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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六章 当河堤垮塌 美国密西西比,1927年

残破的大堤教会我哭泣和呻吟。

——麦科伊(Kansas Joe McCoy)和米尼(Memphis Minnie)在1927年洪水之后创作的歌词

密西西比河是美国的一条大河,它的规模极其宏伟,无论怎样描述也不为过。它的流域面积排名世界第三,覆盖了 40%的美国总领土以及加拿大的两个省,收集着美国 32个州的雨水和降雪。由它的干流和支流组成的输水网络将水分源源不绝地送入墨西哥湾。其“支流”密苏里河比干流漫长得多,但是获得“密西西比河”名号的却是更东边的那条支流,这是为了方便标志英国和西班牙的领土界线。

早在欧洲占领者为它命名之前,密西西比河就是北美原住民的食品储藏室和公路了。北美原住民从河水中收获鱼类和贝类,并在河两岸开展繁忙的商贸。当欧洲人到来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条大河的航运潜力。当法国探险者拉萨尔(Sieur de la Salle)【本名为René-Robert Caveler(1643—1687)。——译者】占领这条河流时,他看中的是它将法属墨西哥湾定居点与加拿大连通的潜力。但是法国的占领并不稳固,后来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又将河流的控制权交到了美国手里。

密西西比河主要支流地图

这条长达数千英里的巨大水体向来是两岸人民的福祸之源。它是驱动美国中部农业和制造业繁荣的经济引擎。最早的木材和皮毛产品沿着河流运至新奥尔良,再向外出口到欧洲。大草原上产量丰富的大农场能养活一个国家和更多的人,也全仗有这套高效的运输系统将它们的产品运到城市。来自大河的水力还驱动了最早的生产工厂。密西西比河成了河两岸文化与生活的显著象征,它流过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书页,也流进了麦科伊、米尼、福斯特(Stephen Foster)和图森特(Allen Toussaint)的歌声。

但是,河流的泛滥也会周期性地收回它所赋予的经济馈赠。一部密西西比河的历史就是一部泛滥的历史。16 世纪时,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写下了西班牙探险者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 1543年的经历,其中写到一片美洲原住民的居住地遭遇了一场为期 40天的洪水,地点就在今天的孟菲斯市附近。19世纪的人们更是记载了一部关于洪水、大洪水和 特大 洪水的编年史。关于这条河流的歌曲,从卡什(Johnny Cash)的《五尺大水在上升》(Five Feet High and Rising)到巴顿(Charlie Patton)的《处处是大水》(High Water Everywhere),唱的都是密西西比河带来的失落和死亡。

因此,密西西比河沿岸欧洲人社区的成功,向来要依靠它两侧防洪堤的牢固。这些堤岸有天然的也有人工的,它们抵挡了这条大河的周期性泛滥,使得密西西比泛滥平原上的数百万居民能继续日常的生活。考虑到防洪堤对于这个区域生死攸关的作用,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它们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功能的。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抛弃一个错觉,那就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绝对界线存在于水和岸之间,存在于大河流动的区域和它不流的区域之间,甚至存在于一条河的液体形态和陆地的固体形态之间。

因为生活在岸上,我们倾向在水面以上的事物和淹没在河流、湖泊及海洋以下的事物之间划出一条生死线。但实际上,一条河流与它周围的陆地并无根本的不同。形成河岸的泥土和别处的泥土并不属于两种类型,河流下方的地壳也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一条河流,只是地势比周围区域来得低罢了。水会跟着重力流向低处,因而地势较低的地方自然会有水体形成。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这实际上又是一条被我们常常忽略的真相。密西西比河之所以在今天的河道中流淌,是因为它下方的土地比周围的几乎所有土地都要低。甚至在它的最后450英里(约724千米),其河床比海平面还 低 。[流近新奥尔良时,密西西比河的河床比海平面低了 170英尺(约 52米)。]但靠近河面的水流继续向低处流淌,同时靠摩擦力带动了下层河水。因此,河流在入海处非常湍急。

一条河流的水量会随着降水的多少而涨落,由于密西西比河为一片广袤的土地排水,它的水位取决于好几个不同地点的降雨和降雪情况。这条河流不应被看成是框定在两根遥远直线之间的一条水体,而几乎应被当作一个时而膨胀时而收缩的活物。地图上的那两根遥远直线标记的只是河流的收缩时期,是它在两场暴风雨之间的平静形态。一条河流的真实面目等同于能够容纳其泛滥的所有土地。

