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里还不算地狱,哪里才是呢?
——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无名幸存者
对日本和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地震所具有的关键意义绝不亚于富士山或者天皇。日本的地震频率是加州的3倍,历史上曾反复被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海啸摧毁。根据日本神话,地震的祸首是埋伏于地下的一条黑色大鲶鱼,表现这个大地震动者的木刻作品被广泛地制作及销售。在日本,台风和闪电都有专门的保护神,只有地震的原因被归结为大鲶鱼的怨念,唯有神道教的一位神明方能将它驯服。
在曾经毁坏日本的地震中,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极致命的一场,它的震级是 7.9,摧毁了东京和横滨的大部分地区,并造成超过 14 万人死亡。这场地震发生时,日本正从一个传统、孤立的文化形象转变为世界舞台上的一员,国家对这场地震的反应也体现了这种裂变。
1000多年来,日本帝国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列岛的主权,帝国也深知这几座岛屿在地球上的特殊位置。日本天皇被视作半神的人物,他是天照大神的后代,也是日本人民与神明世界沟通的桥梁。将军以天皇的名义摄政,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天皇已经大致变成了一个象征性人物。
一幅鲶绘作品,这是一种以地震为主题的浮士绘
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日本文化和哲学受到中国儒家学派的影响。中国最古老的经书——《易经》,创作于3000多年前,是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基础文本。孔子曾研究过《易经》并写下了内容广泛的评论。在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邹衍根据《易经》的思想创立了阴阳学派。这一派认为,宇宙取决于两股根本力量的相互关系,这两股力量是“阳”(代表男性、光明、空气、炎热)和“阴”(代表女性、黑暗、大地、寒冷),它们通过5种元素(水、火、木、金、土)发挥作用。
到公元前 2世纪,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把阴阳学派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它将在接下来的2000年指导中国朝廷,并强烈影响日本。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上天、人类和自然领域相互关联,其中的每一份子都必须维持阴阳这两股相对势力的平衡。人类世界一旦失衡,自然界便会回应,由此引发自然灾害。
董仲舒的著作强调帝王在连接几大领域方面的作用,为避免灾难,他也为帝王的行为制定了纲要。如果皇帝太过专制,不许大臣在政府中发挥恰当的职能,那么帝国就会阳气太盛并受到台风的袭击。而如果皇帝太弱势,被大臣篡夺了本该属于他的职权,或者有女性进入了政府,那就是阴气太盛,会造成大地升腾,压倒天空,导致地震。这些观念被日本文化全盘吸收,乃至早在公元675年,日本政府就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负责提出维持阴阳平衡的忠告。
当西方人在 17世纪初到来时,日本人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于是在1635年,将军为了恢复阴阳平衡,禁止任何外国人在日本居住,违者以死刑论处。这条法令和日本的闭关状态维持了 200年。当启蒙思潮在西方生根发芽时,这个国家的传统观念却仍根深蒂固。一直到 19世纪,日本人依然认为没有天灾就意味着政府的统治是仁慈且正当的。反过来说,就像宾州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和亚洲研究教授斯米特(Gregory Smit)指出的那样,当“上天的道德原则和政府表现之间的差异变大时,奇怪的大气现象、庄稼歉收、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就成了上天不悦的确切证据”。
总之,当时的日本就像它之前之后的每一个人类社会一样,也认为地震、饥荒和火山活动不可能随机发生。他们同样在这些天灾之中寻找模式,推演意义。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里,个人和神有着私密关系,因此灾难就被视作个人选择了恶的结果。而在日本,社会和谐以及共同体的重要性超越个人,因而同样的灾难,日本人会归结为全社会的失败。
