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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七章 群星失谐 中国唐山,1976年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董仲舒,公元前150年

我第一次去北京是 1979年 2月,当时我的 24岁生日才过去一周。我之所以会在那年冬天来到北京,是因为上面选中了我参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中美学术交流。我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地震学研究生,因为之前在台北待了两年,我的中文也很流利。我计划研究 1975年的海城地震,那是一场 7.3级地震,中国政府宣布成功地预测了它,并拯救了数千条生命。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不太正式的目标,就是了解1976年唐山地震时发生了什么,这场地震没有被预测到,最后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真相到底是什么?地震真的可以预测吗?

地震学在日本诞生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为了监测各国对1963年禁止核试验公约的遵守情况,美国创立了世界标准地震台网,一个由全世界 120座地震台组成的系统。它的目的是确保我们可以监测到任何超过测试限额的地下核爆炸,这个限额为150千吨当量,相当于5.5级地震释放的能量。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从此会记录到世界上每一处 5.5级或更高的地震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据并非机密。各个地震学系都可以购买记载完整数据的微缩胶卷。

这个系统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从此明白,地震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一条条狭窄地带上的,我们也发现了这些地带和测深(水的深度)以及海床剩磁相关——这部分数据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勘测。这些都是20世纪60年代掀起板块构造革命、颠覆地球科学的关键知识。我们由此得知,地球的最上层岩石圈分成了几个大的板块,全世界大约有 12 个大板块。这些板块以非常缓慢的速度移动着,每年才几英寸。世界上的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交界处,源于板块之间的摩擦。

中国却是一个例外。中国周围只有两道板块边界,一道在东边,是日本附近的俯冲带;另一道在南边,是印度次大陆向北插入亚洲大陆、推高喜马拉雅山的地方。然而中国本土却受到频繁地震的困扰,加上人口稠密,许多地震的杀伤力都是史上少有的。对照板块构造模型,中国是唯一不符合模型的地方。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地方会地震?它们的板块边界又在哪里?

1975年,有两个人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提出了初步答案,他们是年轻的美国地震学家彼得·莫尔纳(Peter Molnar)和法国地质学家保罗·塔波尼耶(Paul Tapponnier)。彼得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保罗到麻省理工学院来做博士后,跟着彼得从事研究。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指出印度板块北移不仅推高了喜马拉雅山,也将中国推离了原地,把它往东边挤压。就像举起一块沉重的岩石比举起一块较轻的岩石更加费力,当山脉变得更高时,要再将它们推高所需的能量也会越来越多。你必须克服重力,将更多的岩石推到更高处。在地球历史的某个时刻,喜马拉雅山已经隆起得很高了,要继续将它推高,投入的能量还不如将构成中国的土地向东推移。于是在中印交界的地方快速形成了长长的断层,它们将西藏这片土地向上且向东推动,并推着整个中国走向了日本海。这样引起的地震大多袭击中国西部,发生在西藏、新疆和青海所在的高原。但它们同样向东扩散到了华北地区。

我在这篇论文发表后不久遇见了彼得和保罗,当时我正在申请进入研究生院。彼得参加了一支研究团队调查 1975年的海城地震,他急切地想知道那场地震是否真被预测到了,如果是真的又是怎么预测的。当他收到我给麻省理工学院发去的申请,又看到我有中文和物理学位时,他觉得机会来了。彼得告诉我,只要我接受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他就会尽一切办法送我去中国。我听后,立即撤销了对其他研究生院的申请。

当地震在1975年2月4日袭击海城时,中国仍深陷于“文化大革命”之中。1966 年 3 月,就在“文革”酝酿之时,河北省邢台市发生了一连串地震。先是一场 6.8 级地震,继而是几场 6 级的,3 周后又以一场 7.2 级地震收尾。据官方报道,这 3场地震总共造成了 8064人死亡,连大约 200英里(约322千米)之外的北京也受了损失。周恩来总理前往震中区域,他敦促地球科学家研究地震预报,使中国在将来免遭伤亡。

对于地震预报这个似乎无从下手的问题,西方人一直缺乏真正的兴趣。加州理工学院的里克特(Charles Richter)博士曾说过一句名言:“预测地震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然而杰出的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博士却另有想法,他曾经领导研究者勘探了中国的石油储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能源独立的困难,他表示了对这个地震预报项目的支持,项目很快开展起来。

