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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十一章 无福之岛 日本东北部地区,2011年

如果现在地狱里升起了一座乐园,那是因为在日常法则的暂停和大多数体系的崩溃之中,我们可以自由地用另一种方式行动和生活。

——索尔尼(Rebecca Solnit),《地狱中建起的乐园》( 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

大的灾难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如果是孤立事件,我们还可以应对处置。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一起车祸中的几个因素:假如某个司机没有被他的孩子分心,假如另一个司机没有在那一刻变换车道,假如第三辆车没有因为雨水而失去抓地力,那么那场车祸就不会发生。在这些因素中抽掉任何一个,那一刻的错误就可以被纠正。

我们已经见过这条原则是如何在面临自然灾害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了。里斯本和东京的地震之所以会造成大灾,并不单纯是因为大地的剧烈震动,还因为地震引起了火灾,并且地震恰好发生在一天或者一年中的某个不凑巧的时刻。要是里斯本地震没有发生在诸圣日的教堂礼拜期间会怎么样?要是东京没有在午餐时间遭受地震袭击呢?摧毁新奥尔良的也不单单是卡特里娜飓风,还有之后人造防洪堤的垮塌。要是检查那些堤坝的是美国陆军而非当地的一个委员会,是不是结果就会不同了?

自然灾害会暴露弱点并对其施加压力,这已经是一条人尽皆知的规律了。灾害会引起深刻的系统性变化。在一个变得越发炎热、干燥的环境中,一片森林可以在压力下幸存一段时间,但最终一场野火会将它彻底烧毁,使它再也无法复苏。原来的生态系统会消失,替换成更适应新气候的动物和植物。一个社会系统也是如此,那些自然灾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极端的自然事件不但会引起毁灭,还能带来机会。灾害造成了文明的崩溃,但灾害也催生了必要的社会变化。

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就是这样一次事件。它既是自然和人工力量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带来的冲击如此强烈,使得日本社会长期奉行的原则从此开始变化,这变化到今天仍在进行。本章中提到的几位女性是这种变化的象征,她们对各自社区的贡献,是她们自己在灾难发生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2011年的这场地震撕破了许多传统文化的束缚,令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同侪有了成为领袖的机会。

日本在本质上就是一条火山岛链,在这里平地是宝贵的资源,它们都是数百万年以来,河流在山脊和山谷中冲刷的结果。在日本的主要岛屿本州岛,一条长长的山谷位于东京北部,它沟通了一条商道,也连起了一串城市,这些城市从前都是各个武士家族的要塞。福岛市就坐落在这条山谷之中,它位于东京以北 200 英里(约 322 千米),靠近日本的中心地带。福岛确实是有福之地: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它一直是一座繁荣发达的城市。

地震那天,佐原真纪(Maki Sahara)正待在她位于福岛的家中。这位年轻的主妇身材修长,留着长长的刘海和披肩长发,此刻她正充满盼望:明天她女儿就要从幼儿园毕业了。日本的学年在每年三月份结束,幼儿园会在毕业那天为孩子们举行一场正式的典礼,以庆祝他们跨入人生的新阶段。两天前,刚有一场7.2级地震撼动了佐原家的房子,但是在日本,这样规模的地震每年总要发生一两次,佐原已经习惯了,并没有多想。

这张日本地图显示了2011年东北部地震的断层

佐原本来要在毕业礼上担任家长教师联合会的代表,她回忆前一天她还取出了典礼上要穿的和服。传统的和服是一套复杂的服饰,她必须提前把各个部分都整理好才行。佐原记得自己当时不仅想到了幼儿园里6岁的女儿,还想到了在附近酒店上班的丈夫。她还想到了两个外甥女,那阵子她们都住在外祖父母家中,她们的母亲在医院里和白血病做斗争,佐原在她们母亲治病的时候帮忙照看她们。