19世纪中期,正当加州在应付那几场大洪水的时候,日本也正艰难地抵御着一波危险的思潮。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佩里(Perry)闯进日本,终结了保护日本社会数百年的孤立状态。佩里率炮舰驶入东京湾,要求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方贸易。统治日本的领主们没有自己的海军,他们根本无法抗衡佩里,只能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关于自身在天地间的位置,日本无奈地接受了一种和从前截然不同的观点。
接下来不到 10年,原本由一位将军和几百名封建领主组成的统治结构就被推翻了,这个变化史称“明治维新”。天皇重新获得权力,不再是一个摆设式的领袖。在一群亲密顾问的协助下,明治天皇掌握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否定了之前将军采取的孤立主义。从佩里司令带来的羞辱中,他们看清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面对美国的钢铁战船、大炮和火枪,武士们高超的搏斗技术和个人修行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天皇和他的顾问发誓要为日本制造自己的火枪和战舰,他们绝不能再次受辱了。
明治天皇明白,要建设一个足以匹敌西方的工业社会,日本就必须向外探索。他物色了年轻的欧洲科学家和工程师,用提供经费和学生的方式吸引他们到日本发展。
这批移居者中有一名英国地质学家叫米尔恩(John Milne)。米尔恩1850年生于利物浦,曾认真研读过许多科目,对于数学、勘测、工程、地质学和神学都下过功夫,年轻时靠着在酒吧里演奏钢琴挣到了部分学费。他大学上的是国王学院,后来因为立志成为采矿工程师,又去了伦敦的皇家矿业学院深造。他显然很喜欢旅行,短短几年就参加了前往欧洲大陆、冰岛、加拿大和西奈半岛的考察团。25岁那年,他接受日本发来的聘书,去东京的帝国理工学院做了一名矿产和地质学教授。因为晕船,他是走陆路去的日本,沿途经过了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中亚和中国,后来的西伯利亚铁路就是沿这条路线修建的。1876年 3月 8日,米尔恩到达东京。当晚,他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地震。
从米尔恩兼容并包的研究领域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在1879年的著作《穿越欧亚》( Across Europe and Asia )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穿越欧亚大陆期间的地质学和植物学观察。在去日本的北部岛屿北海道旅行时,他又研究了日本的土著民阿伊努人。他在那里遇见了一座佛寺住持的女儿堀川东根(Toné Horikawa),两人结为夫妻。(许多年后,他们又在东京的一座教堂里重新结婚,这次举行了一个英国政府认可的仪式。)堀川也作为地质学家和米尔恩一同工作。
在对地震的研究中,米尔恩留下了永远为世人铭记的精神遗产。自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就投身于广泛的科学事业。但是在欧洲可以观测的地震不多,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将严谨的科学方法运用到这个领域。在日本,米尔恩和他在皇家理工学院共事的工程师们开始测量他们切身感受的地震,他们通过这些测量创立了现代地震学。
日本列岛是在 4个构造板块的持续冲撞下产生的。最西边的欧亚板块和东北边的太平洋板块以及东南边的菲律宾海板块相互撞击,中间还夹了一小片北美板块。这4个板块的撞击使西边的2个板块,即欧亚板块和北美板块隆起,创造了日本列岛,当然也创造了形成火山(如富士山)的岩浆。
在所有板块交界的类型中,像这样的俯冲带发生地震的概率是最高的。它们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板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 推挤 的,而不是彼此分开或者侧向摩擦的,这种推挤会产生更多摩擦力,地震中也会释放更大比例的能量。日本地震的原因是 4个板块之间的撞击,而不是 2个,这导致日本的地震往往散发于列岛各处,而不仅仅在板块交界的地方。在日本,因为地震的晃动而身处险境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