我们需要纠正的第二个的观念是,要明白一条河流不仅仅是水的汇集。流水中蕴含巨大的能量,能够裹挟许多物体一起前进。物体越小越轻,自然就越容易带动,而水流动的速度越快,能带动的东西就越多。密西西比河的绰号叫“大泥潭”,这一点绝非偶然。像所有河流一样,它在流淌时也会裹挟沙子和泥土的颗粒,带着它们一路沉浮进入海洋。当河水的流速放慢,它便会放下一些沉积物,那些较大较重的颗粒是最早沉积的。

将这两点知识结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会形成天然的防洪堤了。当水在重力的牵引下进入一条河流,其中往往会携带大量的泥沙。雨水和融雪造成水位上升,使某个河段高出它前方的河水,居于高处的河水必须下落,这加快了流速,也卷入了更多的泥沙。当水位上升到漫过河岸时,河水继续向低处流淌,但这时河水不再仅仅是沿着河道流向海洋了,它还会向两旁漫灌,淹没周围的土地。它也不再是疾速向下,而是速度变缓,并使悬浮其中的泥沙颗粒沉淀下来。较大的颗粒在较靠近河道的地方先行沉淀,细小的颗粒则会沉淀到远离最初河床的地方。这样就会形成一道由较大的沙粒构成的天然防洪堤,它抬高了河岸,使河水不再容易泛滥。

但是正如几百年来的密西西比河泛滥史所显示的那样,未来永远有一波更大的洪水能够漫过自然的防洪堤(甚至是人工的防洪堤)。到那时,那些仰仗着自然的或人工的防洪堤在泛滥平原上种庄稼或造房子的人,那些满以为堤岸会永远挡住河水,至少会在他们居住期间挡住河水的人,就要面对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了。另外,当洪水来袭时,它对一个地区或其中居民的打击是不平等的。

河里的沉积物是如何产生天然防洪堤的

新奥尔良是欧洲人尝试在密西西比河边的泛滥平原上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1718年,边维尔(Jean-Baptiste Le Moyne,Sieur de Bienville)首先在这里建设了14个街区,每一个都设了排水沟,这些街区中驻扎军队,负责控制进入密西西比河的船只。但是没过多久,这里的居民就见识了大河蕴藏的危险。不出一年工夫,洪水就迫使边维尔下令在河边建了第一道人工防洪堤,用压紧的泥土堆积了 3 英尺(约 0.9 米)高。在之后的 200年里,洪水屡次进入城市,证明这条堤岸还不够用。更多的泥土被填了进去,再加上更坚固的材料,将堤岸越筑越高。定居点沿着河流向北扩张,堤岸也随之增长。到了 19世纪中叶,人们为抵挡洪水建立的防洪堤已经超过了1000英里(约1609千米)长。

与此同时,工程学也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将物理定律和计算用在了关键结构的建造上。“工程”这个概念自金字塔时代起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它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军事分支。美国的第一批工程师是随着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出现的,这个兵团成立于 1802年,职责是在西点建立并运营一座军事学院。“土木工程”后来被定义为那些军事用途 之外 的建造活动。局限在大学内的土木工程学院都是19世纪创办的。这些新鲜出道的工程师来到密西西比河畔,决心驯服这条大河。

洪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自然灾害,要对付它,我们必须在遏止泛滥和其他基本的用水需求之间求得平衡。洪水是肯定要治理的,但也要为干旱的时候保存河水(在干旱的西部尤其如此),并用河水来运送货物。(相比之下,谁也不需要储存地震或岩浆在第二年夏天出售。)对于洪水这种最为普遍的灾害,我们的自我保护需求可能会与经济上的其他需求产生矛盾。

自19世纪中期开始,密西西比河上的工程师就在争论这些话题了,他们一方面想努力保全土地,另一方面也想使河流开放以满足航行需求。他们为了治水的方法和目标而争执,中间还夹杂了陆军工程兵团中掌权的军事工程师和新兴的土木工程师之间的对立。