下午2点46分,正当和服还摊在床上时,地震开始了。强烈的震动将佐原掀翻到地板上,她定了定神,等待着震动结束。她等啊等。令人无法站立的强烈震动 持续了一分多钟 。

这次地震的级数达到了9级,而且就发生在离陆地不远的海上。它的断层长约250英里(约402千米),震中位于福岛东边。这次地震的强度在人类的地震记录中排名第四,滑移距离之长前所未有。在它之前,世界上滑移最长的是 1960年的智利地震。那次地震的断层长 800英里(约 1287千米),最大滑移约120英尺(约37米)。这意味着两个处在断层两边的物体,在地震的瞬间就错开了100多英尺(约30米)。[比较一下:圣安德烈斯断层到今天累积的滑移也才 26英尺(约 8米)。]而日本的这次地震,虽然断层长度只有 1960 年智利地震的三分之一,但最大滑移却达到了 240 英尺(约73米),是之前观察到的最大值的两倍。这是一场大部分地震学家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地震,但它就是发生了。

这次地震也是对日本建筑法规(不仅严格制定,而且严格执行)的验证,换作其他国家会将建筑夷平的震动,只令佐原家的碟子碎了一地。不过她的房子虽然安好,供电却中断了,手机也因为网络堵塞而无法使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幼儿园去接回了女儿。她的丈夫也很快回了家,在确认家人安全之后,他又返回酒店照料受惊的客人去了。佐原和女儿安顿下来,等待着生活恢复正常。但是对佐原来说,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主妇的生活,从此再不可能恢复原样了。

福岛北边,沿着山谷更远的地方坐落着仙台市。就在佐原真纪准备女儿的幼儿园毕业礼时,35岁的加拿大政治学研究者杰姬·斯蒂尔(Jackie Steele)正在按照另一项日本传统,庆祝她女儿塞娜(Sena)的 6 个月生日。那天她和伴侣带着塞娜到大商场里的一间摄影棚,拍摄了一系列和服照、正装照,还有大黄蜂装的肖像照。拍摄结束,他们刚给塞娜换回自己的衣服准备挑选想要保留的照片时,地震开始了。他们蹲到了地上,随着震动继续且越来越强,商场的电力中断了,他们被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之中。时间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杰姬把孩子抱在身下,感叹周围的职员们竟如此镇定。当震动终于停止,应急灯亮起暗红色的微光,店员们按照经常演习的疏散方案,将顾客引导到了商场楼顶。

楼顶是停车区,杰姬的轿车就停在附近,但她没有上车离开。和其他房屋一样,这座建筑也没有遭受显著破坏,但周围的人们此时都震惊失措。杰姬回想起一个男人想要上车离开,却似乎记不得要怎么开车了,他一味交替着猛踩油门和刹车,搞得汽车差点竖了起来。杰姬可不想和这样的人一同驶上公路。她把商场员工发的毯子裹到了身上,决定在屋顶上再等一等。

仙台向南 200 英里(约 322 千米),在那条长长山谷的另一头就是东京,东京湾周围的土地密密麻麻地居住着 3800 万人口。地震发生时,40岁的石本惠(Megumi Ishimoto)正位于东京众多高层建筑中的一座里,石本身材修长、精力充沛,在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上班,担任CEO的行政助理。她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渴望在替投资人赚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当时她正考虑出国参加人道主义工作。

当地震开始摇晃她所在的高楼时,她并没有被晃倒在地上。不像福岛和仙台都位于地震断层的西侧、接近震波的源头,东京处在地震破裂带南边。地震波在到达东京之前需要传得更远,这意味着震动虽然非常强烈地持续了近两分钟,但其中最强的颠簸,即速度最快的高频震动,已经在传播的途中衰减了。在这座东京高楼的 38层上,剩余的慢波使石本感觉仿佛置身于一条大型游轮,正随着船身在汹涌的海面上起伏。

地震发生后不久电力中断,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列车和地铁系统也停止了。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只能徒步回家。幸好石本的家比较近,只步行了两小时就到了,她的许多同事都足足走了6个或8个小时才到达家里查看家人的情况。不过总的来说,东京并没有遭受多少损失。