米尔恩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始研究的。他在亲身体验过地震之后感到好奇,并开始设法记录它们。1880年2月,一场大地震破坏了港口城市横滨之后,米尔恩偕同另两名英国人和几个日本同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地震研究组织——日本地震学会。他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以一只水平摆为基础,发明了一台精密地震仪。这部地震仪的核心原理是将一件大质量物体悬挂起来,这样当地面开始运动时,这件物体仍会停在原来的位置。在这个物体上连一支笔,使其能在固定于地面的纸张上书写,这样就能绘出地面和物体之间的相对运动了。(当代的地震仪仍会悬挂一个重物,但它们已经改用一套电反馈系统来获得对运动的数字记录。)有了这个,就可以创建一份记载地震方位和地震规模的综合性目录了。这一年,米尔恩的学生关谷清景(Seikei Sekiya)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地震学教授”称号的人。他同时也被任命为世界首个地震学系——东京大学地震学系——主任。
有了这些“第一”——新设备、新数据、新学者,地震学这门学科迅速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但当时的地震学家发现(现在依然如此),本学科最为重大的发现都来自那些最有意思的天然地震——和其他科学家不同,地震学家是无法自己开展实验的。
日本本州岛地图,图中显示了板块交界以及 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断层位置
米尔恩(中)和妻子堀川注视着他的一部水平摆地震仪,左边是俄罗斯地震学家鲍里斯·加利钦公爵(Prince BorisGalitzin)。照片为怀特岛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博物馆藏品
1891年,8级的美浓尾张地震为早期地震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素材。引发这次地震的断层并不处于3个海外构造板块的交界处,而是内陆的一条次级断层。这条断层开裂到地面,截断了溪流和道路。因为研究这个地质特征,米尔恩第一个提出了地震和断层关系的假说。(但是他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说是地震震裂了断层。还要再过几十年,科学家们才会明白是断层沿线的运动引起了地震。)
米尔恩的另一个学生大森房吉(Fusakichi Omori)利用美浓尾张地震识别并量化了地震行为中最大的非随机因素:余震。在一场地震之后,其他地震会变得更容易发生。一条断层上的活动会对周围的一切施加应力,造成新的不规则性和应力的集中。之后发生的地震则会释放这些应力。由于之后的这些地震在意料之中,并且是之前那场地震的直接后果,我们就称它们为“余震”。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次余震呢?“余震”这个词被用来描述那些发生在主震之后且频率比主震发生之前更高的地震
大森研究了美浓尾张地震的余震,他指出余震的频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并且下降的规律可以描述为一个简单的等式:如果主震后的第一天有 1000场余震,那么第二天就会有 1000÷2,即 500场余震,第三天是 1000÷3,即 333 场余震。依此类推,第 10 天会有 1000÷10,即 100 场余震,第100天会有1000÷100,即10场余震。这意味着余震的频率会迅速下降,但是会拖延很久。主震后的第 99 天会有 1000÷99,即 10.101 场余震,可见第 99 天和第 100 天是非常相似的。1991 年,也就是在大森研究的1891 年地震过去 100 年后,日本的地震学家指出当年那条断层沿线的地震频率仍遵循着大森在100年前发现的衰减模式。
美浓尾张地震后不久的 1895 年,米尔恩带着妻子崛川回到了英国。他在怀特岛上制造了和日本相似的地震仪,并在几个地点安装。经过与日本同行的交流,他证明了在英格兰记录到的一些地质运动是由日本的地震引发的。这一发现开创了全球地震学这门学科。
说回日本,1896 年关谷清景去世,大森房吉被任命为地震学系主任。他为系里扩充了教员和学生。仪器地震学的研究照常进行,日本领先全球。
