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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们忘记了什么 美国加州,1861—1862年

我想这座城市是再也不能从打击中恢复了,我看不出有那样的可能。

——布鲁尔(William Brewer),1862年3月

作为地球科学家,我已经习惯了轻描淡写地谈论地质时间。我可以不带任何嘲讽地把过去1万年说成是“最近”。在别人眼中,山脉是地球的根基,我却能看到它们的运动——断层将它们越推越高,其速度已超过侵蚀对它们的磨损速度。一旦站上了这个高度,我就会不由感叹那些建在泛滥平原、火山侧坡或是横跨活跃断层的城市。我惊叹的不是竟有城市建在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地貌确有它们的宜居之处。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城市的居民竟然不能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风险并采取行动。对一个地质学家来说,“未来1000年中的某个时候”听起来不像是逃避,倒更像是威胁。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未来仍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似乎对过去的灾难特别健忘,要不就是在想象中淡化它们的冲击。问一个加州人,加州近170年的历史中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什么,一个移居不久的人会说是最近的一次地震——可能是旧金山地震(1989年,洛马普雷塔)或洛杉矶地震(1994 年,北岭),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人可能会说是 1906 年的旧金山地震,毕竟它释放的能量是北岭地震的50倍。

但其实,加州历史上破坏最大的灾难是一场洪水。1861—1862 年的那个冬天,美国西部豪雨如注,造成了加州、俄勒冈州和内华达州史上最严重的洪水,共导致数千人死亡(超过当时总人口的 1%),并使加州破产。绵延300英里(约483千米)的中央山谷是加州的农业中枢,那次的洪水径直使它淹没在了 30英尺(约 9米)深的水下。然而,大多数加州人却从未听说过这场灾难。

我是第四代南加州居民,从小在这里长大,但就连我也从未听说过这场大洪水。直到我接受了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一个项目,用模型预测加州未来的灾难。当时除了研究地震,我的团队还想为洪水建立模型,我们设定的洪水要和圣安德烈斯断层地震相当,也得是每一两百年一遇的规模。对那些每三五十年就发生一次的事件是没有必要建模预测其后果的。那些灾难已经有了扎实的数据,更别说还有亲历者留下的记载,你不需要一个科学家来告诉你它们的后果。我当时问了一同工作的水文学者,他们知道的最大一场风暴是什么,听到回答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加利福尼亚于 16世纪被西班牙占领,这个地名也来自当时一本流行西语小说里的一座虚构岛屿,那是一个遥远而富饶的地方,由名叫“加利菲亚”(Califia)的亚马孙女王统治。其实,在灌溉系统引入之前,真实的早期加利福尼亚远没有那样美好。当时它每年仅有三四个月有雨水,夏季漫长而干旱,并不能种多少庄稼。到1821年,当一场革命将加利福尼亚从西班牙转交到墨西哥帝国手中时,它总共只吸引了几千个欧洲人前来殖民。由于对税收贡献太小,墨西哥政府对它也并不重视。大多数 老加利 福尼亚人 (早期殖民者的后代,说西班牙语)都居住在这片土地的最南端,因此当少数说英语的人民到北部定居时,他们并没有遭到抗议。当加利福尼亚在1848年的美墨战争中输给美国时,这里只有不到8000名说西班牙语的白人,还有约5万人是美洲原住民。

但是 1848年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发现黄金之后,一切都变了。消息传得很快,到1849年时,定居者已开始大量涌入加利福尼亚。当地的政治领袖开始手忙脚乱地应付这波移民(即所谓的“四九人”),加利福尼亚也很快在 1850年被确立为美国的一个州。当年的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加州的居民还不到9万人,但到了1860年,这个数字已经膨胀到了40万以上。在寻找黄金迅速致富的道路上,大多数人都失败了。最可靠的成功途径反倒是向矿工提供生活必需品。

