曹操要称魏公,荀彧反对,要曹操做汉朝的臣子,不要篡夺汉朝的政权。这是曹操所不能容许的。
《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
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长史董昭进曰:“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沐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闻言,勃然变色。董昭曰:“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加九锡。荀彧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操闻,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李渔评:“无物者,绝食之意。”)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
荀彧在曹操危急存亡的时候,替曹操出谋划策,使他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建立了大功。在曹操图谋篡夺政权时,荀彧表示反对。曹操只要顾念他建立的大功,就应该保全他,不用他可以,把他罢免也可以,不该逼他自杀。这里更显出曹操的残忍。从人民的角度看,人民是更倾向于刘备的仁慈爱民,反对曹操对人民的残杀。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于尊刘贬曹,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杜牧在文中指出,司马懿更坏:在曹操平定北方,使北方安定完好的时代,司马懿偷夺政权,残害善良,狡猾谲诈。所以《三国演义》贬低司马懿父子,也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三国演义》的总的思想倾向性,是比较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是比较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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