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一年年过去,美国那令人艳羡的物理、经济和社会环境在自然和技术的危害面前变得日益脆弱……美国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为自己创造越来越严重的未来灾难。
——米莱蒂(Dennis Mileti),《灾害的设计》( Disasters by Design )
洛杉矶的存在就是地震的结果。它的位置是在美国干旱的西北部,如果不是因为有群山环绕,那肯定是一片无法住人的沙漠地带。这些群山因活跃的断层而隆起,它们笼络了云朵从大洋中抽取的湿气。同样,断层锁住了地下水,创造了涌泉,让最初的定居者们灌溉庄稼。随着20世纪初人们发现了石油,一座现代城市开始兴起,而这些石油同样是由断层所收集的,其中储量最大的油田就在纽波特-英格尔伍德断层附近,它从长滩一直延伸到洛杉矶的西城区。
断层使洛杉矶成了一座富饶的城市,但断层也是一项岌岌可危的资产,且随时有地震的风险。纽波特-英格尔伍德断层在 1933年造成过一场 6.3 级地震,它摧毁了 700 多所学校,也催生了美国的第一部地震安全法。这部《菲尔德法》(The Field Act)为公立学校规定了更高的建筑标准,这也是美国的第一部地震建筑法规。1971年,圣费尔南多地震不仅摧毁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摧毁了新建的现代建筑,尤其是橄榄景医院的新精神科病房,并由此促成了对建筑法规的全面修改。1994年,当北岭地震来袭,震塌两座高速公路桥时,它使我们相信我们的高速公路并不牢靠,也使加州交通运输部斥资100亿美元对这些公路做了改建。
这三场发生在1933年、1971年和1994年的地震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两种矛盾的信念。一方面,它们激励我们保持警惕,一定要做好恰当的准备,要能抵挡地震并做出反应。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蒙蔽了我们,使我们误以为自己已经知道该如何应付地震了。毕竟这座城市曾经三次从地震中恢复,并且重获繁荣。1933 年,也就是有 700 所学校被毁的那次,学生们在帐篷里上了两年学,但最后所有的学校都重建了,而且建得更新、更牢固。1971 年的地震引发了 110 场火灾,而它们都被成功扑灭了。有一座水坝几乎垮塌,差点淹没了8万名居民,但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疏散,水位也被及时压了下来,并未发生洪水。1994年那次,整座城市大停电,但24小时后电力就恢复了。每一次地震都会催生新的安全法规,其中对学校、医院和高速公路的规定尤其严格。这每一项进步都使我们认为地震是可以掌控的,认为洛杉矶的风险没那么大。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有两个危险的漏洞。第一,每次地震之后的改进项目只是为了平息公众的愤慨,主政者的愿望始终是不要花掉 太多 市政经费。每实施一项新的法案,都有无数其他法案没有实施,它们同样很有价值,只是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说服议会掏钱。最容易启动的项目往往是支持灾后响应而非灾前预防的。公众可以接受给消防队伍配置精良装备,但若要求他们修理自己不可靠的房屋结构就比较难了。毕竟,为他们的决定承担后果的是他们自己。难道不该给他们自行选择的权利,无论那个选择是如何鲁莽吗?