到这时候,日本似乎已经抗住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大地震。如果灾害到此为止,那这个国家就只是受了点擦伤,整体还是健康的——那名司机暂时被自己的孩子分了分心,但仍及时避免了一次相撞;那片森林因为干旱减少了面积,但最终仍恢复了生机。然而接下来的这场劫难却不仅是地震这一个事件造成的,它最终造成了无法预计的后果。

苏门答腊地震是6年前的事。就像恐惧的旁观者见证的那样,一次海洋地震的最大破坏往往不在震动本身,而在震动引发的海床位移。东日本地震将一块250英里(约402千米)长的岩石移动了240英尺(约73米),这个过程搅动了大量海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海啸。

海啸袭击了本州岛的东北端。东北地区有一条崎岖的海岸线,沿线点缀着几座小城,它们多数以打鱼为业,捕捉日本料理赖以成名的海鲜。这一带乡气闭塞,是日本最传统的地区。一家中的长子继承农田,始终和父母居住在祖宅中。儿媳和公婆同住,年轻的母亲要把小孩藏好,不能让外人看见,这对女性而言是一种非常封闭的生活。

海啸如同地震,也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大多数城镇都建有防御海啸的工事。2011 年 3 月海啸来袭时,许多城镇已经建起了 20 英尺(约 6米)高的海塘,以保护港口附近这些城镇立足的平地。海上发生地震之后,海啸要过 15—30分钟才会抵达岸边,居民们也都接受过培训,知道在这类强震之后要往高处避难。他们清楚海啸的危险,也自认为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的确对 地震学家预计的那种海啸 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一次的地震超出了一切预期,谁也没料到海底断层竟能释放出如此大威力。这场海啸比学者的预计大了几倍,许多地方的海浪高逾 45英尺(约 14米),有一处的海浪甚至冲到了100英尺(约30米)。居民们根本抵挡不住。断层的北半部分滑移最大,那里的海浪 全部 超过了 30英尺(约 9米)。那一段的潮位仪也都被极高的海浪冲毁了,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那些海浪究竟有多高,只知道它们越过了安装潮位仪的高度。

在东北地区的大槌町,上野卓也(Takuya Ueno)和他父母生活在其家族世代居住的老宅里。这位33岁的上班族是本地少有的大学生。大槌町是一座小镇,居民有16 000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渔夫或在鱼类加工厂里工作。上野是一家生产中心的管理人员,每天通勤到当地最大的城市上班,公司在家北边 40英里(约 64千米)。那天震动停止后,他和同事都跑到了山上。他们目睹了海啸席卷下方的城市,一波波的大浪冲刷了几个小时。他和同事们活了下来,但都被困在了山上。上野开车下班回家的道路被冲毁了,因此他回不了家了。他奋力来到附近一个叔叔的家里,开始等候。

上野的母亲广(Hiro)当天在大槌町的一家诊所陪她的哥哥看糖尿病。她不会开车,是她丈夫开车将两人送到诊所的。因为人们知道海啸的风险,所以在地震发生之后,病人和医护都被转移到了诊所的屋顶上,这种做法被称为“垂直疏散”。(除此之外也不可能将这么多年老体衰的人送去其他安全的地方。)这家诊所的建筑刚刚高过海浪,病人们活了下来,但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宅先被卷入波涛,后又毁于大火。

和大槌町的其他人相比,他们还是幸运的。地震发生之后,市议会立刻在市政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议员们本该按照应急守则离开市政厅到高处避难,但他们决定留在原地。两天前的一场7.2级地震也引发了海啸预警,但最后平安无事。这一次地震,预告的海啸超过 16英尺(约 5米),而市政厅的前面挡着一座 20英尺(约 6米)高的海塘,确保他们的安全似乎是绰绰有余了。

有许多居民聚集到了市政厅的外面等待市议会的决议。当 45 英尺(约14米)高的海啸冲过海塘时,他们纷纷跑进市政厅想要爬上房顶,然而通向房顶的只有一道楼梯。最后只有一小撮人幸存了下来,其余数百人都被海浪卷走溺死,包括市长和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大槌町的 16 000名居民中,有 1300人失去了生命。广女士和她哥哥被领到了一个疏散中心,她能做的只有等待家人来找她了。他们的房子就建在海边,席卷的海浪带走了家中的一切,房子被彻底毁了。