1906年,圣安德烈斯断层北段的那场大地震摧毁了旧金山,日本天皇向美国提供了援助。大森教授也亲自前往旧金山提供科学知识,并了解这场地震。因为当时加州的反亚情绪,他一到那里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甚至在街上遭遇了袭击。但他坚持了下来,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件幸事。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合作,将地震学研究带入了美国。
当年是米尔恩最早将地震的发生和地表可见的断层联系在了一起。10年之后,大森房吉的一个学生今村明恒(Akitsune Imamura)又进一步尝试对地震的空间分布做了量化。他很幸运,地震的空间分布比它们发生的时间更容易预测。回顾日本历史,今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东京-横滨都市区的地下曾经屡次发生地震。他开始担心未来的一次大地震会对这个刚刚都市化的地区造成怎样的伤害了。
当一场地震在断层上移动,断层平面上的每一个点都会产生震动。如果断层是垂直的,就像圣安德烈斯断层那样,震动的汇集就可以表示为地球表面上的一条直线。断层上产生的震动从这条直线向外发散,离开断层越远强度就越弱。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一种线性的震动模式。如果断层比起垂直更接近水平,像是俯冲带上的那种主断层,那么发生强烈震动的地带就会更加广阔。在地图上,它表示为不是一根直线,而是一片区域,有时还会覆盖一整座城市。
今村发现,历史上的地震都曾包括整个大东京和横滨。到他的时代,这个地区经过迅速成长,总人口已达到 400万,正维系着日本的新兴工业化进程。其居民有超过一半是在最近 20年中迁来的,许多人都生活在拥挤简陋的房屋里。这里的大片土地是松软的沉积物,而这时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了在这样的土壤上发生地震会特别严重。今村意识到如果一场大震在这种条件下发生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他尤其担心地震可能引发的火灾,那将是无法扑灭的大火。到这时已经有两场特大地震袭击了人口稠密的大型城市,分别是 1755 年里斯本的 8.7 级地震和 1906 年旧金山的7.8级地震,两次都引起了风暴性大火,将城市整个摧毁。
垂直断层和近水平断层周围的地震对比
今村知道这两场地震的历史,并在新东京市拥挤的木头房子里看到了发生另一场大火的可能。他撰写了一篇分析文章,评估这样一次地震和随之而起的大火将会产生怎样的破坏,文章于 1906年刊登在一份并不怎么出名的期刊上,这时大火刚刚烧毁了旧金山。今村在文中估计,有10万到 20 万人将在这场地震中死亡。东京的一份流行大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对其中最耸动的部分大肆鼓吹,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宣称“今村表示东京将被毁灭”。这引起了公众的恐慌,也使得时任东京大学地震学系主任的大森房吉大怒。他公开斥责了今村,并亲自撰文解释为什么东京在几百年内都不会迎来一场大地震。大森的公开羞辱激怒了今村,两人从此很少说话。
明治维新期间的科学教育使大众认识到地震是纯粹的物理学现象,而非神灵的显现,正如欧洲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自然哲学的发展引发过思想上的类似进化。但是在这两个文化中,民间传统和厌恶情绪都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
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他的儿子大正天皇登上菊花王座。大正天皇从小有身体和神经系统方面的严重疾病,出生后不久就得了脑膜炎。在位期间,他的健康持续恶化,1919 年之后就不再公开露面了。到了 1921年,他的儿子裕仁(Hirohito)被立为王储,开始履行父亲的职责。1923年8月,首相逝世,日本政府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
在中国古籍《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说到了有些错误会导致阴气过盛,并引发地震。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皇帝即将死亡。在日本,由于千百年来都是将军代替天皇领导国家,天皇和首相都被看作阳气之源。一个孱弱的天皇和一个死去的首相似乎都正好是地震的诱因。