在淘金潮兴起之前,加利福尼亚的主要产业是畜牧业,从这里卖出的皮革和动物油脂经承运人之手送往东海岸。但是随着新居民的涌入,农场、商店和轻工业在加州北部迅速发展起来,一同兴起的还有酒吧、赌场和妓院。淘得的黄金从旧金山湾的港口运出,旧金山也迅速成为州内最大的城市。这个新州的首府换了几个地方,最终确定在萨克拉门托,那里也是大量淘金活动的中心。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上方内华达山脚之间的区域聚集了加州五分之四的人口。当时的南加州还被老加利福尼亚人和他们的牧场所统治,那一带夏季没有可靠的水源,农业只被限定在几条大河附近的区域。

到1861年,淘金潮最狂热的日子已经过去,加州开始填补它的基础设施。州议会刚刚成立了加州地质勘探局以盘点州内的资源,并招募惠特尼(Josiah Whitney)任州地质学家。这时治理州务的都是在淘金潮中赚到钱的人,他们希望好日子能延续下去,他们知道惠特尼参加过好几项地质勘探,因此指望他能找到更多财宝。

惠特尼却对自己的这个新角色有些不同的认识。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惊人地无知,一门心思只寻找那些待人发掘的 科学财宝 。经过三年勘察,惠特尼出版了两本著作,主题都是古生物和动植物区系。州议会立刻砍掉他的经费,他反过来骂他们是腐败、无耻、愚昧、恶毒的笨蛋。当州议会将勘察经费彻底取消时,除他之外没人感到意外。惠特尼畅想的研究大多数没有结出果实,虽然他最后也发表了几篇优秀的报告。

加州地图

惠特尼还留下了另一件隐藏的珍宝。在他的团队里有一个年轻的植物学家名叫布鲁尔(William Brewer),此人详细记录了在加州勘测的那段时光。这份记录让我们对1861—1862年的那个不同寻常的冬天增加了很多了解。

加州沿海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每到夏天,亚热带高压就会向北移动,阻挡大部分降水。到了冬天,高压又会南移,引入西风带并带来风暴,为低地送去降雨,为内华达山脉送去降雪。之后积雪融化,形成流水,使那些本来太过干旱的地方也能发展农业。但在有些年份,高气压却徘徊不去,使冬季的雨雪迅速消失。在另一些年份则会形成一种风的模式,带来一场又一场贯穿全州的风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加州的气候也是繁荣与萧条相交替。19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一场广泛的旱灾,限制了农业生产,虽然当时有大量新移民涌入加州。

风暴击中加州时势道很猛。人人都知道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的南方各州容易受到飓风袭击,大多数人也叫得出那些飓风的名字:卡特里娜、哈维和桑迪。其实加州的冬季风暴会产生和一次大号飓风一样多的雨水,但因为没有被命名,人们很难记住它们。衡量极端降雨的一个标准是:一场风暴是否在三天时间内产生了超过 16英寸(约 41厘米)的降雨?美国很少有记录站见过这样规模的降雨,见过的那些大多位于飓风州。记录这类降雨超过两次的地点更是少之又少,除了在加州。在内华达山脉中有一处站点,曾7次记录到了这样的极端降雨事件。

最近的研究让我们对这类风暴有了新的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能直接测量空气水分的新型卫星发射升空,向我们揭示了一些惊人的特征。原来空气中存在一些“大气层河流”(atmospheric rivers),它们是大气中的一缕缕水汽,能将水分从热带输送到中纬度地区。这些天河一般长数千英里,宽几百英里。当一条大气层河流经过加州上空时,它就会带来一场豪雨。通常来说,这样的暴风雨只会持续一到两天。但是偶尔,大气条件也会使降雨之门保持开放,由此引发洪水。

科学家曾尝试用手头有限的气象记录重构1861—1862年的那次加州水灾。现在看来当时已经具备了出现大气层河流的条件,那些河流在形成后由北向南移动。1861年 12月初,俄勒冈州开始下雨,从 12月下旬到次年 1年,豪雨空袭了加州北部,到 1月底加州南部又成了靶心。天上仿佛开了一道雨门,在之后的45天里始终没有关闭。灾害在全州蔓延,造成数千人死亡,庄稼、田地、牲畜和商业尽遭摧毁。