海啸发生后的3天,道路还封闭着。上野听说有人在通过一条登山道逃离大槌町。他反其道而行之,经登山道返回了大槌町,并在那个疏散中心里找到了母亲,母亲见到他时大叫一声,瘫软在了地上。他的父亲始终没有回来。

在震后的几周里,这座小镇都在挣扎着从毁灭的边缘恢复正常。中央政府派出的应急救援者建立了几个疏散中心。人们清理了海啸留下的碎片。遗体被送到政府出资的停尸间,按照性别、年龄和体格大小分类。上野的一名好友的母亲失踪了,于是,两人每天都会到所有的停尸间去一次,上野辨认男性遗体,好友辨认女性,两人各自努力寻找着父母。每一天,他们都和数百人一起,一个一个地打开敛尸袋,查看里面的死者,抱着微弱的希望,寻求一个了结。

海啸后的一个月,上野的父亲终于被人找到,送到了停尸间里,上野在那里认出了他。他是在自己的车子里被人发现的,当时或许是想逃跑,也可能是要到医院去找妻子。经过一个月后,在一堆海啸的残骸里,人们凭着他那块独特的手表才认出他来。大槌町的另外 400名死者再也没有找到。

类似的毁灭场景在东北沿岸的每一座城镇上演。在南三陆,一名年轻女子仍坚守岗位,在紧急事务大楼的三层广播海啸预警、发布撤退指令。海啸冲进大楼将她卷走,夺去了她的生命。在一关市的一座小学,教师们没有培训过听到海啸预警该如何应对,于是将孩子们都集中到了学校操场上。学校距大海超过 2 英里(约 3.2 千米),他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但海啸长途奔袭而来,杀死了102名学生中的74人。

最后,9 级地震本身造成了 150 人死亡,另有超过 18 000 人因为海啸而死。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出悲剧,以这样的死亡规模,绝对称得上是一场重大的可怕的灾难。不过,对于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和海啸,日本的表现已经是世界各国中的佼佼者了。地震只震塌了很少的房屋,火车一辆也没脱轨。随后的海啸虽然大大超出预计,造成了可怕的死亡人数,但它直接影响的只有日本1亿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相比1923年东京大地震死亡的14万人已经少得多了。使这场地震上升至全国性灾难的并不是地震本身,也不是地震与海啸的联手,而是在这两个自然事件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重大的人为因素。三者的共同作用引发了一场巨大危机,那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曾见过的。

核电站利用的是大型原子的原子核(比如铀原子的核)在裂变时产生的热量。它们用这股热量来产生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涡轮发电,由此创造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电能。但是在核反应中产生的热量必须加以控制,要使其远离核燃料,否则燃料就可能熔化,进而使盛放它们的容器爆炸。因此,核燃料容器都要配备水循环系统,将热量疏散掉。所以核电站总是建在大型水源附近以便降温,而水源往往是海洋。此外,核电站还要有一套多余的后备电力系统,以确保热量控制系统不会停运。

在日本,因为有持续的地震和海啸风险,在海边建立核电站时还必须考虑电站可能面临的最大海啸。当福岛第一核电站在 20世纪 60年代建成时,它的“设计基准海啸高度”,也就是设计者预计的最大海啸高度,只有10英尺(约3米)。电站建在了海平面上方33英尺(约10米)处,这似乎已经留出了充足的安全距离。还有那个吸入海水冷却核燃料的海水泵,它的引擎也只比海平面高出了 13英尺(约 4米)。2002年时,引擎的设计高度调整为20英尺(约6米),根据的是对以往的海啸更加详细的研究,海水泵也做了相应封闭,以防被洪水淹没。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人们研究史料后发现,此地于公元 869年发生过一场地震,它所激起的海啸可能比修改后的设计基准更高。到2011年,这一风险仍在讨论之中,研究者并未就将采取何种合适的行动达成一致。本来地震研究委员会打算在四月就这个问题发布一份报告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抗住了地震本身,没有出现明显损坏。核反应堆也自动关闭了,与设计的丝毫不差。但是尽管活跃的核反应已经停止,残余过程却仍在释放热量,冷却工作也仍是关键。地震造成了维持冷却泵的电网停电,备用发电机开始工作。它们似乎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