历史学家巴里(John Barry)在他的著作《水位上涨》( Rising Tide )中记载了一场充满个人情绪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西点军校工程师、后来任陆军总工程师的汉弗莱斯(Andrew Humphreys)将军,另一方是土木工程师伊兹(James Buchanan Eads)。伊兹把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密西西比河,他的最大心愿是改造这条大河使之更适合航运。汉弗莱斯似乎受到了复仇心理和地方主义的驱使,他坚持“只用防洪堤”的方针,还拉来整个陆军工程兵团为他撑腰,虽然他自己也在报告中写到了这样不切实际。他们的想法是筑起高高的人工防洪堤,将所有河水限定在河道 之内 ,以此加速河水的流动。更快的水流能够携带更多沉积物,还会冲走已有的沉积物、清除沙洲。防洪堤挡住洪水,航道持续畅通。

伊兹对密西西比河的了解之深,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为执行一项营救任务,他曾经发明了一只潜水钟,并亲自在河床上行走了几年。他不相信建造防洪堤就能使河水冲掉堵塞航道的沉积物。他指出,这些堤岸都建在远离密西西比河主要流域的位置,只有在洪水来临时才能限制水流。他的想法是在密西西比河口附近建造突堤,使水流集中在反复出现沙洲的区域。伊兹的意见占到了一定的上风,但由于汉弗莱斯的反对,他不得不承诺如果这些突堤失效,那么建造的费用由他来承担,这才使它们造了起来。这两个男人都反对用建造水库和水坝的方法来减少洪水期间河里的水流。

到了19世纪晚期,国会想要结束这场争执,于是成立了一个密西西比委员会,其成员既有军方工程师也有土木工程师,目的是让科学来定夺此事。然而这个政治化的做法却引出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方案,结果在大多数细节上都犯了错误。这个方案否定了水库,但水库本可以在一开始就减少河里的水流;它也否定了泄洪道和出流,但它们本可以在发生洪灾时将河水引向别处。方案将全部鸡蛋都放在了防洪堤这一个篮子里。有那么一段时间,它也确实奏效了。

现在回想,当时的各方都应该留意马克·吐温的警告,他说:“密西西比河总有它自己的脾气,什么工程技术也不能劝服它走别的路。”更快的水流可以冲走沉积物,这个想法的背后确有一个合理的理论模型。但在现实中,密西西比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涉及细节这套推理就站不住了。首先,密西西比河很深,大部分河床位于海平面以下,因此它的水流并不均匀。上层水体被重力向下拉扯,但下层水体不是这样。另外,河水与河床之间的摩擦也进一步扭曲了水流。其次,河道的蜿蜒意味着河水在弯道外侧流速较快,在内侧流速较慢,这使得河床的一侧受到冲刷,另一侧则堆起了沉积物。在有些河段,水流会冲走一侧防洪堤下方的泥土,把它们的基础掏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防洪堤垮塌。想想密西西比河平常的水流量之大,这些防洪堤能挺立这么久已经堪称奇迹了。

雨是在1926年8月开始下的。密集的雨水破坏了中西部偏北几个州的农作物,从印第安纳到堪萨斯,再到伊利诺伊,一直到内布拉斯加。洪水在城镇之间漫涌,溺死人群、冲毁管道、淹没农作物。降雨一直持续到往年比较干燥的十月,伊利诺伊和艾奥瓦两州都记录了规模前所未见的洪水。降水接着持续到了冬天。据美国气象局报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三条大河,即俄亥俄河、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全都在河水位标上记录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位。1926年圣诞节那天,大水冲进了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纳什维尔,而这两座城市毗邻的是两条不同的河流。雨势毫不减弱。5场暴风雨袭击了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每一场的规模都超过前一个 10 年中的任何一场暴风雨。到来年一月,匹兹堡和辛辛那提双双被淹。二月轮到了阿肯色州,怀特河和小雷德河堤岸垮塌,洪水将5000人赶出了家园。三月,暴风雨催生了龙卷风,在密西西比州造成了45人死亡。

终于,那些20世纪的工程师们建构的作为防御工事的人造建筑,统统开始垮塌。春季是河水泛滥最危险的季节,融雪汇入降雨形成了一道道洪流。1927年春天,位于俄亥俄河及密苏里河汇流处下方的密西西比河下游水量大涨,使河水本身都似乎成了一道大坝。一波波洪峰移动得相当缓慢,就像马路上堵塞的车流。但这样反而给防洪堤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区域,受压的不仅包括陆军工程兵团建造的用来控制密西西比河及其较大支流的“主线”防洪堤,还有地方和州在较小的支流两边建造的防洪堤。