由于当时只有几个地方配了定量测雨设备,今天再要准确评估当时的雨量已经很难了。面对大雨,科学家布鲁尔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从 11 月 6 日的第一场阵雨开始到 1 月 18 日,总降水量已经达到 32.75 英寸,而且雨还在下!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在塞拉山坡上的矿区,降水量普遍达到其他地方的 2 倍,有时甚至是 3倍。从 1861 年 11 月 11 日到 1862 年 1 月 14 日,图奥勒米县的索诺拉,降雨量已经有72英寸(6英尺)之多,图奥勒米县的其他几个地方降雨量也已超过了5英尺!这么多雨水,都是在短短两个月内降下的。两个月的时间,加州的一些地方就承受了伊萨卡两年的雨水。

南加州的数据比北加州更少,但有一份记录显示洛杉矶降水量达 66英寸(约1.7米),而这个地区往年的年降水量还不到30英寸(约76厘米)。

无论数据如何,结果都是遍布全州的毁灭性打击。加州的中央谷地是一片巨大的低地,几乎贯穿全州,它的西边是太平洋沿海,东边是内华达山脉。从内华达山上冲下的激流注满了谷地,过了大半年时间才完全流干。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建在美国河与萨克拉门托河的交汇处,那正是位于中央谷地北端的平原地带。这座加州第二大城市遭受了最为集中的破坏。

最汹涌的洪水在1月9日爆发了。先是美国河水位上涨,堤岸于当天早晨垮塌。这时萨克拉门托河尚未迎来波峰,它的堤岸还撑得住——结果就是美国河的河水全部淤积在了 城内 。1 月 10 日,萨克拉门托的河水超出枯水水位 24英尺(约 7.3米)。由于城内的大部分建筑都只比枯水水位高 16英尺(约 4.9米),它们都淹没在了 8英尺(约 2.4米)深的水下。《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是这样报道的:“城中最时髦的那些住宅,大多都在客厅里进了3—6英尺(约0.9—1.8米)的水。许多房屋二层的灰泥墙面上都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线。有几十座木质房屋被洪水托起带走,其中的一些还是两层高的……家中的所有木柴,大部分栅栏和棚屋,所有家禽、猫、老鼠,以及大量奶牛和马匹,都被大水卷走了。”

第二天正是新当选州长的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后来创办了斯坦福大学)就职的日子。不巧的是新建的州议会大厦也被困在洪水中央。参加典礼的人只能划着小船前往。他们抛开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如期在议会大厦举行了典礼。州长宣誓就职,然后划船回到府邸,他在二楼的窗户边上停靠,接着爬了进去。新一届州政府努力正常运作,但萨克拉门托城内的生活支持体系已经崩溃。12天后,州政府举手投降,转移到旧金山继续办公。

大洪水期间的萨克拉门托。这幅立体照片拍摄的是第四街以东段的K街,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加州历史图库(California HeritageCollection)

洪水的破坏无处不在,以至于有人认为萨克拉门托再也不可能恢复了。布鲁尔在3月返回萨克拉门托,记录了这样一幅景象:

城市大部分仍在水下,至今已经被淹没了3个月……低处都积满了水——地窖和院子都被淹了,房屋和墙壁也浸湿了,没有哪里是舒服的……院子变成了池塘,四面围着破旧、肮脏、泥泞的栅栏,椅子、桌子、沙发等家具和房屋的碎片或在泥水中漂浮,或在角落里搁浅……从市内伸出的道路无一可以通行,商业皆陷于停滞,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凄惨可怜。许多房屋已经部分倒塌,有的从地基上连根拔起,有几条街道(现在都成了水路)被漂来的房屋阻塞,四下躺着动物的尸体——多么可怕的画面。我想这座城市是再也不能从打击中恢复了,我看不出有那样的可能。

