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笔者一生中和许多不同群体交往的成果,他们人数太多,不胜枚举,我只好感谢其中帮助最大的几位,希望其余各位能够谅解。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经纪人蔡斯(Farley Chase),是他找到了我,说服我尝试写作,并帮助我发现了科学中的故事。我还要感谢在道尔布迪出版社的我的编辑索哈(Yaniv Soha),感谢他对我的出色指引,是他帮助我打破了科学家的思维定式,并发现了我的叙事才能。我也谢谢他的助理波特(Sarah Porter)的鼓励。
这本书的种子是由两位学者播下的。感谢我在布朗大学的汉语教授雷恩(Jimmy Wrenn),在我接触地震学并找到毕生的工作方向之后,他向我介绍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对于自然灾害的描写。牛津大学三一学院雷吉乌斯讲座教授亚当斯(Marilyn McCord Adams)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也是我母亲的密友,她帮我理解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于自然灾害的观念演化。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也促成了我对自然灾害的理解。我丈夫豪克松(Egill Hauksson)和他在冰岛的家人与我分享了他们丰富的传统。维茨(Alexandra Witze)向我介绍了她对冰岛火山史的研究。舒尔特斯(Mike Shulters)帮我理解了加州洪水期间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霍姆斯(Bob Holmes)教给了我关于水文地理学和密西西比河的许多知识。莫尔纳(Peter Molnar)把我弄到了中国,中国的许多朋友都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克里·西(Kerry Sieh)和加利茨卡(John Galetzka)不仅帮我理解了印度尼西亚的构造板块,还向我介绍了野外地质学家的思考和工作方式。我对防灾工作社会方面的理解来自我在洛杉矶市长办公室的非凡经历,也来自这个过程的许多参与者,特别是德克尔(Eileen Decker)、马克思(Peter Marx)和彼德森(Matt Petersen)。
这个故事少了我的一众朋友和同行就不会完整,感谢他们与我分享他们的私人经历,尤其是多尼尔·戴维斯(Donyelle Davis)、安德烈亚斯·戴维斯(Andreas Davis)、奥斯比(Daryl Osby)、乔丹(Tom Jordan)、佐原真纪(Maki Sahara)、石本惠(Megumi Ishimoto)、斯蒂尔(Jackie Steele)、神谷澪(Mio Kamitani)和加希提(Eric Garcetti)。
我在事业上最应该感谢那些与我一起开创美国地质勘探局多灾害示范项目的同行,他们是考克斯(Dale Cox)、佩里(Sue Perry)和阿普尔盖特(Dave Applegate),还有那些和我一起成立露西·琼斯科学和技术中心以协助政策制定者运用灾害科学的人:布瓦里(John Bwarie)、郎(Kate Long)和皮尔斯(Ines Pearce)。
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丈夫,过去 37年来,他陪伴我的生活、辅助我的事业,他一直是我人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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