地震后一个小时左右,下午3点41分,第一波海啸击中了福岛,8分钟后又来了更大的一波。几只海水泵的引擎在 10年前已经做了封闭,即便是如此规模的海浪它们也承受住了。这时备用发电机就成了整套系统的弱点。它们的位置太低,完全淹没在了 40 多英尺(约 12 米)高的海浪之中。就这样,6个反应堆中有3个的冷却系统失灵。失去有效冷却的反应堆变得过热。压力渐渐增加,核燃料开始熔毁。反应堆的爆炸只是时间问题了。

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紧急宣布疏散核电站周围2英里(约3.2千米)范围内的居民。到第二天周六,疏散范围扩大到了 6英里(约 9.7千米)。接着 1号机组中熔化的燃料引发爆炸,掀掉了反应堆建筑的屋顶,将更多辐射释放了出来,于是,疏散范围又扩大到了 12英里(约 19.3千米)。到周日,另一个反应堆的注水系统失灵,其中的水位也开始显著下降。虽然当时情况还不明朗,但它的堆芯在当天清晨就开始损坏了,至少在一个机组中,大部分燃料已经熔毁,也可能全部都熔毁了。到了下一个周二,又一场爆炸使疏散范围扩大到了20英里(约32千米)。

核电站大体上抗住了地震,甚至也抗住了海啸,但那几台应急发电机却成了它的死穴。冷却不足导致堆心熔毁、氢气-空气化学爆炸,也导致在接下来的4天内,有3个反应堆向外泄漏了放射性物质。这一连串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质进入了空气和周围的海洋。这些化学物质发出 电离辐 射 ,这种辐射能量巨大,足以改变与它们接触的原子。当辐射击中人体,它会改变我们的细胞,造成出生缺陷和癌症,在最高剂量下还会造成辐射中毒和死亡。

佐原真纪在福岛的家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距离略大于30英里(约48千米)。她和这座城市近30万名居民中的许多人一样,直到海啸后的第4天才知道电站出了事故。因为停电,她看不了电视,而且她和邻居们都要忙着应付地震及其余震,根本没空关心别的。她女儿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推迟了,要等到电力恢复才能进行。居民们清扫着地震留下的狼藉。在家里,食物从碗橱里掉到了地上,碟子、玻璃器皿和小摆设都摔碎了,这些样样都需要清理。那天是周二,当从海岸疏散的人群开始抵达福岛时,佐原才发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大型地震。这些难民是被强制离开家园的,有的人只在背包里装了点衣服,他们都被检测了所受的辐射水平。其中的一些人被测出了携有大量辐射,就连他们背包里的衣服也被收走了。

起初,政府将这次核事故的严重性定为了国际标准 0—7 级中的 4级。与之相比,1979年的美国三英里岛核事故是5级,而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史上唯一的 7级。政府警告说另外几个反应堆也有爆炸的可能,但泄漏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暂时不会威胁人类健康。佐原注意到了“暂时”这个说法,她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随着核危机的持续发酵,他们发现真相比政府透露的要严重得多,对福岛的居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反应堆和废弃的燃料仍然过热,需要用未经处理的海水浸泡降温。但海水具有腐蚀性,反而使泄漏更加严重。这时偏偏又燃起了大火,将更多辐射物质送入了环境。暴雨和风将辐射物质带到东北方向,也就是福岛的方向。周围的辐射水平不断上升。两周以后,即便在南方150英里(约241千米)之遥的东京,自来水中的辐射量也增加到了婴儿的辐射安全水平的两倍。到三月底时,电站近旁海水的辐射水平已经是安全值的 4385倍了。一直到事故的严重性有了如此铁证,事故发生整整一个月后,日本政府才将事故评级调整到了7级,与切尔诺贝利的等级相当。