这些堤岸都受到各地的防洪堤理事会的监管。这类理事会由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创立,往往有征税权,并负责当地防洪堤的养护。成立密西西比委员会的那部 1879年法律认可了地方防洪堤理事会的地位,也规定了它们维护防洪体系的职责。于是当洪峰逼近时,各地的理事会也投入了战斗。

主线防洪堤都是一些庞大的建筑。它们高两三层楼,用夯土建造,与主河道的距离达到半英里(约 0.8 千米)或更远。它们都建成了 3∶1 的斜坡,也就是说,一座最高30英尺(约9米)的防洪堤,两侧都要有长度90英尺(约 27 米)的斜坡支撑,它在最高点的宽度至少也要达到 8 英尺(约 2.4米)。这些防洪堤因此都十分巨大,显得坚不可摧。

然而这些防洪堤仍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河水的压力,二是附近人类的恶意。受到约束的河水对防洪堤施加了巨大压力,一个面临洪水风险的城镇,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破坏河流另一侧的防洪堤。因为只要对侧堤岸垮塌,这一侧承受的水压就会变小。在这个真实的囚徒困境之中,一个面临威胁并具备手段的社区,只要它足够绝望、足够无耻,就会通过淹没对岸的邻居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于是防洪堤理事会组织了巡逻队,巡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那些想通过淹没他人保全自己社区的破坏者,并阻止他们。巡逻队在沿河射杀了十几个人,其中或许有一部分是误杀,但也有几个人的身上确实带着炸药。至于那些垮塌的防洪堤,在洪水退去之后也很难判断它们究竟是不是人力破坏的了。

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尽头与墨西哥湾相遇之处,新奥尔良市见证了远方上游的一次次溃败,每一次都向这座城市的奠基者们展示了洪水的严重程度。1927 年 4 月底,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开始出现垮塌的迹象。这座城市资源充沛且目中无人,于是光明正大地炸掉了东边几英里圣贝尔纳县的防洪堤,造成圣贝尔纳县和普拉克明县的一万多名居民流离失所。(后来新奥尔良市提出集资15万美元补偿其破坏活动,相当于每位受害者不到20美元。他们最终赔付的金额达到数百万美元,但他们依然觉得,花这些钱把洪水挡在城市之外是笔合算的买卖。)

除了守护大堤,防止其被破坏外,防洪堤理事会的第二个责任是,发现天然的渗漏并加固薄弱的地点。做到这点需要付出千辛万苦,而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机械设备帮忙,运输泥土全靠人力。

就是在这件事上,1927年的洪水展示了它在自然灾害之外最残忍的面目。早在美国内战之前,密西西比河泛滥平原就以其肥沃的土壤成了南方棉花种植园的中心地带。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除了少数监工之外,这里的劳动力仍全是美国黑人,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与蓄奴时代并无不同。这年冬天,路易斯安那州的几个农场主持枪绑架了一个黑人家庭,将他们带到密西西比州,并以2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地人。被害人一家被强迫工作了几个礼拜,没有工资,还有人武装看守。那几个白人农场主最终受到起诉,但他们的恶劣行为很能说明问题。

每当需要人手加固防洪堤时,当局就会要求种植园主派黑人租户去堤上干活。如果这点人手还不够用,当局就会到街上去强征黑人,往往是持枪胁迫。当密西西比河水在这年冬末持续上涨,白人工头们提起枪械到防洪堤上巡逻,他们一边提防破坏者,一边监督岗位上的黑人劳工。

对外界,防洪堤理事会和陆军工程兵团始终坚称他们的建造能够挡住洪水。然而内部报告却显示他们知道真相并非如此。当时的美国气象局表示:“你不必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也不必有生动的想象力,就能够看出密西西比河下游会在来年春天发生一场大洪水。”

随着冬去春来,最危险的汛期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征到防洪堤上劳作。到三月中旬,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也被调去驻防。在密西西比河的三条主要支流——怀特河、雷德河和圣弗朗西斯河,防洪堤上都出现了破裂。到四月初,超过 100万英亩(约 4047平方千米)的土地已被淹没在水下。