萨克拉门托毕竟还是恢复了。这靠的是无畏的远见、坚定的决心和非凡的建设动力。市政府制定了方案:将整座萨克拉门托城托举到 1862年的洪水水位以上,然后重新建造。居民们自愿缴了一笔泥沙运输税,将2.5 英里(约 4 千米)见方的城市地面抬升了 9—14 英尺(约 2.7—4.3 米)。有些业主将建筑从地基上拆下,抬高了 10英尺(约 3米)。也有人干脆放弃了自家的一楼,把里面全部填满。整个改造历经 15年时间和难以统计的成本才终告完成。

大灾难的景象已经从未知变成了已知。居民们被失去城市的真实恐惧所驱使。除了生命受到威胁之外,他们还明白了州政府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州政府就此留在旧金山的可能笼罩在了他们头顶。

人类历史上屡屡有城市被洪水冲走之事。这场加州洪水的特别之处在于,萨克拉门托只是当时几百座损毁或近乎损毁的城镇之一。在它之外,北加州的大多数城市也都遭遇了重创。1862年1月21日,就在加州南部遭受最强降雨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样的报道:“整座萨克拉门托市,除了一条街道的一小段、马里斯维尔部分地区、圣罗莎部分地区、奥本部分地区、索诺拉部分地区、内华达部分地区、纳帕部分地区和几个不太重要的镇子之外,都已经没入水下。”许多小镇被彻底摧毁,完整的数字难以统计。据《沙斯塔县快报》( Shasta County Courier )报道,只在那一个县,就有 3个镇子损失了所有房屋。看来还有许多人干脆离开了加州。洪水袭击后20个月,布鲁尔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州内人口的下降。

布鲁尔开始将中央谷地称作“大湖”。

“大湖”在这一段宽 60 英里,两岸一侧是高山,另一侧是矮丘……这片广袤区域的几乎每一座房屋和农场都消失了。大湖如此浩瀚——长250—300英里、宽20—60英里,湖水冰冷泥浊,大风激起巨浪,将一座座农庄拍成碎片。美国从未见识过洪水引发这样凄凉的景象,在旧大陆也很少见到。

山区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山体滑坡,而那里还有矿工居住。滑坡加上洪水夺走了许多条生命,但死亡总数始终没有统计出来。和许多灾难一样,穷人又是受灾最重的。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不甚牢固的屋子里,也没有多少资源应对灾情。据旧金山华人援助组织整理的报告,中国移民的损失似乎最重。华人社区中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了1000人。

与萨克拉门托相比,旧金山受灾较轻。这个城市建在一座半岛的顶端,东边是旧金山湾,西边是大洋,两侧都可以排放雨水。但即便是在旧金山周围,洪水肆虐的迹象仍随处可见。北加州的大部分地区都靠流入旧金山湾的几条河流泄洪。而旧金山湾在金门的出海口十分狭窄,当时水流湍急,船只根本无法进入。曾经只有咸水的出海口外,这时也能捕到淡水鱼了。好在旧金山这座最大的城市完好无损,对于加州的幸存多半起到了关键作用。

位于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和奥兰治县如今是 1400万人的家园,但当时它们的人口还不到 15 000人,且大多都经历了那次洪水。洛杉矶是这个区域最大的城市,第二大是阿瓜曼萨(意思是“温柔的水”)。这里的圣塔安娜河两岸土壤肥沃,河水还能在干旱的夏季灌溉农田,对当年的定居者来说一定是个理想的地点。

在南加州往年的冬季,圣塔安娜河承接圣贝纳迪诺山脉的稀少雨水,将它们汇成一道可以控制的水流。但圣贝纳迪诺山脉是全世界最陡峭的山脉之一,山势加速了所谓“地形抬升”(orographic lift)的影响。当升腾的风暴云越过山脉,它们迅速降温并挤出雨水。山脉上的气象站记录到的降雨量常比山下阿瓜曼萨的气象站的多一倍。

