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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漫无边际的灾难 印度洋,2004年

每个人都是一道新的门户,打开后通向别的世界。

——瓜尔(John Guare),《六度分隔》(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

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承认最容易受骗的人就是你自己。人类的所有成员都会产生证真偏差,科学家也不例外,我们对那些支持我们既有信念的信息比较宽容,对抵触我们信念的信息就比较苛刻了。科研的流程,特别是同行评议,就是为了帮助研究者认识到我们在何时没有清晰地考察数据。在同行评议时,我们将自己的研究,也就是我们在智力上的后代、我们努力工作的宝贵成果,交到一位同行,甚至一个竞争者手里,任他条分缕析,寻找漏洞,并告诉我们哪里做错了。这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乃至许多新科博士就此决心换一门职业,不再从事科研了。这个过程就是有这样的负面影响,但是若没有了这个过程,我们就无法找到无可否认的真相。

因为自己的研究常常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科学家们养成了一种习性:他们在表达意见时会非常谨慎。我们每次摆出结论之前,都必会罗列所有来龙去脉,并对实验做完整描述。我们避免使用模糊的修饰语。如果我说“这是一场 大 地震”,就会有同行来告诉我,实际上,这并不比另一场地震来得大。或者它只有在忽略场地放大效应或不考虑古地震记录的前提下,才可以称得上“大”。又或者如此这般……总之,我们只有精确定义了“大”的意思,才可以断言一场地震是大还是小。

每次发生灾难都会有人问科学家:“这次算是大灾吗?”(实际上,类似的所谓“大灾”似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对不同的灾难做出分析比较,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可以量化灾难的方法。因此在每个领域,科学家都提出了一套对事件的相对规模进行分类的标准,每套标准都建立在某些可以测量且没有歧义的量上。比如用最大风速来分类飓风和龙卷风,飓风用萨菲尔-辛普森等级(Saffir-Simpson scale),龙卷风用藤田级数(Fujita scale)。火山有火山爆发指数(Volcanic Explosivity Index,简称VEI),根据火山喷出物质的多少、高度及持续时间的长短来定义。(这是一个由0—8的指数。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为5级,1783年的拉基火山喷发为 6 级。)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洪水是唯一以发生概率来分类的一种。比如“百年一遇”的洪水是某一年有1%发生概率的洪水。对于地震,地震学家们发明了震级,它代表的是一次地震中总共释放的能量。

这些量级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类物理测量。有了它们,科学家就可以向同行交代,或者将复杂的现象化归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向公众解释了。然而这些数字没有一个可以体现个人遭受的损失。毁灭是很难量化的,恐惧也无法度量。科学家喜欢生活在界定清晰、可以量化的物理世界里,普通人则未必如此。

这些物理测量并没有 错 。它们做到了应该做的事——定义世界上发生的物理事件。问题出在有人提问“这次算是大灾吗”的时候。提问的是普通人,问的是对普通人的影响,回答的是科学家,答的是物理学效应,两者是有分歧的。

不过有的时候,物理学和普通人之间也会同步。这时的大灾就是真的 大灾 了。

2004年12月26日击中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岸的9.1级地震加海啸就是这样一场大灾。它的物理规模前所未见。地震中活动的断层长逾900英里(约1448千米)——这是人类见过的最长的地震破裂。[1906年夷平旧金山的地震,断层长度为275英里(约443千米)。]整条断层的开裂足足持续了9分钟。

图中阴影部分显示的是苏门答腊地震中活动的断层面,它长 900 英里(约 1448 千米),宽近100英里(约161千米)

这场地震发生在一条名为“巽他弧”的俯冲带上。用纯粹的物理学语言来说,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地震都是俯冲带造成的。我们已经看到,一场地震的规模取决于板块滑移的距离,还有引起地震的断层的长度。但实际的地震比这还要复杂一些。一个板块的厚度可以达到50英里(约80千米)。板块最深的部分温度极高,并不能靠摩擦力来固定,在那里岩石变得柔软,可以变形,它们受力的时候不会断裂,而是会像太妃糖一般拉长。只有在较浅的地方,即离开地面 10—15 英里(约 16—24 千米)的深度,摩擦力才会使板块的交界处固定不动。在这里岩石受力弯曲,储存弹性势能。当板块克服摩擦力,两个板块之间忽然相对滑动时,我们就观测到了一次地震。这时的震级主要由三个因素确定:板块滑移的距离、断层的长度和摩擦力固定板块的深度。1906 年的旧金山地震深度较浅,仅 8英里(约13千米)。但它的断层长近300英里(约483千米),板块的滑移也很剧烈,三者叠加,就引发了一场7.8级的地震。