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破防始于4月15日耶稣受难日的那场大暴雨。短短18个小时之内,在新奥尔良市就降下了15英寸(约38厘米)雨水,暴雨覆盖了整个密西西比河下游。工人们不断被派上防洪堤,堆积沙袋给堤岸增加高度。终于,4 月 16 日,在密苏里州多雷纳一段 1200 英尺(约 366米)长的主线防洪堤崩溃了,17.5万英亩(约 708平方千米)土地被淹。之后的短短几天内又有多处防洪堤垮塌。

4 月 21 日,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附近的土冢岸发生了最坏的情况。随着河水的渗透,防洪堤开始震动起来。正在堤上劳动的黑人意识到即将溃堤,想要逃跑,但是工头用枪口将他们逼回了岗位。当溃堤最终发生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洪水卷走溺死。红十字会对黑人的伤亡无动于衷,只正式报告了两例死亡。

在《水位上涨》一书中,巴里援引了当时的报章文字。《孟菲斯商业诉求报》( 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 )写道:“数以千计的工人正拼命堆高沙袋……这时防洪堤垮了。水流太快,将尸体冲走,再也无法找回。”《杰克森号角集录报》( Jackson Clarion-Ledger )写道:“昨夜难民从格林维尔逃难至杰克逊……他们宣称大水席卷乡里,使数百名在种植园工作的黑人丢掉了性命,他们对这数字毫不怀疑。”

土冢岸防洪堤的垮塌造成了一处决口(指侵蚀在堤岸上形成的口子),造成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被淹。洪水在三角洲上泛滥的速度,相当于尼亚加拉瀑布流量的两倍。短短几天之内,100 万英亩(约 4047 平方千米)土地就浸没在了10英尺(约3米)深的水下。许多人当场溺水而亡,但大部分人还是逃到了高地上。在许多地方,最高的地面就是防洪堤的顶部——也有防洪堤是没垮的。数千人拥挤着爬上了这一段段高地,每一段都只有8英尺(约2.4米)宽,四周大水茫茫,西边是密西西比河,东边是他们那被淹没的家园。

被淹没的农场构成了一片宽50英里(约80千米)、长100英里(约161千米)的泽国。这片区域原本生活着18万人,其中有近7万人最终住进了难民营。《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 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 )大声疾呼:“看在上帝的分上,派船来救我们!”船是来了,可是当地人灵魂中最丑陋的一面也暴露了。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黑人,这时奴隶制已经废除几十年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却并没有多少好转。经过内战和重建,当地的白人通过佃农制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重新掌握了权威。黑人佃农无法投票也不能拥有土地,处境十分悲惨,种植园主成了他们的债主,仍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的低薪劳动对于种植园的经济又十分重要,使园主们用尽手段确保他们不会离开。

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市就处在土冢岸决口的直接路径上,当地的红十字会领袖威廉·亚历山大·珀西(William Alexander Percy)了解了防洪堤上的可怕局面。他恳请当地集结一切船只,平等地帮黑人和白人撤离。但他的父亲、参议员勒罗伊·珀西(LeRoy Percy)和其他白人领袖却否决了他的提议。当船队终于到来时,只有白人家庭被允许登船。黑人们被留在原地,没有干净的水,没有食物,只能毫无防护地暴露在连绵的降雨之中。

在华盛顿,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一直在尽力使联邦政府同这个国家中部洪水泛滥的“地方事务”脱开干系。几个月来,他始终对地方上的求助不闻不问,直到土冢岸的危机即将压垮当地居民,他才开始关注此事。5位受灾州的州长呼吁由商务部部长胡佛(Herbert Hoover)来领导一项联邦特别救灾行动。

4 月 22 日,也就是土冢岸溃堤的第二天,柯立芝召开内阁会议,批准了这个申请。一个半官方委员会成立了,成员包括5名内阁成员和美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