1862 年 1 月 22 日晚,在接连四周的降雨和超过 24 小时的洪水之后,阿瓜曼萨在汹涌的激流前失守了。当地的教堂建在市镇的一块高地上,教堂里的博尔戈塔(Borgotta)牧师听见了洪水上涨发出的巨响。他感到危险来临,开始不停地敲打教堂的钟。听到钟声,镇里的居民都跑来查看是怎么回事,他们留在了教堂里,留在了这个唯一安全的地方。当洪水继续上涨,博尔戈塔牧师继续不停地敲钟,直到最后几个居民涉水游到了教堂。

因为博尔戈塔牧师的快速决断,阿瓜曼萨没有一人死亡,但整座镇子还是被洪水摧毁了。土坯房屋在激流中分解溶化,农田也被山里冲下的碎石掩埋。除了教堂和牧师宿舍,镇上的房屋尽数倒塌。镇民的牲畜被卷走溺死。田地到来年春天仍无法耕种,因为洪水带来的大小石块挡住了犁。今天,阿瓜曼萨仅存的遗迹只有那道通向教堂拯救教区居民的阶梯了。

大水在加州停留了数月,就此改造了这片土地。在安纳海姆,它使圣塔安娜河扩张了 4 英里(约 6.4 千米),由此创造了一片深 4 英尺(约 1.2米)、持续存在一个月之久的内陆海洋。当洪水终于退去,圣安娜河的入海口已经移动了6英里(约9.7千米)。在洛杉矶,有人形容城市两头的高山之间全是积水,从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到圣加布里埃尔山脉,一连50英里(约80千米)没有一块干燥的陆地,今天这片区域是大约1000万人的家园。

在一度是中央河谷的“大湖”,洪水持续了一整年。刚竖立不久的连接旧金山和纽约的电报杆完全被淹在了水下,一连几个月都不能发挥作用。道路无法通行,邮件亦不能收发。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当地和外界的通信全部中断了。每一个社区都知道本地发生了什么,但是要等到好几个月后,加州人才会听说州内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一直到 2 月底,南加州受灾的消息才终于传到了国会大厦。

甚至到了今天,要充分理解那次大水造成的毁灭仍是困难的,因为那些小型社区遭到的破坏并未记录下来,人们都觉得讨论大城市的破坏才更激动人心。我们从当时的物业税记录得知,有三分之一可以征税的土地都被摧毁了(因此没有在1862年贡献税收)。加州破产,州议会18个月没有收入。(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会对州议会砍掉惠特尼教授勘探经费的决定多一点同情。)

大洪水深刻地改变了加州的经济格局。有几个产业完全被毁。携带着沉重泥沙的淡水冲刷了旧金山湾的牡蛎养殖场,使产量归零。采矿设备被冲到山外,还死了许多矿工,人力和设备的损失标志着淘金潮就此开始走向终结。曾经决定了南加州文化的畜牧业严重萎缩,下降为一个次要产业。畜群受到大水的严重打击,共有 20万头牛、10万只绵羊和 50万只羊羔被淹死。牧场主们无力重建畜群,更糟的是,之后的两年还调转方向发生了严重干旱,加重了损失。加州就此从畜牧经济转变成了农耕经济。

仅仅是描述一下这场洪水的破坏程度就令人很难受了。这不是我们一般理解中的那种洪水,它所经之处都成了废墟,覆盖了数千英里的聚居地。然而 15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加州人却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场灾难了。在萨克拉门托,人们还记得那场洪水,但他们仅把其当成局部事件。在那里,灾难和恢复被看作社区的坚韧和聪慧的证明。市政府在博物馆中向市民展示被埋葬的一楼,并称其为“萨克拉门托地下展”。但除此之外,州内的居民们关注的只是干旱和地震,对洪水已经毫不在意。