我们也见识过了俯冲带上发生的地震,就是一个板块挤进另一个板块的下方,好比在汽车追尾事故中,一辆卡车骑上了另一辆小轿车的车顶。这些板块往往彼此形成一个很浅的倾角,只有5—20度。被挤到下方的岩石温度较低,因为它们不久之前还在地表附近。温度低意味着它们更容易产生摩擦。这就形成了一条 更宽的 断层。

要理解这个意思,请想象两条断层,它们的长度都是200英里(约322千米),一条垂直,一条近水平。那条垂直断层只在最上面的 10 英里(约16千米)发生地震。所以断层的 面积 可以说是 2000平方英里(约 5180平方千米)。而在俯冲带上,一条近水平断层可以在其最上面的20英里(约32千米)发生地震(因为俯冲到下方的岩石仍然较冷,延展性不够)。还因为有一个10度的倾角,使这段20英里(约32千米)的深度上有了一条115英里(约185千米)宽的断层。因此,这条200英里(约322千米)长的断层,其断层面积就达到了23 000平方英里(约6万平方千米)。它的长度与垂直断层相等,面积却比垂直断层大了 10倍以上。再加上俯冲带地震往往有更大的滑移距离,结果就是一场大得多的地震。

只有最大的俯冲带地震才会形成横跨大洋的海啸。一场 8级地震激起的海啸足以摧毁当地,但它动员的海水还无法形成跨过洋盆的巨浪。但如果你听说有一场震级达到8.5或更大的地震,你就基本可以断定它是发生在俯冲带上,而且紧接着就会发生海啸了。

地壳的加热决定了地震的宽度

一场海啸是一股由多个波峰和波谷构成的水波。但你不能把它想成一道巨大的海浪,而是要把它想成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水池后激起的涟漪。海床震动之后向外发散出一连串上下波动。具体有多少个波峰波谷,它们的相对尺寸多大,彼此间距离多少,都取决于海床的形状,更取决于受水波冲击的海岸线的形状。如果是波谷先击中岸线,那么海啸来临的第一个迹象就不是海水上升,而是海水下降了。

如果一场海啸有 20英尺(约 6米)高,那么任何低于海平面上方 20英尺的东西都会没入水下。但如果海边竖着一道 30 英尺(约 9 米)高的悬崖,那么海啸就不会淹没陆地。如果这时正赶上涨潮,海平面比平时高出了2英尺(约0.6米),那么海啸也会随之增高2英尺,淹没任何不到22英尺(约6.7米)高的东西。海啸的破坏往往不是因为淹没,而是因为激流的冲撞。海啸发生时,海浪会先以喷气机的速度在海上飞驰,当接近岸边海床变浅时,它会降到一辆小轿车的速度。但是以时速20英里(约32千米)时速移动的大量海水仍会携带一股不可思议的能量,将任何没有固定好的东西冲走。汽车和人会被轻易卷走。不牢靠的建筑会被掀翻。即使坚固的建筑也会被冲垮四壁,只剩下一副框架。我看过几张照片,拍的是海啸后一栋坚固楼房中的一套公寓,里面的家具只剩了一台冰箱,它因为太重没被冲走,但表面已经盖满了海草。

苏门答腊地震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地震。地震中滑移的断层是我们见过最长的一条。它排出的水量在历史记录中名列第三,激起的巨浪也是我们在印度洋中见过最大的。这次事件释放的能量比人类引爆的最大氢弹多1000倍。它对人类造成冲击也同样巨大。

2004年的印尼地震有 9.1级,虽然动荡剧烈,但它危害的人数却没有这个级数看上去那么多。那条断层大部分位于海床,只经过了几座人烟稀少的岛屿。地震在上午8点不到开始,前一天就是圣诞节。亚齐省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也位于地震破裂的南端,因为靠近断层,它遭受了巨大破坏。省内包括省首府班达亚齐的许多房屋都在地震中严重受损。主震结束后海啸接踵而至,而此时余震仍在继续。在亚齐省西岸,海浪冲到了50—100 英尺(约 15—30 米)高。死亡的人数无法确定,因为许多人都被海浪卷走了,遗体至今没有找到。我们只知道印尼的总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了20万,是其他任何国家的3倍,且大部分遇难者都来自亚齐省。班达亚齐是一座人口接近30万的城市,城内大部分建筑的底楼都被淹没了,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0%。拥有10万人口的鲁佩(Leupeung)市同样位于亚齐省西岸,它被海啸完全淹没,只有几百人幸存了下来。