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学者阅读了大量史料,编纂出了一份延绵近 4000 年的地震目录。这是一份无价的科研资源,它也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地震目录,是在中国历朝历代官员详细记载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结晶。

在研发预报项目时,中国科学家也遇到了和西方人一样的根本性难题:地震的过程似乎是完全随机的。根本就没有一个良好的理论模型可以支持他们的预测。这些科学家尝试了他们能够想到的一切方法。他们靠一张地震仪组成的网络来测量地震,并将测量结果记录在纸上天天阅读。他们还开发部署了其他仪器来测量地面的倾斜、地电(地下的电流)以及地下水成分和浊度的变化。

科学家们创立了一个数据收集项目,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他们要农民报告异常现象,尤其是地下水的变化,比如井水有没有升降、变浑或发出异味。他们也记录了动物的反常行为。科学家们还开办了另一个项目,教导人们认识地震及其自然成因。他们觉得,地震是因为政府内部阴阳失衡的迷信使中国人无法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

这些项目正好遇上了一个地震活跃时期。1966年的邢台地震只是中国东北部一连串地震的开端。1967年的河间6.3级地震和1969年的渤海7.4 级地震,都说明地震带正在朝中国东北三省(毗邻朝鲜)的方向移动。虽然大型地震多半不会这样扎堆,但历史上的地震集群,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在土耳其的那些,确实引发了进一步的破坏性地震,因此当中国的地震也连环发生时,科学家们不由紧张起来。

1971 年,中国地震局成立了。北京开办了三家研究机构(分属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生物学),各省也成立了自己的地震局。国家地震局每年召开会议,将北京的研究者和各省代表召集到一起讨论下一年应该关注哪些地区。

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省,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因为大型地震的迁徙是他们唯一确切掌握的现象,而东北三省又正好处在这条迁徙路线上。他们在辽宁安装了仪器,到1974年,官员们开始监测地倾斜和大地电流。他们果然找到了异常信号。比如,那年夏天,他们发现好几个地点的地面正向同一个方向剧烈倾斜。地震局年会上报告了作为关注焦点的这一现象。之后几年夏天也出现了同样的信号。当时,科学家既无背景数据又无必要的对照读数,他们后来才明白这种倾斜是抽取地下水灌溉造成的,并不能用来预测地震。

这张中国东北部的地图显示了1966—1976年造成显著地震的断层

到 1974—1975 年的那个冬天,地震局的科学家们已经非常紧张了。他们收集了数据,但不知道该怎样对照分析,他们知道地震正在迁徙,却猜不出发生下一场地震的会是什么地方。到1974年12月,辽宁省本溪市附近发生了一串小型地震,最后在 12 月 22 日发展成了一场 5.2 级地震。这个级别的地震可不常见,它引起了很大的担忧。在之后的两周里,当地的地震局官员发布了几次地震预报,它们的位置各不相同,但大多集中在发生 5.2级地震的地点周围。在有些地方,人们因为害怕房屋倒塌,一连几天睡在户外。当那一连串地震平息时,警报也解除了。每周的报告依旧源源不断,里面常提到动物的异常行为。但这些行为的高峰都出现在周六下午,而表扬工作人员发现此类异常的政治会议又恰好在周日上午召开,时间上未免太巧了一点。

1975年2月1日,又一串小型地震开始了。到2月4日早晨,海城附近已经在12个小时内发生了500多场地震,其中的一场4.7级地震造成了些许破坏,民间开始混乱起来。许多人不等政府的消息就自行开始撤离(1975年的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连政府本身都要依赖一个缓慢的通信系统)。位于石硼峪村的监测站正在监测这些有可能是前震的活动,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当地领导,说当晚可能有一场大规模主震。当地的电影放映员决定通宵放映露天电影,以说服人们留在户外。营口县的一名官员在地震准备中十分积极,呼吁居民正式撤离。