对这样规模的一场劫难,加州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我们的群体遗忘是由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因素造成的。进化心理学研究了我们的思维和情感如何随着进化的压力而改变。我们是在一个充斥着猎食者和饥荒的世界中进化成人的,对短期的危机做出迅速反应是我们生存的关键。我们的周遭充满风险,谁学会了识别最紧迫的风险,谁就会成为最成功的繁殖者。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洪水并不是紧迫的风险。只要灾难和自己不相关,比如没有亲身经历过或没有听父母及祖父母回忆过,我们和灾难的联系就会变得薄弱,以至于根本不能激起情感。而在风险评估方面,情感常常比理智更加有力。

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关的心理倾向在起作用:人们向来把洪水看得比其他灾害要温和,即使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是因为洪水的源头是我们熟悉的现象。在我们进化成人类的史前世界,祖先们往往觉得可见的猎食动物不如隐蔽在草丛里的那些危险。只要人们能够看见猎食者,就有办法防御。但是对那些隐蔽在草间的毒蛇就不行了。于是,我们始终惧怕那些潜伏于视野之外的危险。我们惧怕核能的威胁,尽管美国唯一的核事故——三英里岛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相比之下我们对驾驶这个行为倒不大在意,虽然每年死于车祸的美国人超过3万。我们一边为打手机可能致癌而提心吊胆,一边又肆无忌惮地抽着烟。

我们对下雨太熟悉了,以至于觉得它亲和。洪水是会上涨的,但至少你看得见水漫过来的样子。它的破坏似乎是可以管理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也确实把它管理得不错。而其他的那些灾害——地震、火山、滑坡等,就比较神出鬼没了。它们无形无迹,会对大地造成突然的破坏。下雨就不这样。

在心理因素之外还有物理因素。对于一切自然灾害,小规模事件都要比大规模事件频繁得多,最严重的灾害也是最罕见的。看看世界各地今年记录的地震,或者加州历史上的地震,甚或只是一场地震的几次余震,你都会发现同样的规模分布:每发生一场7级地震,就会发生10场6级地震、100场 5级地震、1000场 4级地震、10 000场 3级地震和 100 000场 2级地震。

洪水也有类似的模式(虽然每个排水系统的统计数字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每一条河流,我们都可以测量它的流速,即每秒有多少流水通过某一个点。这个流速大多数时候都不高。当一场平常的风暴来临时,流速会略微上升。每过几年还会来一场强烈的风暴,使流速变得更高。如果雨水降在大量积雪上,流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当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则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大洪水。总之就像地震,小型洪水常有,大洪水就罕见了。

水文学家每天都会测量流速。他们会将每天的流速标在图上,坚持多年。他们可能会说一条溪流有很高的概率会超出任何一个年份的低水位值,有中等概率会超出该年份的高水位值,有很低的概率会超过极高水位值。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只有1%的概率会达到的流速称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你可以推算分布曲线,假设这种由大到小的关系会持续下去,由此估算千年一遇的洪水,也就是只有 1/1000的概率会在今年发生的洪水。这个概率当然很低,但如果有数千条河流,每条都遭遇了不同强度的风暴,我们就会在大多数年份都看到“千年一遇”的洪水。

在 19世纪加州的几场严重洪灾中,1861—1862年的那场是破坏最大的。到 20世纪初,中央谷地这个大河三角洲已经有防洪堤镇守了。人们在山脚建起了蓄水的堤岸,它可以收集用于灌溉的山泉水,并抵御洪水。1938年的一场暴风雨在 5天之内对洛杉矶周围的山脉倾泻了 32英寸(约0.8 米)雨水,使三分之一的洛杉矶盆地没入水下,到这时,加州南部的防洪呼声再也无法被忽视了。洛杉矶的几条溪流两侧筑起了混凝土,以加快河水流入海洋。通过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工程技术,洪水被遏制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工程师们只做到了控制较小规模的洪水。这些大坝、防洪堤和混凝土河道确实能容纳百年一遇的洪水,在少数情况下还能容纳200年一遇的。可是无论你建起多大的防洪系统,总有可能出现更大的洪水——事实上,只要你等得够久,这几乎肯定会发生。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像1861—1862年那样的冬季 一定会 再次来临,届时洪水会漫过大坝,击溃防洪堤,淹没几百万户人家。这不是 会不会发生 的问题,而是 何 时会发生 的问题。