这又引出了这种安全观的第二个漏洞,即上述的那几次地震(1933年、1971 年、1994 年)其实 没那么大 。如果着眼经济损失(5000 万美元、5亿美元、400 亿美元)和生命损失(115 人、64 人、57 人),它们似乎的确很大。但它们的震级(6.3、6.6、6.7)却显示它们的断层还是比较短的,没有一条长于12英里(约19千米),比起我和我同事模拟的圣安德烈斯地震还差了很远。它们还算不上是大灾。
在真正的大灾中,我们的个人抉择不会孤立存在。席卷东京的大火并没有只烧毁最初起火的房屋。从防洪堤裂口处倾泻的大水并不认识县和县的边界。大灾不仅会影响社区,还会彻底改变社区。它们会摧毁一个个产业,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加州洪灾。它们会使整个国家的人民沦为难民,就像拉基火山喷发后的冰岛。它们会使经济倒退几十年甚至更久,就像 18 世纪的葡萄牙。它们能创造政治财富,也能夺走政治财富。为大灾的到来做准备,与为看似很大的一般灾害做准备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加希提(Eric Garcetti)自2013年开始担任洛杉矶市市长,是一个典型的洛杉矶人。在这座移民组成的城市里,他自己就是一座大熔炉。他的祖先是意大利人,在墨西哥定居。他的曾祖父在墨西哥革命中被杀,还是婴儿的祖父被带到了加利福尼亚。他的母亲是俄罗斯政治移民,因此他既是洛杉矶的第一个犹太裔市长,又是第二个拉丁裔市长。他常常提到他是在圣费尔南多峡谷出生的,就在 1971年制造圣费尔南多地震的那条断层附近,他出生之后5天就发生了地震。他之所以提到这个,是为了说明他或许命中注定要对付地震。
我有一个朋友兼同事认得加希提,因为他的催促,我在这位市长就任几个月后和他见了面。老实说,我当时颇怀疑这会是浪费时间。我在6年之前成立了“振荡”项目,我当时认为,要是能用直观的语言表达我们的科学知识,民众就会认识到地震的结果是他们可以掌控的,也会由此产生行动起来的紧迫感。我们的振荡模型很受追捧,读者甚众,许多机构都用它来规划对大型地震的响应。但它并没有像我认为的那样用于地震防灾。人们理解了大地震的破坏可能,但似乎未能由此出发明白他们的行为其实可以预防破坏。
不过希望还是有的:旧金山缓慢启用了一个项目。那里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经过 10年的推动,终于促成了“地震安全社区行动计划”(Community Action Plan for Seismic Safety),他们在这张蓝图中列出了各种措施,让城市可以在发生地震时用来降低风险。有感于他们的主动精神,我提出要与加希提市长见一面,我要向他介绍旧金山的这个计划,希望能激起城市之间的一点点竞争。
后来加希提告诉我,我的那次到访使他既兴奋又害怕。他当时才刚刚走上市长岗位。他对我说,他起初的想象是从做了6年的市议长换到市长的位子上就像是从丰田的卡罗拉换到了凯美瑞,工作性质相似,只是改进了工具而已。但实际上,他说那更像是从卡罗拉换了一辆半挂车。他刚刚在试着厘清自己的全部职责,我就出现了,而且我还尝试着明白无误地向他宣传未来一定会发生大地震,只是时间尚不明确。对他来说,要消化的信息显然太多了。那就好像是我把他从一辆卡车里拖了出来,然后按到了一架飞机的仪表盘前。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为公众确保安全。但那次会面时,我却告诉他确保公众安全或许是办不到的。
但他没有因此终止会面。我们继续交谈。在我看来,加希提市长虽说是位民选官员,但他的思维方式比我料想的更像一位科学家。他很倚重数据,能以量化的术语评估手头的工作。上任之后,他的一大举措就是开放城市的数据,因为他认识到数据共享是唯一可靠的改善途径。“如有必要,拥抱耻辱”,他补充道。
我们发现彼此心意相通,我俩都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也都怀着同样的目标,即见证我们的城市持续繁荣。于是,我们尝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我们在我服务的联邦机构,即美国地质勘探局和洛杉矶市之间商讨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我将在市政厅服务一年,和市长的部下一起,为这座城市最紧迫的地震问题制定应对方案。我们发布了一份重大公告,宣布我们双方正在联合探索一套方案,这方案单凭一方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
之后的合作水乳交融。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长达一年的实验,我不仅了解了发生大灾时哪些数据对城市最有用处,还了解了哪些数据与市民关系最大,最能激励他们行动。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入技术的实验。工程师们来市议会做顾问,市议会也拜访了水务部门。
对于防灾工作的政治现实,我在新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学到了第一课,实际上在我开始之前就学到了。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和洛杉矶市之间达成的将我调到新岗位上的那项协议,我们先要将未来一年中计划解决的问题表述出来。这并不是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需要制定一个综合的地震安全计划,而是要我们说清楚三项特定的工作,即对我们觉得脆弱的老建筑进行加固,守护城市的供水系统,还有加强我们的电信系统。这三项无疑都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它们绝不是仅有的问题。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们不仅要在更广的范围内推进防灾事业,还要在推进过程中展示出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成果。只有让外界看到我们的成果,我们才能获得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的政治支持。