随着危险范围扩大,核电站附近小城镇的许多居民都搬到了福岛市的疏散中心。福岛市本身也已经是危险区域了,因为除了政府划定的疏散区域之外,就数福岛市内的辐射水平最高。但福岛市本来已有 30万名居民,再加上新来的一波逃难者,要疏散市内的全部人口将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政府告诉居民留下是安全的。虽然小学生还不许到户外玩耍,但随着城市重新组织,初高中学生已经可以继续到户外运动了。

但是放射性物质不断释放并在环境中扩散。像铯和碘这样的重元素是辐射的主要源头,它们落在了草地和沙坑里。到夏天结束时,福岛市的辐射水平已经变得极高,以至于政府决定将市内所有裸露地面的表层土统统铲除。学校、公园和住宅后院的土壤都被刮去了几英寸,装进密封的大塑料袋里,堆成了一座座小山。这项工作进行了5年才告完成。

政府最初的保证,以及随后发生的证明这些保证错误的事件,在市民的心中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佐原真纪对信息的匮乏相当愤慨,她到东京去参加了几次抗议。在海啸后最初的几个月里,有多达 20万人走上城市的街头,他们抗议对核能的持续依赖,抗议政府对福岛的局势不够坦诚。反核运动在日本有很长的历史,因为这是唯一有城市被原子弹毁灭的国家。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为反核运动创造了新的焦点,活动人士也从各地来到福岛帮助重建工作。“福岛30年项目”启动了,目的是帮助居民获得关于辐射的信息。依靠捐款,项目买来了辐射扫描仪以评估食品的安全性,还有全身扫描仪以测量身体吸收的辐射量。项目开设了课程和训练,让居民们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项目还敦促政府在公园里安装公共辐射监测装置,它们在地震发生两年之后终于安装到位了。

佐原真纪自愿到项目上帮忙。她先是去做了一名接待员,帮助市民们获得他们需要的服务。她没有接受过培训,但也希望能出一分力量。她为人们安排扫描时间,帮他们报名参加课程。每当扫描显示某人辐射水平偏高时,就会有人教他如何将接触的辐射物质减到最少。项目开设了各种课程,比如,指导父母让孩子在水泥地面上玩耍,不要去草地或者沙坑。随着时间的推移,佐原在项目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一位想要保护自己孩子的当地母亲,可以比东京来的那些活动分子发出更加有效的变革呼声。此外,她也更加了解自己的社区,知道大家需要什么。比如,她设法搞到了手持盖革计数器,并开办了一个培训课程教导孩子们如何测量辐射,如何寻找安全的地方玩耍。她自己先理解了辐射,控制了辐射,然后又将这种能力传授给了孩子们。她找到了人生的目的。

像大槌町的大多数人一样,上野卓也在灾前的生活几乎什么也没留下。他儿时的家,那座曾经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宅,已经彻底消失了,被海啸卷进了不远处的海里。而且政府认定这块地基极有可能在未来再遇海啸,不宜再建房屋。由于工厂被毁,他的工作也没了。他还失去了父亲,母亲陷入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中央政府带着援助来了,但当地已经没有政府机构可以与他们对接。一直到8月,当地才重新组织起来,选出了新的市长和市议会,以接替死于海啸的那些人。当一切都没剩下,你还怎么重启?上野卓也开始和其他希望参与重建的人见面,讨论如何创造就业机会。

有救援者从外地赶来帮忙。急救护士神谷澪(Mio Kamitani)就是其中的一位,2008年她曾在美国得州加尔维斯顿的一家医院工作,当时艾克飓风将这座城市的大半都淹没在了水下。她在那里照料因过于虚弱而无法被疏散的病人。神谷来大槌町是提供心理援助的,但最后却留了下来参与重建社区。上野和神谷爱上对方并结了婚,他们住进了一间临时房子,那是市内仅有的住宅之一了。