胡佛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道救援行动。他早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受过一流的地质学训练,后来他靠采矿发了财,尤其在澳大利亚和中国赚了大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作为采矿工程师和金融家在伦敦生活,当时有数千名美国人滞留欧洲,他们的旅行支票和其他金融资产大多已无法使用。见此,胡佛成立了美国人委员会,借钱给这些美国人并安排他们回家。自此他开始扩张救援事业,他在比利时领导了救灾委员会,为夹在大国军队之间的平民送去食物。当美国也加入战局,威尔逊(Wilson)总统要他领导美国食品管理局,这个部门在战争期间成功维持了美国的食品供应。后来,他的组织又为欧洲的数百万人提供了口粮。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这时的胡佛已经对赚钱失去了兴趣,他说他赚到的钱“很可能任何人都用不完了”。他因为战争期间的工作出了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热情招揽他。他在 1920年选择替共和党参选总统,但竞选活动无果而终。他之前离开美国太久,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选民团体支持他当选。他转而支持哈定(Warren Harding),后者当选后酬赏他做了商务部部长。哈定死后柯立芝继任,胡佛继续在商务部工作。他通过媒体活动在公众前面频频亮相,但他谈论的都是些规范无线电频率或召开道路交通会议的话题,公众兴趣冷淡。1927年年初,大多报刊文章在推测明年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时根本就没提他,即便提到也只说共和党建制派是如何的厌恶他。

领导 1927年春天的救灾工作使得胡佛在管理、工程和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特长发扬光大。联邦应急管理署还要再过 50年才会成立,到那时才会在紧急状况下发放资金。而在 1927年,柯立芝总统断然拒绝动用联邦经费救灾。这也符合美国长久以来的观念:救灾应该是地方上的事,甚至是个人的事,联邦政府不宜用从大众手里收来的钱满足少数人的需求。早在 1886年,时任总统的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就曾否决一份拨款给得克萨斯农民帮他们渡过旱灾的法案,他说:“我在宪法里找不到这样挪用经费的依据,我也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可以扩大到接济个人的困难,因为这与公众服务或公众利益并无关系……我们应该时刻重申一个教训:虽然人民支持政府,但政府不应接济人民。”

当时负责救灾的机构是美国红十字会。为表示对其重要性的认可,红十字会的名誉主席由美国总统担当。1926年,柯立芝总统称赞了红十字会的工作,说它的“援助免费发放……而且发得很有技巧,使受援助者感觉不到自己受了慈善的照顾,仍能保持自尊”。他还进一步强调:“美国人的正常状态和一切努力都力求达到的标准是,成为自立、自治、独立的人,这一点我们通常都可以做到。”他指出救灾经费只有一个合适的源头,那就是慈善捐款。

于是,就在土冢岸防洪堤垮塌后的一天,柯立芝总统号召国民给红十字会捐款。500万美元很快到账。由胡佛担任会长的粮食救济委员会成立了,那是一个半官方机构,红十字会将参与其协调工作。

但这时被淹没的土地已经超过 2.6 万平方英里(约 6.7 万平方千米),60多万人流离失所,所需的救灾工程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人们很快发现,这次水灾的规模,单靠平常的捐款很难应付。但即便如此,总统仍不愿意批准动用联邦经费,他甚至不愿召开国会讨论此事。为了筹措资金,胡佛施展了他在担任商务部部长时学会的与媒体交流的技能。他发起了几场活动,向北方居民介绍南方的痛苦。这一招奏效了。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增加到了1600万美元以上。这对胡佛还产生了一个额外的好处:他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洪水救灾的英雄。

回到密西西比州的格林维尔,白人家庭被安置在淹没的商店和旅馆的二层,同时防洪堤上建起了一座“有色人种难民营”,供受灾的黑人继续在堤上居住。难民营由白人武装国民警卫队员看守。他们要求 1.3万个黑人难民在衣服上佩大号数字,以便追踪他们。这些黑人需要靠工作换取食物,堤岸上发生了好几起黑人因为要求休息而被殴打的事件。捐赠给华盛顿县全部5万灾民的物资运到了格林维尔,由黑人劳工卸货,但最终得到物资的却不是他们。将黑白种族分开意味着较好的物资和医疗都将分配给白人难民。有一个黑人因为尝试将食物带回营地而被射杀。

这类虐待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但它们还远不是难民营里黑人难民的最差遭遇或者唯一遭遇。5 月 8 日,面向黑人读者的最大报纸《芝加哥卫报》( Chicago Defender )刊文曝光了格林维尔难民营的真相,它形容“难民受到畜群一般的驱使,以阻止他们从苦役中逃脱”。《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跟进报道,敦促红十字会出面解释。著名的进步人士纷纷呼吁胡佛调查并阻止虐待事件,其中包括主张妇女参选的社会工作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这场危机动摇了胡佛在媒体上精心塑造的形象。