我们的信息还要能激起恰当的情绪强度。之前的“振荡”已综合了几十年的研究,但是要激起人们的行动,我们还得把它讲成一个 故事 ,要将关于圣安德烈斯地震的科学研究翻译成有形的现实。于是,在 2008年发表“振荡”的研究成果时,我们拍摄了一部小电影作为它的摘要,还另外写了一个叙事文本(我们希望,对于公众来说,它要比科学论文更容易理解)。我们的故事从地震前的10分钟说起,到地震后的6个月结束。为了达成市长的目标,我对这两个版本都很重视。
我们决定找到故事中那些被迫出演的演员、那些蒙受巨大损失的人。我在10个月里召集并主持了130场公共会议。我会见的对象有建筑官员和房屋业主,结构工程师和土木工程师,公寓的所有者和租赁者,城市规划者和城市开发者等。我对这些人讲述了我们编写的地震故事,也听取了他们的反应、观点和建议。在我们的最终计划中,许多细节都来自那些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会受到我们计划影响的市民。他们不只是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对计划的成功也有重大贡献。
我还明白了要避免对概率的任何讨论。一场灾难 何时 会发生的问题总会有人问,它会激起我们的恐惧,使我们无法直面此事。灾难 “何时” 发生在概率上并不确定。身为科学家,我知道不确定性是重要的,想要说服我的同行接受某个结果,我就必须证明我已经对不确定性做了分析和考察。但政策制定者关心的不是 “何时” ,而是 “什么” 。他们的政策无法影响一场灾难何时发生,但绝对可以改变灾难的危害。于是,我强调说一场大震的可能性相当之高,它很快就会发生,值得我们做好准备。
我强调了大震的经济后果,而非它对生命的威胁。这么做同样是为了使人们免于恐惧,我们要提醒大家:他们迟早是要为地震掏钱的,不是震前就是震后,那为什么不干脆提前花钱避免损失呢?我们还强调了在地震面前的脆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有人决定不做准备,那就是增加了附近其他人遭罪的概率。
我们的意思传达出去了。2014年年底,市长公布了我们的计划,它名为“在设计中体现韧性”【“韧性”的本意指回复到原始状态,这里指的是面对毁坏或冲击,快速应对、恢复、保持功能运转的能力,以及通过适应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等。——译者】(Resilience by Design)。这个计划是我在市政厅这一年的工作成果,它包含了18项建议,对应的是我们确定的三项首要工作,由我和市长的20位部下一同起草。这份计划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显然是加州在通向地震安全之路上最大的一步。
这是市长的计划,计划里要放进什么,由他做最后的裁决。虽然我与他的合作十分紧密,我还是明白了一定要保持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界线。要是科学家插手政策制定,我们就是在邀请政治家插手科研。我们的角色是向政治家提供信息,让他们做出明智决策,这样才是对合作成果更有力的维护。
计划的一些方面完全要由市长来实施。市里采取了广泛的措施保护市政供水系统。新的建设项目都要通过地震韧性的评估。市里还开展了几个工程,以保护将水源由内华达山脉经圣安德烈斯断层引入市内的水道,这条水道是1908年建造的,至今仍在用木质水管引水。市政府决心改用抗震管道将水引入住宅和商业设施中。现在有 5个这样的试验项目已经安装就位。水务局正与消防局合作,为紧急消防用水开辟有韧性的后备水源。一个覆盖全市的太阳能Wi-Fi项目也在推进之中,当移动基站耗尽4个小时的后备电量之后,这套系统就可以顶上。
这些倡议中的许多条都需要市议会的推动。市议会提出了几条法令,内容包括翻新两类不可靠的建筑,为翻新工程提供贷款,并要求将来的移动基站按照更严格的抗震标准建造。协商将近一年,到 2015 年 10月,这些法令都在市议会内全票通过了。市议会中的许多组织都是代表业主利益的,在平时肯定会激烈反对这类法令,但这一次他们都参与到了立法进程中来。当市长宣布结果时,他们也都和他站在一边。虽然这些业主需要支付全部费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如果不同意翻新将有更大的损失。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经明白了如果邻居不做翻新的话,他们将蒙受多大的损失。既然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市里也要出钱改善供水系统,并且翻新市政建筑,那么这牺牲就是大家的牺牲了。在未来7—25年的时间里,有近2万座建筑将会得到翻新。