大槌町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是化解灾难对于人们情绪的冲击。有400 条生命彻底失去了,他们的遗体再也没有找到。这次事件造成的创伤,再加上庞大的死亡人数,使人们很难从悲痛中走出来。如果 每一个人 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谁能去帮助别人呢?海啸发生之后几年,市里组织大家去恐山朝圣。恐山有着一派荒凉的火山风景,到处是沾着硫黄的岩石,过去1000多年,它一直被佛教徒奉为通向阴间的门户。许多失去了丈夫、妻子、孩子或父母的家庭都参加了这次朝圣,他们为死者祈祷,试图让心灵平静。上野卓也的母亲也去了,她为亡夫祷告,努力放下悲伤。

就这样,寻找出路的大槌町居民自行组织了起来,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一个正式的非营利组织,名叫“おらが大槌夢広場”,可以翻译成“为我们的大槌町建造一片梦的广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鼓励人们参与重建,提供服务以补充退化或者丧失的政府职能,还有重新激活当地的产业和旅游。他们开设培训班,用自身来之不易的例子指导其他社区成立组织自救。上野和神谷至今仍在感叹一次灾难竟能如此恐怖,却又能将人们团结起来创造新的生活。

神谷还从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感悟。当有人问她在见证这样一场劫难之后有什么能和大家分享时,她是这样说的:“要爱,要感恩,要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天……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这些恰恰是许多人再也无法做到并最为怀念的东西……人们谈到我的城市和其他灾区时,经常是从防灾和重建的角度来说的,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谈谈‘爱’,因为我们许多人都对爱是什么已有了自己的定义。”

她同样敦促大家“要相信自己有做出决定的权力和能力”,她说起2011年许多日本人正是因为依赖政府和各种机构才遇难的,其实这些组织并不能保护公民的安全。“我想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由自己决定,而不是那些预警系统。”

对于东京的石本惠来说,核心熔毁只产生了比较间接的影响。灾后所有的核电站都关闭了,造成了整个国家电力不足。在许多天里,她始终在没有电、没有灯光、没有暖气的环境中工作。她知道其他人的日子比她更加难熬,她想做点什么帮助他们。但这时候志愿者们还没有组织起来。她和几个朋友去了被海啸重创的石卷市,去帮助当地清理残骸。

这次经历对石本是一个转折点。她回到东京后辞了职,并开始寻找机会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毕竟在灾难之前她就有这种意向了。5月初,她再次回到东北地区,来到了另一个名叫南三陆的海滨城市。这时日本各地已经有数万个像她一样的人正在前往东北地区做志愿者,还有几个组织成立了中心,负责与当地政府及中央政府协调。大部分志愿者都希望从事清扫残骸的体力工作,因为这能让他们接触当地的人民。

至于石本,当她来到南三陆中心时,她提出当地需要什么她就做什么。因为她的行政管理背景,中心要她担任比较枯燥的后勤工作,负责组织团队并管理对志愿者的支持。她起初打算只待一周,但其他人央求她再待久一点。她同意再待1—3个月。当地政府在之前曾请求志愿者为疏散中心的女性成立一个支持小组,因为石本答应逗留更长时间,她被任命为这个小组的组长。

在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当地妇女的陪同下,石本考察了几个疏散中心。起初,她们的工作只是听取那些妇女们的最大需求。她们访谈的许多女性从小被教育要安静沉默,要多考虑家人少关心自己。尽管疏散中心里条件简陋,加重了她们被迫离家的创伤,但这些女性没有一个表示抗议。她们缺少鼓励她们提出异议的文化氛围。于是,石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创一个环境,让这些传统女性能够自由地抒发意见。她成立了一个编织小组,给了她们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最先加入的几个人非常安静。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女性就开始表达不满了。她们诉说了在这个狭小的地方生活是如何不便,自己的孩子稍有些吵闹那些老头子就发脾气。她们抱怨疏散中心里分发物资的男性经理,发卫生棉时只会一片片地发,弄得她们必须一天几次和一个陌生的男子讨论这样的私事。还有几名妇女小心翼翼地谈起了她们在中心遭遇的性侵犯。