位于亚齐省西部和北部的几个小岛坐落在俯冲带上,它们都在地震中受到剧烈震撼,紧接着又被海啸冲击。因为海床的形状和海岸线的轮廓,有些岛屿遭受了比其他岛屿大得多的浪潮。最北的一座岛屿只有5—10英尺(约1.5—3米)的海浪,而尼科巴群岛中的卡彻尔岛却迎来了浪高35英尺(约11米)的海啸,造成了岛上90%的居民死亡。对于卡彻尔岛上的土著部落,那些部落领袖、生活方式和部落文化荡然无存。而在另一个岛锡默卢岛上,因为对1907年的一场海啸记忆犹新,岛民们一待地震结束就逃到了高地上,只有很少人死亡。

在印尼之后遭受海啸的,是位于断层以西1000英里(约1609千米)的斯里兰卡。地震会制造许多不同频率的波,和声音一样,低频波也比高频波传得更远(同样的道理,当你聆听远处的音乐时,你或许能听见低频的鼓点,但听不见高频的旋律)。因此,在附近发生的地震会使你感到一种高频率的抽搐式震动,而远处的地震常会让你感到缓慢的起伏,斯里兰卡的一些人就报告了这种感觉。大约 90分钟之后,海啸抵达孟加拉湾。海啸包围了斯里兰卡这个岛国,13—40 英尺(约 4—12 米)的浪潮袭击了它的每一条海岸线。许多城镇靠近海岸,它们的木质房屋被轻易冲走,死亡人数超过了4万。

海啸产生的最强波动是垂直于断层的。这次苏门答腊地震的断层大致是南北走向,因此受灾最重的是位于断层西边的斯里兰卡,还有东边的泰国。泰国西海岸是全世界游客热衷的海滩胜地,当地的酒店住满了度圣诞假的人。当海啸在地震后两小时到达时,其高度只比袭击印尼的巨浪略逊一筹,在有的地方达到了64英尺(约19.5米)。

海啸继续在印度洋上势不可挡地推进,在印度、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和缅甸夺走性命。它一直席卷到了非洲东岸,在也门、塞舌尔、南非和肯尼亚均造成了死亡。潮水还涌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一连几天,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监测设备都记录到了海水的持续活动。这次海啸总共袭击了 13个国家,并在另外 5个国家造成了基础设施和房屋的破坏。还有47个国家的公民在当地旅游时遇难,许多人都是去泰国度假的。从这方面看,这次苏门答腊海啸已经不仅仅是一次造成惨重人口损失的大规模物理事件,它还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灾难。

1977 年,克里·西(Kerry Sieh)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地质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极富创意,以至于加州理工学院立刻聘他做了教授。最终,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叫“古地震学”。这成绩对一个26岁的年轻人来说真是相当不赖了。在他之前,地质学家研究断层的方法一直是查看在地震中移动的岩石的特征和层次,还有评估地面因为地震而发生的变化(称为“地貌学”)。克里的创见在于他认识到地震还会留下许多别的信息,它们就记录在断层表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钻进去查看。他因此想到了沿断层挖一条壕沟,然后一寸寸地绘出被断层移动的特征。他将一处沼泽作为了研究场所,在那里泥土沉入静水,很快形成新的地层。这些地层的年代可以通过测量有机质中的碳-14来测定。当圣安德烈斯断层在一次地震中移动时,它会切割所有地层,而在地震结束之后,新的地层又会叠加到老地层的上方。只要绘出哪些地层被断层切割(或者哪些没被切割),克里就可以归纳出一部地震的历史了——而造就这部历史的那条断层,在我们的史料中只移动了一次。

从这一点出发,克里和他的学生持续地开拓这个领域,后来学生又有了学生,继续挖掘加州各地和别处的断层。这项工作向我们表明:平均每过一两百年,圣安德烈斯断层就会整个移动并引发一场大震。这条信息单凭史料是不可能收集到的。