当 7.3 级的海城地震在 2 月 4 日终于来袭时,部分上述行动确实挽救了生命。营口县城有 7.2万名居民,虽然县城三分之二的房屋倒塌,死亡者却只有 21人。地震发生时石硼峪村正在放电影,所有去看电影的人都逃过了一劫。原本当地排练了一场音乐表演以欢迎一位到访的军队领导,但就在地震发生前的几分钟,他们取消表演,撤空了剧院。

但是这次撤离情况并不平均,省级毫无作为。和营口毗邻的海城县没有积极疏散,死的人就多了。最终的统计显示,在海城县每倒塌1000间房屋就有30人伤亡,而在营口这个数字只有11人。

然而科学家们知道,这次只是运气,因为他们观察到了大量前震。这是一次未必可以复制的成功。

一年后的1976年7月27日,一场7.8级地震击中唐山。这是一座150万人口的城市,主业是煤炭。唐山的几家煤矿雇佣了大量市民,对全中国的工业利益至关重要,它们因此一天运营3班,24小时从不间断。由于这个区域没有发现过大型断层,唐山的地震风险按理说是比较低的。城市建造时也根本没有考虑抗震问题。

但实际上,有一条断层就藏在市中心的下方。这并不是一条多大的断层,在地面上的迹象也不明显。况且当年建城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地震学家来勘察过。在动荡的 20世纪,中国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国内的地震势能做全面系统的勘察,许多断层都未被发现。就像1923年的东京,位于城市正下方的断层意味着最强烈的震撼也恰好发生在建筑最密集的地方。

这座城市毫无防备。唐山的几乎所有住宅,不是旧的砖房就是廉价的多层公寓。雪上加霜的是,地震还发生在凌晨时分,除去那些在煤矿上夜班的工人,每一个人都在岌岌可危的家里睡觉。

我家的一个朋友就出生于唐山,但 1976年时她在香港生活。她的一大家子,包括她母亲和5个兄弟,当时都在唐山。他们生活在10层楼高的新建公寓楼里。地震发生的前一天她母亲病了,因此去了同一幢楼一楼的医务室。疾病使她无法入睡,凌晨 3点 42分地震发生时她还醒着。她跑到门口想逃出去,但门卡住了,她从一扇窗户爬了出去。到了外面,她眼睁睁看着 10层的大楼整个垮塌,几乎杀死了她全家人。当地震震塌楼房时,她的两个上小学的孙女被惊醒了,她们居住的7层楼公寓径直坠到了地面。瓦砾将她们困在床上,好在她们在学校里学过如何保护头部,又知道如何在尘埃落定之后创造呼吸的空间。她们摔断了几根骨头,在两天后被奇迹般地挖了出来。当天晚上,她们在唐山的其他家人全都死了。

要估算这场地震给唐山造成的全部损失是不可能的。在震后的前几个月里,有报告说市内的一半人口,合75万人,都死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最初报告的人数是65.5万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官方将死亡人数下调到了24.2万人。人们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了。当我在1979年访问中国时,这座城市仍没有对外国人开放,曾在那里工作的人告诉我说,整座城市只剩下两座建筑扛过了地震没有倒塌。

震后的唐山,楼房几乎全倒,死者不计其数,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可能继续了。震后一连几天,幸存者都在艰难地挖掘其他幸存者。北京知道地震了——北京就在100英里(约161千米)开外,自己也受了损失。但此时的政府一片混乱。毛泽东已经生命垂危,运输和通信都中断了,几天后才调集起了救灾队伍。事实证明向灾民提供食物和水非常困难。灾民们刚刚捡回了一条命,但仍然要饿肚子。

有一群人的境况比其他人好,他们是上夜班的矿工。地震时矿井部分淹水,因为断层活动改变了地下水的流动模式。但是矿道都没有坍塌,也没有矿工死在里面。这乍一看似乎出人意料,但其实地震损坏矿道的现象是极少发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地震时地下的震动幅度只有地面的一半。震波从地下传到地表时会反弹回来,这股反弹波同样会造成震动。因此在大地表面,震动的幅度是大地内部的两倍。第二,矿道的截面往往是圆形或椭圆形,这是非常稳定的形状。

大型余震持续摇撼着这个地区。拥有 700多万人口的天津市距离唐山仅60英里(约97千米),遭受了极严重的破坏。天津市政府要求地震局派一名科学家去预测未来的余震。专家们知道这项任务在科学和政治上都很棘手,凡是有办法的人都想尽了办法不让自己中选。