石本从这些对话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她的组织要想帮助这场灾难中最脆弱的婴儿和老人,他们就必须先确保这些妇女得到了关怀,因为妇女才是婴儿和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她还意识到,当一个个家庭从疏散中心搬进了临时住宅,在疏散中心里开展的城市项目就会和他们失去联络,但这个时候他们仍然需要得到支持。

看到这个缺口之后,她决定另外为妇女们成立一个更加广泛的资源中心。虽然一开始没钱,但石本设法从各个基金会筹到了资金,渐渐地政府项目也提供了赞助。这个中心起初是为因海啸住进临时住宅或受到其他损失的女性提供支持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和这些女性交谈,并协助她们与官僚体制做斗争。5 年之后,中心成长为了“女性之眼”(Women's Eye),这时它已经是一个支持东北地区女性重建家园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了。

“女性之眼”的成员都是女企业家,都为振兴东北地区创办了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佐原真纪和神谷澪都是其中的成员,除她们之外还有一位创立了一家现代连锁分娩诊所的助产士、一位摄影师和一位海藻加工厂的所有人。“女性之眼”将她们联系在一起,让她们看到自己并不孤单,还向她们提供商业和领导培训。

“女性之眼”还和一个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组织结成了联盟,那就是“日本女性减少灾害风险网络”(Japan Women's Net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堂本晓子(Akiko Domoto)是千叶县的第一位女性知事,也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她的工作是解决救灾过程中影响女性的真正问题,并纠正灾难暴露的根本性的性别不平等。

对于居住在仙台、带着 6个月大婴儿的加拿大研究者杰姬·斯蒂尔来说,地震意味她必须离开仙台的家了。震后没有暖气和水,除了离开她无法保证孩子的安全。和佐原不同的是,她在核电站失灵的过程中及时得到了消息,她知道自家的住宅就在电站的下风口,也知道婴儿的风险是最大的。她的父母和朋友都央求她回加拿大避险,但那样似乎就等于抛弃了仙台的社区,也抛弃了她已经开展两年行将结束的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但是无论怎么不舍,在挨过两个非常寒冷的夜晚之后,她还是只能去了 别的地方 。好在她的汽车里还有半箱汽油,可以驾车逃难。她住到了长野县的朋友家里,安全地避开了这场核危机。

杰姬最终还是离开了仙台,但没有离开日本。“3·11地震”之前,她的研究课题是多样性和女性的政治公民权。现在有了地震的经历和对救灾恢复的观察,她开始对自然灾害的治理,即对政府如何在危机中发挥职能,产生了兴趣。她特别关心女性在这个过程中的待遇,也因此和堂本知事的组织以及石本的“女性之眼”有了联系。

杰姬目前是东京大学政治学系的一名副教授,她再次回到了东北地区,去研究当地居民正如何为日本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他们渐渐明白,身边的女性“不仅仅”是为支持家人履行责任的母亲,她们还是社区中无法缺少的组成部分,她们可以帮助社区重获新生,并为女性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新未来。

2017年春,我和佐原真纪共处了一天,了解了她把关于辐射的数据、意识和训练带去福岛所付出的努力。这时的她已经接管了福岛30年项目的运营,和6年前的那个家庭主妇相比已经判若两人。她决心将项目继续下去,并维持人们的关注。她知道灾区恢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们的注意力会随着时间而涣散。世界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其他灾害、其他危机,产生其他需求。但是对于日本东北部的人民来说,恢复工作仍没有完成。多年之后,许多人仍生活在临时房屋里。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的区域仍然无法住人。大槌町也还没有决定是要将被毁的市政厅留下作为纪念,还是把它拆掉了好让社区继续前进。有时候,灾后恢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

那一天即将结束时我问佐原,如果可以和世界分享一条心得,她会分享什么。她对我说,她希望20年后回首往事的时候,她会感到欣慰,因为她和其他组织者做成了许多事情, 不仅仅是 保证了孩子们的安全。因为如果回首过去却发现自己做得太少,那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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