但俯冲带却对这种方法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它们的断层位于近海,它们的过去隐藏在水下。我们可以根据印度洋板块的快速运动判断,巽他弧的地震一定相当常见,但这个地区的书面史料才不到100年。锡默卢岛的老人对1907年的那场地震记忆犹新,因此才带领部落逃过了一劫,但这已经是他们历史记录的极限,也是我们历史记录的极限了。好在克里又想出了一个法子。

巽他弧上生长着滨珊瑚,它们在阳光下欣欣向荣——至少在适度的阳光下是如此。滨珊瑚在生长中每年都会添加年轮,一直长到水面下方才停止。在那之后,它们就开始侧向生长。如果海床向上升起并将它们顶出水面,那么露出水面的部分就会死亡。而如果海床下沉,它们就会继续向上生长,直到再次接近水面。

在俯冲带上,板块运动会将一个板块压在下面,使板块上的珊瑚可以充分向上生长。但如果地震中发生了板块滑移,被压住的板块就会突然抬升,将上面的珊瑚也举出海面,造成海上的那部分珊瑚死亡。这个现象可不可以用来追溯俯冲断层的地震史呢?

2004 年年初,克里和他的一个学生丹尼·纳塔维查亚(Danny Natawidjaja)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列出了巽他弧在 1797—1833 年发生的大地震。这意味着我们现在除了知道 1907年的那场地震之外,还知道了在过去250年中有过3场地震。我们因此可以较为自信地断言,这个地区的地震是相当频繁的,大约每 100年就会发生一次。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场地震,它很可能发生在目前仍在世的人的一生之中。

在 2004 年的海啸中露出水面死亡的珊瑚。照片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构造地质学观测站的加莱茨卡(John Galetzka)

丹尼是印度尼西亚人,他在2004年夏天返回印尼,去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最后一轮实地研究。他和克里都清楚海啸的风险,也知道这个国家的防范是多么疏忽,他们制作了一批海报,说明了海啸是什么以及为何大地震后离开海边可以挽救生命。这些海报用英语(为游客准备的)、印尼语和当地的明打威语写成,并在2004年夏天分发到研究场所的各处张贴,当时离苏门答腊地震只有几个月了。我们很难对没有发生的损失做量化研究,但当地肯定有人因为丹尼和克里的努力逃过了海啸。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看得这么清楚,做到这一点的科学家为数廖廖。

不过,这又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既然一张警示布告就能轻易挽救性命,那为什么又死了这么多人呢?2004年地震发生后15分钟我就收到了一封电邮,告诉我苏门答腊岛北端海外刚刚发生了一场 8.8 级(估计)地震。每当世界某处发生 5 级或以上的地震时我都会收到这样一封电邮——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收到,这是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地震项目的网站上提供的服务。当时我几乎立刻知道,印度洋上很可能要掀起一场致命的海啸了。我坐在加州家中的那棵圣诞树前,明知道一场劫难即将发生,却什么也做不了。

向危险中的人们发出大规模警示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基础设施:你需要有设备来记录一次地震,需要有人来运营一个警示中心,还需要有手段向身处危险的人们发出警示,并且知会他们的政府。1946年,阿拉斯加的一场地震掀起海啸,在夏威夷造成150人死亡,这促使美国政府在1949年成立了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到1960年,致命的智利地震掀起海啸,造成夏威夷的数十人以及日本的数百人死亡,此后预警中心扩展成了一个国际机构,开始向整个太平洋盆地发送预警。当 2004年发生苏门答腊地震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表声明说太平洋盆地没有海啸风险——这话本身没错。但这也体现了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的局限:它只为太平洋西岸发送预警。

上一次记录到这样大规模的地震还是40年前,那是1964年的阿拉斯加地震。但当时的技术还无法确定那些巨型地震的真实规模。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数字记录和加工技术,我们才看清了地球上最大的那些地震中蕴含的巨大能量。2004年时,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使用的仍是较老的技术,因此一开始他们就低估了这场地震的规模。大约一小时后他们意识到这次地震超过了预期,但他们并没有现成的渠道知会受灾国家的政府。即便知会了政府,那些国家也没有将警示传达给岸边人民的机制。假如数据的传播更加通畅,有多少人本可以幸免于难?这一点科学家已经很难估算了。