1923年 9月 1日上午 11点 58分,地震来了,从各个方面说,这场地震都动摇了日本社会的根基。一条位于东京和横滨下方的近水平断层开始移动。这个断层面约 40 英里(约 64 千米)宽、80 英里(约 129 千米)长,它上方的岩石在颠簸中向南移动。不同于垂直断层上的地震,近水平断层区上的每一处地点都刚好位于地震 上方 。横滨位于断层顶端,东京就在边上。因此,这两座城市的全部400万人口都直接承受了地球所能产生的最强震动。
地震发生时,许多人刚好回家准备午饭,正在明火炉灶上烹调。地震震塌炉灶,引发火灾,一如今村明恒16年前预测的那样。当时今村正在他东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当他所处的建筑摇摇欲坠,屋顶瓦片倾泻而下时,他做了每一个地震学家在这种时候都会做的事:他掏出手表,记录了不同类型的震动到来的时间。事后的分析显示,当这条断层自西向东渐次开裂时,大地释放了大约40秒的能量。震波因为类似“回声”的效应来回反弹,使东京的震动延续得更久。而这时余震还没开始呢。在这样规模的大地震里,人们会觉得震动似乎永无休止。
在地震发生后没几分钟,东京和横滨就燃起了火灾。地震后的 10分钟里又发生了几次大型余震,有的高达7级,这阻碍了市民们控制火情的努力。他们一开始还试着灭火,但是当大火蔓延开后,他们除了逃命之外别无选择。大批逃难的人群阻塞了街道。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景,都说自己一连被困了几个小时,根本无法动弹。一家高级妓院不让自家的姑娘们逃难,担心她们一走了之后再不回来,结果 100多名女子被关在里面活活烧死。还有许多人为了躲开逼人的火势跳进隅田川里淹死了。另有4万多人逃到本州军服仓库的一片大型空地上避难。
熊熊大火创造了它自己的大气条件和风暴。从火焰中升起的炽热空气撞上方向紊乱的风,形成一种被称为“火龙卷”的火焰旋风,它将毁灭传播得更快、更远。东京各地都刮起了火龙卷。其中一条正好降到了本州军服仓库。在这里簇拥避难的4万人中只有2000人幸存。许多人被活活烧死,还有人在滚烫缺氧的空气中窒息而亡。
不知是谁用一句问话形容了这场灾难:“如果这里还不算地狱,哪里才是呢?”
最后的统计显示,大都市圈几乎被彻底摧毁。天皇一家逃过一劫,因为地震发生时他们都不在皇居。但是对其他所有的人,生活已经四分五裂。在横滨,有超过 80%的建筑被毁。在东京,大约 40万座房屋,其中包括60%市民的住宅,都夷为了平地。死亡者至少有14万人。
面对这样惨烈的灾害,传统的日本政府首脑本应是要亲自负责的。辞职,乃至切腹,都是可能的选项。董仲舒在其撰写的那部儒家原典中申明了皇帝应该如何在灾难之后下罪己诏并着手改正。1855年的安政地震同样破坏了东京,震后没有多久,匆匆印制的大幅“鲶绘”就开始在市面上流传,创作者不知何人。平民借其抨击政府,指责他们造成了地震,这种指责也是幕府垮台的原因之一。但 1923年的这次地震,首相在地震发生一周前刚刚自然死亡。天皇也因为健康不佳,整整 4 年没有对公众露面了。政府内阳气衰弱是明摆着的,但这时已经没有领袖可以出来承担指责了。
这时的日本已经多多少少从以前那种绝对传统的观念中超脱了出来。整个国家正在迅速向着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演化,许多公民都接受了科学教育。地震学仍然是一门高速进展的学问。于是关于地震就有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一种认为地震是由阴阳两气的失调引起的,一种认为它是地质学因素造成的。社会中的不同人群,也可能因为教育和出身的不同,对地震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地震前的 8 月 24 日,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Yamamoto Gonnohyoe)被要求在他的前任逝世之后成立新政府,但当地震来袭时,这个政府仍在讨论之中。地震发生次日,即 9月 2日,山本权兵卫就奉命上任了。这时东京和横滨两城几乎彻底被毁,到处都是混乱局面,他和其他政府官员肯定都明白一场反政府起义随时都会爆发。
在遭遇损失和挫败(特别是这样惨烈的挫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将事情归咎于他人。我们对于自身的失误被曝光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之情,会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怪罪他人为我们的情绪提供了宣泄的出口。它还可能被坏人利用,成为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引开的诡计。