胡佛的对策是委托亚拉巴马州黑人大学塔斯基吉学院的校长莫顿(Robert Moton)成立一个红十字会有色人种咨询委员会,以了解这次洪水的黑人受灾者是否在“治疗、生活条件、工作细节和灾害救济”方面受到了虐待。1927年 6月 14日,这个委员会向胡佛和红十字会呈交了调查报告草案,其中记载了发生在几个难民营中的暴行,尤其是格林维尔,在那里难民被迫充当实质上的奴工,并常常受到白人看守的殴打或强暴。草案证实,大部分外界捐赠的食品根本没有送到有色人种难民营里。不过在呈交报告时,莫顿也告诉胡佛可以“随你的心意修改或者添加”。

经胡佛改动后公布的报告确实淡化了所有重大问题。它只记载了一些较小的恶行,其余全是对美国红十字会帮助有色人种的赞扬。私下里,胡佛在发布报告的同时承诺,如果他能在来年当选美国总统,他一定会为黑人社区发起改革。他向莫顿保证他有很大机会可以进入白宫,并暗示会将破产农场主名下的种植园拆分,让黑人农民拥有腾出的土地。

莫顿看到了种族解放的机会,于是在1928年积极活动,支持胡佛出任总统。当时南部的黑人还无法在大选中投票,但他们仍可以在初选中施加重要影响,因为相对而言,参加共和党的南方人很少。在莫顿和塔斯基吉学院的帮助下,胡佛牢牢树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这位快速应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自然灾害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先是在共和党内迅速获得了提名资格,接着又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就像170年前里斯本的那位德卡瓦略,胡佛也因为有效地(或者表面有效地)指挥灾害应急而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和德卡瓦略一样,胡佛还抓住这个机会推动了政治上和结构上的长效改良。当时的局面是,史无前例的数十万人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政府管理的防洪堤未能阻挡洪水漫延,用于救灾的私人捐款也明显不足,这些因素制造的张力引发了一场关于联邦政府救灾责任的激烈辩论。赫斯特集团旗下的每一份报纸都刊出社论,要求国会采取行动。而在柯立芝总统拒绝这个要求之后,《纽约时报》则发文赞赏了他的克制。

尽管如此,民间仍强烈敦促为那些损失惨重的人们提供帮助。国会提出了一份高额援助法案,但柯立芝总统强烈反对。除了认为该法案超出联邦政府的权限之外,他还担心其中的许多内容会导致私相授受,使好处都落到富裕的南方地主手中,而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平民。但争论的焦点还是联邦政府是否应在防控洪水中扮演更加广泛的角色。很明显,如果美国想在将来防止类似的洪水,它就必须采取一套非常不同且更加全面的做法。

胡佛利用这股民气开创了一个史上少有的土木工程项目,即 1928年的《防洪法》(Flood Control Act)。这部法律给了国会议员表现自己正在行动的机会,也让保守分子能宣称他们没有提供个人救济。法律生效之后,联邦政府开始致力于在密西西比河上建立一套巨大的防洪系统。这一举埋葬了陆军工程兵团只造防洪堤的政策,人们开始兴建水库截流河水,并开辟泄洪道使河水在冲垮防洪堤之前改变方向。几个受灾州为1927年洪水出的钱算是对等资金,这样联邦政府就可以提供这项工程的全部资金,而不必担心以后也要遵循这个先例了。《防洪法》还免除了联邦政府在将来系统失灵时的责任。这部法律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支援受害者个人,其中的三分之二是黑人,他们的无数条合理诉求并未得到华盛顿的回应。

在这部《防洪法》实施后的一个世纪里,它始终指导着联邦政府在密西西比河谷开发中的行动和巨额投资,也左右着美国社会的前进方向。自此,密西西比河下游再也没有出现过1927年那样的泛滥。2011年的洪水在规模上接近 1927 年,但是对泄洪道的有效运用保住了防洪堤。《防洪法》还开创了用联邦经费修建地方基础设施提高社会整体利益的先例——这一理念在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于新政期间颁布的法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就是根据这批法律成立的。