幸好在那之后有了进步。我们在 19 世纪 60 年代加州洪水的例子中看到,人往往会淡化那些在集体记忆中褪色的威胁。这个习性的另一面是对那些记忆犹新的灾难做出强烈反应。人们看到了苏门答腊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并得知用技术手段本可以预防死亡,于是迅速行动了起来。海啸发生后不到两周,就有人建议启动一个印度洋预警系统,并替换掉部分老旧过时的技术。眼下预警系统已经启用,它由联合国牵头,使用了来自澳大利亚、印尼和印度的数据系统。原有的太平洋预警系统也改用了更加现代的技术来估算海啸规模,让未来的世界在灾害面前不再脆弱。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六度分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根不超过5个人的熟人链条,与另一个人连接到一起。要我猜的话,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和苏门答腊海啸的一名遇难者之间的联系应该也不大会超过3个环节。(我的兄弟就有一个同事当时去泰国过圣诞节,从此没有回来。洛杉矶有一个庞大的斯里兰卡人社区,我确信我认识的某个斯里兰卡人也认识某个遇难的同胞。)

有 57个国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公民,几乎占到全世界国家的三分之一。有些国家在这场海啸中失去的公民比国内的灾难还多。比如在苏门答腊海啸中遇难的瑞典人就超过了1709年之后瑞典历史上的任何一场灾难,那一年在瑞典发生了一场战役,死伤惨重。全球化和航空旅行的便利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分担了一场自然灾害的损失。

电信领域的进步也极大深化了这次灾害的冲击。灾区的照片迅速传遍全球,比海啸本身的速度都快。在电视和电脑上,我们看见了房屋夷平、潮水汹涌的画面,我们看见大船被抛到岸上,仿佛只是玩具。接着,当你邻居的表哥或是孩子老师的外甥再也没有从假期中归来,这就不仅仅是远方的一条新闻了,它成了一直延伸到你生活中的恐怖事件。

这种对于地球另一侧灾难的清晰认识正在改变我们看待灾难的态度。我们以往之所以不会立即行动应对人类的劫难,是因为我们不确定某个事件会在 什么时候 发生。如果有一种风险在任何一个年份发生的概率都比较低,我们自然会优先考虑那些更加紧迫的事项。从定义上说,能够摧毁一个社会的大灾大难本来就很罕见。一年一遇或十年一遇的洪水会成为城市规划的考虑因素,地震活跃地区也会采用防御一般地震的建筑法规。但是大多数这类较为频繁的自然灾害都处在一条连续体上,它的尽头是一场极其罕见却也极其严重的灾难。

一个非常罕见的局部事件,如果换成全球的眼光来看就常见得多了。加州每过一两百年才发生一场8级地震,但其实8级地震几乎每年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发生。过去的我们缺乏放眼全球的手段。在庞贝城的时代,一个罗马公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印度尼西亚这么个地方,更不会知道那里的一场火山喷发摧毁了一片人类定居地。当拉基火山在1783年喷发时,只有少数几个欧洲科学家知道冰岛出了事,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将近一年之后,统治冰岛的丹麦政府才派去了援助)。当1923年关东大地震摧毁东京,消息通过电报传到了美国,但美国仍无从了解关东变成了怎样的一片炼狱。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苏门答腊海啸除了悲伤还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那就是觉醒。如今关于海啸的知识前所未有地被普及了。但我们仍在艰难地让相关的人群提高认识——现在有太多生活在海边的人仍然缺乏保护,也有太多生活在500英尺(约152米)海拔的人没来由地为自己的安危操心。俯冲地震在引发巨大海啸,帮助我们预测灾区位置方面的作用,仍没有得到充分理解。但“海啸”这个词语对我们的意义,已经比20年前丰富了许多。

苏门答腊海啸后的 10 年里,人们应付自然灾害的兴趣显著增加了。联合国成立了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它于 2015年在日本仙台协商产生的“仙台框架”,现已得到联合国大会的采纳。全球化和现代通信技术第一次将一场局部灾害转变成了国际体验。

人类对于“我们”的定义不断扩张,从家庭拓展到部落再到国家,如今仍在外扩。在苏门答腊海啸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包罗全球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改变了看待灾难的方式。这使得全世界能够发自肺腑地感受一场灾难,并推动我们克服自己最危险、最深刻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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