因为长期自绝于外部世界,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外国人可说是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在外国人中,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接触最多,其中中国人还较有尊严,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了日本文化。而朝鲜人在过去几百年来一直遭受日本海盗和正规日本水手的攻击,最后在1910年朝鲜被日本征服并沦为了殖民地。朝鲜工人被运到日本为其现代化做贡献,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日本公民的途径。在日本,公民权是通过父系继承的,每一个孩子都被看成是天皇的后代。在这个体系中朝鲜人是没有位置的。
当群龙无首的政府艰难地应付首都的毁灭,大火也继续在城内蔓延时,无论政府还是公民都把矛头指向了居于少数的朝鲜人。地震之后不出几个小时,朝鲜人计划造反的谣言就流传开来,说他们纵火、在水井里投毒、强暴妇女、趁乱打劫。这些流言一直传到了北边500英里(约805千米)之外的岛屿北海道。
大量公民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人们组成所谓“自警团”,把竹矛、木工器械、刀和碎玻璃作为简易武器,对自己的朝鲜邻居发动了袭击。9月2日,新上任的首相宣布戒严,并下令军队开进灾区。有幸存者说军人把朝鲜人从一辆驶离城市的火车上拽下,当场屠杀。至于警察,对于屠杀往少了说也是默许的;在某些场合,他们更是积极参与。他们将朝鲜人围捕、囚禁,还借口说那是“保护性逮捕”,但其实许多朝鲜人被捕后就被自警团杀害,有几例还发生在警察局里。
有证据显示,政府在传播虚假信息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内政部曾给地方分支机构发电报说朝鲜人正在纵火,并下令逮捕他们。不同地区的警察报告里都有朝鲜人作乱的说法:什么朝鲜人用炸弹纵火,朝鲜人往井里投毒,有3000名朝鲜人正在抢劫并摧毁横滨,他们下一步就要打进首都了,等等。
这场屠杀远远超出了激情自卫的目的。大量被害的朝鲜人遭受酷刑折磨。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已惨遭肢解,被挖掉了眼睛和鼻子,身上有数千处撕裂伤,生殖器也被割去。目击者报告显示,这样的折磨常常是在被害人还活着的时候实施的。历史学家索尼娅·梁(Sonia Ryang)是成长于日本的韩国人,她写道,当时在一处地点,“暴徒把孩子们在父母面前一字排开,割断他们的喉咙,再把钉子敲进父母的手腕和脚踝,把他们钉在墙上折磨至死”。这些袭击具有献祭仪式的性质:只要折磨外来人,日本社会就能清洗掉那些造成地震的瑕疵了。
在政府层面,那些官员们或许也在潜意识中受到了其他恐惧的驱使。他们要么是忽略了今村明恒的提醒,要么是打破了阴阳两气的平衡,总之罪责很容易落到他们头上。在这种时候,朝鲜移民既可以充当替罪羊,又可以替他们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但话虽如此,我们并不知道掌权者是否曾为了转移人民的怒火而有意助长反朝袭击。毕竟“政府”本身也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同样失去了家园,目击了火灾,感受到了前途未卜的恐惧,并因为周围城市的毁灭而惊慌。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人可以做出最好、最理性的决策。
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直到9月3日,警察事务部门才通知新闻机构:此前关于朝鲜人叛乱的报告并无根据。9月4日,警方发布通告说不必为了保护城市而袭击朝鲜人。到9月5日,生活在东京和横滨的2万名朝鲜人中已经有6000人遭到了折磨与杀害,史称“朝鲜人屠杀”。
归根结底,这场大屠杀以尤其暴力的形式体现了我们对随机性的拒斥,以及我们在遭受无法解释的打击时,需要寻找其他“替罪羊”的心理。而将罪责推给一个少数族群,或许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变化的新世界面前的矛盾心理,也体现了人的本性。那时的日本,科学已经开始动摇关于自然灾害起因的主流理论,但它尚没有在传统的阴阳理论之外提供令人满意的新解释。正是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对于悲伤的否定和愤怒,又因为没有别的发泄出口,使得政府和公民都把群体中最脆弱的人们当作了加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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