这里就需要我和我的团队出手了。2008年,就在我们公布圣安德烈斯地震场景的最后一个阶段时,我们也开始为加州的一场大洪水建立模型。我们的模拟对象是类似1862年那种规模的洪水,囿于建模条件,它实际上比模拟对象规模要稍微小一些。我们将这个模型称为“ARkStorm”(方舟风暴),其中“AR”表示大气层河流(atmospheric rivers),也就是大暴风雨背后的那种气象学现象,“k”表示“1000”,即我们研究的是千年一遇的罕见大暴风雨。(实际上,用“k”这个字母是有些随便的,但这样能凑成“ARk”即“方舟”的字样,感觉比较酷。)我们从地质学记录中估计,像1861—1862年那种规模的暴风雨,每过一两个世纪就会发生一次——频率上和圣安德烈斯大地震相差无几。

我们模拟的洪水规模之大,足以掀翻现有的防洪系统,使加州回到尚未采取任何防洪措施的19世纪。我们惊讶地看到,“方舟风暴”的破坏力竟会比“振荡”地震大这么多。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使用了同一套方法论,结果发现加州会有24%的房屋被毁坏,洪水造成的损失将超出地震的4倍、逼近1 万亿 美元。

然而最令人意外的并不是这个发现本身,而是我们的研究在 2010年公布时引起的反响。许多官员根本拒绝接受它。相比我们的振荡模型得到了应急管理者的接受,许多洪水管理者却径直否定了大洪水会造成这等破坏的可能。他们知道洪水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在过去应付过许多场洪水。他们相信自己的工程方案已经尽善尽美,因此对我们的发现不屑一顾。(我们的模型在地方上得到了较多支持,那些小型区域组织都认可它。他们也比较容易想象自己的社区被毁的场景。)

这就又要说回上面的心理学原因了。作为灾害科学家,我们知道洪水造成的精神痛苦要小于地震,因此对这一点不应太过意外。但我原本以为,在面对证据时,城市管理者们还是会说出“我们需要改变工作重心”的话。可实际上,他们却否定了我们的大部分数据,因为它们不符合这些应急管理者的情绪反应——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更加忌惮看不见的威胁。心理学家或许会说他们的态度体现了证真偏差【人们希望去寻找与他们持有观点相一致信息的现象,任何与其观点相冲突的信息都会被忽略掉,而一致的信息则会被高估。——译者】(confirmation bias),即对不符合自身观点的数据持批判态度。

管理者无法接受极端洪水灾害的可能,这一点使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处在了更大的威胁之中。评估一场洪水可能有多严重的标准方法需要用到历史记录。而在美国,这段历史的长度,即水文学家所谓的“记录时段”(period of record),很少有超过 100 年的,这是因为直到 19 世纪晚期人们才发明出了第一部流速仪。这也意味着更早的洪水,例如1861—1862年的那几场,都没有被纳入预测的参考,虽然我们知道它们发生过。整个美国,人们都根据不充分的数据在泛滥平原上建立房屋和事业,每建设一个新项目,风险就增加一些。

今天的局面可能已变得愈加危险。我们的大气中多出了许多热量,使过去100年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1.5华氏度(约0.8摄氏度),这也相当于往大气中增加了许多能量,可能引发更多的极端风暴。任何“千年一遇洪水”背后的假设,都是将来会和过去相似——科学家称之为“平稳性”(stationarity)。但是仅过去短短10年,南加州的查尔斯顿和德州的休斯敦就遭遇了数场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不少水文学会议和讲习班上都响起了“平稳性已死!”的呼声。

1862年,当加州三分之一可征税的土地被洪水摧毁时,加州的居民只有 40万人。现在加州的人口已经翻了近 100倍,他们可能在将来遭遇另一场大洪水。但这一点几乎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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