当巨型地震来临,我们合力完成的工作将会挽救生命,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到惊奇。毕竟科研人员很少会看到自己的研究产生具体的成果。令我意外的是,加希提市长也和我有同感。“这是我这个政策制定者到今天为止最好的体验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做成的这件事这么复杂,获得经费也不容易,到最后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做成了,从政府的角度看,我们推进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洛杉矶本地的周报《洛杉矶市区新闻》( Los Angeles Downtown News )在一篇社论中这样分析了我们这类计划的政治阻力:“如果巨型地震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发生,那么加希提想要的那些最重要的改变就很可能来不及实施。如果一场大地震等到他卸任之后再发生,而那时本市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功劳也不会算到他的头上。无论如何,这都说明加希提关注的是地震安全本身,因为这是对本市有益的事。”
他们说的一点不错。但是政治就是这么好玩而出人意料:加希提市长还是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了收益。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称赞了项目。虽然这绝不是加希提在第一个市长任期内参与的唯一活动,但他确实以 81%的得票率赢得了连任。别的民选官员也注意到了他的政绩。眼下南加州政府联盟正在洛杉矶之外的 191个成员城市中支持开展地震项目。在洛杉矶通过强制翻新法规后的两年里,圣莫尼卡和西好莱坞也跟着通过了相似的法律。当2017年的普埃布拉地震在墨西哥城震塌许多类似建筑之后,《洛杉矶时报》再次向读者们提起了加希提市长的勇敢举动,并鼓励更多城市加入他的行列。现在南加州已经有近40个城市开展了翻新项目。
南加州的这些举措,加上国内许多城市雇佣韧性总监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个韧性城市”项目资助),还有联合国减少全球灾难风险的倡议,全都指向了更加广泛的防灾意识。过去 10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个趋势。在这股运动中,我们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我们对超过人类记忆的时间跨度的理解)正在帮助我们克服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
作为一种文明,我们在历史中一向是怀着恐惧看待灾难的,因为它们的未知,也因为它们的不可预测。我们尝试在灾难中发现规律。我们根据各自的文化提出了解释,比如,把灾难说成是神在争吵、神在报复、天上的平衡被打破了,这些都让我们为某个事件赋予了意义。
随着我们的哲学和道德体系变得愈加成熟,我们开始困扰于这类解释中的逻辑矛盾:一位慈爱的神,怎么可能杀死我们当中最无辜的人呢?这时再要把火山喷发看作神明因为妻子外遇而大发脾气就不能服众了。我们转而依靠科学来解释自然世界,将这些事件放到它们的前因后果中去考察。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自然灾害看成了物理系统变化的结果。
随着我们对物理系统了解的加深,我们发现通过改进人类系统的设计,使其更好地与物理系统互动,就可以减少或者消除自然灾害的许多冲击。对泛滥平原的更好管理,能抵御强风或地震晃动的建筑,还有飓风和海啸的预警系统,都有助于保护生命并增强社区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但是因为对灾难响应的片面关注,也使我们仍偏重支持消防员的工作,而忽略了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官员的意见。不过在我看来,就连这一点都开始改变了。2005年时,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即时新闻报道强调的都是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到了2017年,对休斯敦哈维飓风的报道很快转向了休斯敦区划法的缺失以及这如何增加了破坏。
不过这些年的最大转向,还是人们超越了对于世界的狭隘观察。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球一边的一场灾难刺激了地球另一边的人民。远程通信使我们能直接体会他人的苦难,加深了我们与灾民的共情。我们的最终难题是将无论身处何方的灾民看作我们自己。在《扩大的圈层》( The Expanding Circle )一书中,哲学家辛格(Peter Singer)将人类物种的道德演化描绘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圈子,这个圈子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概念的定义。从自己到家人,再到部落和民族,最终推广至全人类,对于谁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和关怀,我们的定义始终在扩展。
2017年夏季,有三场飓风哈维、艾尔玛和玛丽亚袭击了美国。它们都是极端事件,都带来了严重后果,然而三者的影响并不相等。哈维飓风主要带来的是洪水,它在一场风暴中降下了美国前所未见的雨水,在得克萨斯的尼德兰和格罗夫斯两地水深都超过了 60英寸(约 1.5米)。遭遇破坏或摧毁的住宅远超10万座,它们大多数没有购买洪水保险。