罗斯福能够当选,部分也是这次大洪水的后果。有色人种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就像其公布的洗白版本所说的那样,或许使黑人难民避免了更大的白人社群的虐待,但黑人社群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从 1927年春对难民营的报道开始,《芝加哥卫报》就持续挖掘,使读者不断关注此事。整个夏天,它都在刊登难民的口述,它所记录的难民处境简直就是奴隶制复辟。起初读者向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胡佛请愿,这时的他们还以为是有色人种咨询委员会在无意间忽略了这些暴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明白是胡佛在故意无视暴行了。1927年10月,《芝加哥卫报》刊登了一位威利斯·琼斯(Willis Jones)太太的公开信,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碰巧读到一份《芝加哥卫报》之前,我们一直不知道红十字会是应该帮助我们的。我们震惊地看到,一边是外界为我们筹集金钱和衣服,一边是我们的母亲和孩子还躺在稻草和裸露的地面上过夜。而我们得到的最不友善的回答,就是当我们向红十字会请求衣服和食品时听到的。

还有人撰写社论责难那些亲善白人的黑人,骂他们被重新奴役了还要向白人主子卑躬屈膝。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采取了比塔斯基吉学院更尖锐的立场,始终咬着这个问题不放。

尽管如此,胡佛仍在 1928年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黑人的选票。毕竟 除 了 林肯的政党,他们还能选谁呢?但分歧已经产生了。那年大选,胡佛丢掉了15%的黑人选票。这是头一次有共和党候选人未获得几乎全数的黑人选票。

大选之后的事实表明,和从前历次一样,这一次的候选人依然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莫顿的呼吁被无视了,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重新分配土地的话再也没人提起。胡佛吃定了黑人不会背离共和党,他对自己在选举时承诺或暗示的每一件事都违了约。

胡佛低估了他的背叛会激起的愤慨。到 1932年时,许多美国黑人已经认定罗斯福的平民主义大政府方案要优于他那个满口谎话的共和党对手。罗斯福虽然在这一年只赢下了三分之一的黑人选票,但是到1936年,他却一举赢得了黑人选票中的 70%。从那以后,共和党候选人就再也没有获得过超过40%的黑人选票了。

自然灾害是对人类体系的破坏。人类体系既有其物理功能,通过下水道、电网、道路桥梁、水坝和防洪堤发挥作用;也有其社会功能,通过亲人朋友、教堂会堂、市议会和立法会发挥作用。这些体系都有弱点,一次极端的自然事件就会给它们造成压力。体系会在最薄弱的地方损坏失灵。在密西西比河,我们见到了防洪堤的严重垮塌,但更值得一提的,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崩坏。密西西比河大水暴露了美国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根本弱点,那就是对于非我族类者的贬低、非人化和侵害,尤其是对美国黑人。在一个能够纠错的社会里,最好的投资就是找到这类弱点并修复它们,防患于未然。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否发生灾害,都能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

1927年的这场密西西比河洪水过后,灾民所遭受的残忍与不公并非美国独有,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对朝鲜人的攻击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历史的进化可以看作“人”这个概念的逐步扩展,我们最初只把同一部落的成员当人,然后将人的范围扩展到了一个民族,最后再将更大范围的同类都接受为人。你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些事例,或者看看当今的新闻,就会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灾难有时会激起我们内心最好的品质。当土冢岸的洪水刚刚漫延到格林维尔和三角洲时,那些没有提前逃难的人都爬到了树上或是残破建筑的房顶避难。最先驾船来营救他们的是那些酿私酒的人。他们许多都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一连几天搜索和营救幸存者。4 月 20 日水灾正盛时,阿肯色州的一段防洪堤垮塌并形成漩涡,造成一条汽船撞堤倾覆。这时一个名叫塔克(Sam Tucker)的黑人独自跳上一条小船,划到决口处救上了两个人。

当灾难引起的激荡平息后,我们面对满目疮痍,绝望就会四下弥漫。我们无法将自己的不幸归为随机事件,而是自问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们的家没了,只能靠陌生人的好意活着,我们害怕自己已经破产,亲人或许也死了,这时我们就会将一腔怨气向外发泄,寻找可以怪罪的人。一场灾难可以改变个体的行为,使人偏离道德准则,变成暴民中的一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一场灾害的最大威胁就是人性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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