最后中选的地震学家是地球物理研究所最年轻的一位研究员,她也是“文革”开始大学关闭之前最后从大学里招来的一个。我就叫她老张吧。老张每天每周向政府上交余震报告,她还要监测余震的衰减情况并预测未来的余震频率。最终,在主震过去将近一年之后,她告诉政府她觉得不会再发生6级或以上的地震了。但上面告诉她不能说“我觉得”如何如何。她必须明确表示会或不会。她选择了不会。当她在 1979 年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她说接下去的两年她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自己预测错误。

地震局的其他科学家对此事毫无避讳:他们没能预测唐山地震。这次地震没有先兆。在 1976年年初的年度预报会上,中国科学家们曾经辩论海城地震是加大还是减小了这个地区再次发生大震的危险。一个地震迁徙模式会增加地震的风险,直至模式结束,但问题是你如何知道模式什么时候结束?最后,他们将东北列为了当年可能发生地震的区域之一,但他们没有标出一个最可能的地点。

与我共事的一位地质学家(他放弃了中生代构造转攻地震研究)告诉我一个关于唐山的故事。他说,就在那次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接到了一份报告,说唐山附近有几口水井表现异常。它们出现了自流现象,即地下水位不断上涨,直到如泉水一般从井里涌出。自流可能因为好几种原因自然发生,未必是地震。但当时地震局有两位科学家本来就要出差经过唐山,于是上面吩咐他们顺路去调查一下。两人在深夜抵达唐山,他们找了一家招待所睡觉,准备第二天去调查此事。那天夜里地震震塌了招待所,两人双双遇难。我又问他,在没有地震的时候,水井自流的报告多不多见?他说那是常有的事。

一直到地震过去两个月,政界和科学界才算真正行动了起来。对于再来一场地震的恐慌席卷了全国。半数省份的地震局都发布了地震预报,就像之前在海城一样,有更多人自行决定待在户外。我的同事们说,在 1976年 8月,在外头睡觉的人可能有 5亿之多。8月 16日,四川的山区发生了一场 7.2 级地震,这个中国最大的省份有近 1 亿人口,地震发生时大部分人已经搬到了室外。对那些生活在震中区域的一小部分四川人来说,这一举动或许救了他们的命。但是这场地震激起了更大的恐惧和忐忑。

1979 年我在北京时,整个北京只有 35 名外国人,我是第一个科学家。我并不能完全自由地与中国人交谈,但是在许多场合,比如在居民区、饭店和出租车里,当地人还是会和我谈论我地震学家的工作。

从中国回来时,我对地震预报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我完成了一项对于海城前震的物理学研究,指出这些前震其实延缓了主震的发生。(这使我们想到了或许可以寻找一个判别前震的因素,由此将前震和其他地震区分开来,但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明白了一点:地震预报的本质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至少不 仅仅 是个科学问题。

当我在讨论灾害发生时间的天然随机性时,我要声明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一场地震引发另一场地震的时间。100多年前,大森房吉首次对这个问题做了定量研究。但我们发现,地球自身并没有明确定义一次余震应该是什么样的。绝大多数情况是余震的规模小于主震。但是概率分布有其极端情况,有5%的时候,余震反而比主震要大。同样地,虽然大多数余震都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近主震,但有时我们也会看见漫长的地震集群,其中包含许多大型地震,就像中国东北部的那些。

当年我去北京的时候,这些观点还没有完全成形。对于地震预报,中国科学家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在中国农村,低下的建筑质量提高了预报地震的效益,农耕经济也降低了错误预报的成本,这时猜测就有其价值了。而在美国,死于地震的人数远不及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疏散人群也将产生无法承受的经济成本,而且因为有自由媒体浓缩民意,错误预报还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同样的信息发布是无法付诸实践的。

在之后 1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尝试对一场地震引发另一场地震的概率开展了定量研究。我当时认为,只要我们尽责地收集分析地震学信息,并将其转化成概率,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概率交给政策制定者和应急管理者,再由他们结合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考量,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现在我知道这个想法太天真了,谁也不可能仅凭概率就做出决策。25年之后,我更加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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