两周后,艾尔玛飓风逼近佛罗里达。这场飓风范围极大,整个佛罗里达都遭受了暴雨和接近飓风风力的大风。当时在佛罗里达,大量信息都在敦促每一个人为严重风暴做好准备,反而没人在意风暴眼处的风力有多强大了。结果就是少数几个真的被风眼击中的地区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最终,虽然损失重大,但佛罗里达还算幸运。暴风眼绕过了西海岸,使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避开了最强的风力。佛罗里达的居民自己或许并不觉得幸运,特别是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但风暴的最终足迹,加上佛罗里达的预先规划,保证了这场风灾没有发展成一场劫难。
一周后的波多黎各就没这么幸运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巨灾重创社会的景象。虽然玛丽亚飓风在最大风速和规模上都不及艾尔玛飓风,但它的风眼却穿过了整座岛屿,使波多黎各遭受的风力远远超过佛罗里达大部分地区。由于一周前的艾尔玛飓风已经造成了损失,再加上经济艰难、设施老化,波多黎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丧失了现代社会的许多基本要素,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受灾状态竟还能持续这么长久。
人们对于 2017 年这个反常飓风季的响应让我们有了谨慎乐观的理由。当初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后,最早的报道全在责怪灾民,而对哈维飓风的报道就集中在社区是如何团结的,以及防水表面的无节制扩张是如何酿成这场灾难的了。休斯敦是一座多民族混居的城市,就像新奥尔良。显然它的救灾工作也受到了抢劫者的干扰。但这一次,关于无序状态的报道并没有成为主流。这鼓舞了我,使我产生了我们的共情圈子正在越变越大的希望。
而我之所以还要保持谨慎,是因为卡特里娜飓风时的洪水主要影响的是贫困街区,而哈维飓风则比较“平权”,将贫困和富裕街区一概淹没。当你能够将自己看作难民时,本来就容易产生共情。美国人对玛丽亚飓风和波多黎各灾情的第一反应也显示,当灾民是不说英语的美国人时,共情来得就比较慢了。
共情是一个良好开端。但是作为个人,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将共情转化为行动,即如何克服自然灾害激起的无力感。采取行动、掌握形势是化解恐惧的最佳方法。如果你已经读到了这里,那你或许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更好地抵御将来的风险。你不妨从下面几点着手:
自我教育。 每个城市或镇子都面临某种形式的自然灾害。找出你的社区面临的风险,试着理性地确定其中最重大的一种。比如,地震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会激起强烈的恐惧,但是在你的社区,或许洪水才是更加突出的威胁。查查科学家是如何量化灾害的,但也要记住他们量化的是地球会做什么,而不是地球会 对你做什么 。你可以先去看看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提供的气象灾害资料,还有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地质灾害资料。
你也很有必要衡量你的社区可能面临的实际损失。这类损失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联邦应急管理署的资料描述了针对各种灾害的减灾策略(即预防损失的途径)。你所在的地方、县或州一级的应急服务机构很可能也有你这个地区的灾害信息和减灾信息。他们建议的行动可能需要你提前花一笔钱,但你的付出几乎肯定可以让你在长期省下更多的钱。
不要以为全靠政府就行了。 要保证你的独栋、公寓或办公场所的坚固性和安全性,不能依靠政府。原因有三个:第一,政府通过建筑法规不是为了保护你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底线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草率投资,但是你不能在这个过程中造成自己或他人的死亡。第二,你的房子遵循的建筑法规是它落成时候的建筑法规。假如你拥有一座美丽的维多利亚时期住宅,那么它建成的时候是没有 任何 建筑法规的。第三,要让建筑法规生效,就得有人实施。如果建筑部门人手不足,它也无法保护你。
如果你拥有了一座建筑,你就有责任弄清它面临的风险,弄清它是不是有抵御这些风险的准备。如果你拥有的是一座大型建筑的话,你就要咨询一位地基专家或一位结构工程师,搞清楚要花多少钱来加固它。如果你是租客,那就和房东或其他租客谈谈。你可能只要付出区区500美元就可以收获满满,原本灾难中会面临的重大损失或全面损失,现在只是稍微有点破损罢了。
联系当地的领袖。 一个社区最重要的行动,许多是由当地政府采取的,就像我们在洛杉矶看到的那样。但是民选的官员只能做到他们的选民敦促的事情。如果你想要更加严格的建筑法规,保护泛滥平原,或是投资建设安全的基础设施,你就应该让自己的众议员知道。
当你这样做时,要记住预防性的行动不应该用来终止进行中的物理过程,而是要适应它。试图停止河水的流动或沉积终究会失败。现在还没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地震,将来也绝不会有。但一个城市决定将基础设施建造得尽量坚固(而不仅仅是满足现行法律的要求),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预防这个结果?”
与你的社区一起努力。 不要忘了真正受到威胁的是什么。你个人十有八九能在灾害中幸存。即便是在庞贝,也有 90%的居民成功逃脱。真正受到威胁的是社区,是整个社会。我们知道,损坏会发生在一个社会原本已经薄弱的地方。一个社区,如果人们彼此熟悉、彼此关心,就能挺过灾难。而一个社区如果内部分裂,居民的防灾观念就是采购枪支或者加固地堡,那它就危险了。正所谓怕什么就会来什么:你把邻居当作潜在的敌人对待,你就会把他逼成敌人,这么做就是在促成你社区的溃散。
当大灾尘埃落定,灾后的几个月到几年,正是衡量一个社区的品质,并验证其前途的时候。有些社区会像灾前一样繁荣,因为它们的成员会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我。斯泰因格里姆松自身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却仍将他的社区团结了起来。德卡瓦略鼓舞他的国王和臣民们重建里斯本,使他们没有被悲伤和绝望压倒。在日本,佐原真纪跳出了主妇圈子,帮助福岛的母亲们克服对于辐射的恐惧。神谷澪也抛下从前的生活,带着新家大槌町走向了居民们梦想的未来。指引我们走向恢复的,不仅仅是民选的政治领袖。
要记住,灾害不仅限于灾害发生的时刻。 要想有效地控制灾害,无论社区还是个人都必须注意三个时间段:灾害发生前,我们必须充分地建造和翻新我们的建筑,将损坏的可能降到最低。灾害发生时,我们必须有效应对,挽救生命。灾害发生后,整个社区必须团结起来,开展恢复。要明白这三个阶段同等重要。要对“准备”的定义加以扩展,不能只是 为灾害 响应做准备 。
这件事要和你的邻居朋友们一起去做。一间教堂或清真寺如果在灾前做了规划,加固了建筑,组织了信徒,那么它就可以在灾后成为整个社区恢复重建的核心。
要自己思考。 正是对既有建筑方案的过度依赖和过度信任,才使得大槌町议会在东日本地震之后仍留在海塘后面开会,最后被海啸吞没。他们没有对自己负责,而是将生命交到了不知何许人的科学家手中。其他人可以给你信息,你可以也应该尽量理解这些信息。但最终,采取行动的还得是你本人。
自然灾害正变得越来越常见。我们已经知道,海洋和大气中的热量是驱动极端风暴的基本力量,看目前的趋势,各类灾害的数量会更多且分布会更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城市正不断扩张,城市生活变得愈加复杂。城市的居民们特别仰仗复杂的供应链为他们送去食物、提供水源、治理污物和保证电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依赖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受灾的人群数量急速增长。20世纪初,只有 14%的世界人口居于城市,而今天地球上的半数人口都在城市中生活了,总数已接近40亿。这些城市许多都建在海滨,在飓风肆虐的区域,在断层附近,或者在火山脚下。
我们必须接受一点:一场灾害发生的时间肯定是随机的。我们也许永远无法预测下一次大灾会在 何时 发生。
人类会在自己的一切行为中寻找意义。表面上看,这关乎自我的保存。它鼓舞我们发现规律,并预见将来的威胁。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又揭示了我们渴望自己的行为能有好的结果。我们要明白,对意义的追寻会使我们疑惑如此这般的事件 为什么 会落到我们头上,但其实这种疑惑完全可以替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我要和邻居们一起做些什么,才能预防灾难并从灾难中恢复?”
未来大部分是不可知的。我们可以发现规律、评估可能,但时间的行进只有一个方向。我们无法知道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地球上众多城市中的哪一个会遭遇大灾。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某个地方 一定会 发生这样一次灾害。
当这样的灾害真的发生,在这样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上生活的我们都会参与救灾。当灾情从手机和电脑中传来,我们会分担灾民的痛苦。我们的心中难免涌起责备他们的冲动,会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才会遭此不幸。我们还会试着论证自己不会遭遇同样的厄运。换句话说,我们都会感受因随机性而产生的恐惧。但是我们也可以认清自己和他人的这些冲动,并主动超越它们。我们可以认清自己对灾害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我们可以抑制这些反应,并调动内心巨大的共情,唤起帮助他人的意愿。我们可以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帮助那些受灾最深的人,并预防将来灾害的破坏。自然灾害会将所有人打倒,但只要所有人团结,我们就能重新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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