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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审判灾难 意大利拉奎拉,2009年

预测地震的人不是骗子就是傻子。

——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Richter)

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研究生时,报纸上一篇写地震预测的文章曾经引用了我的话,那和我在中国的研究有关。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一个男人从苏格兰写来的信件,声称他不仅能预测地震,还能预测“火山、飓风、风暴、火灾、谋杀、心脏病、强奸及其他自然灾害”。谁会把谋杀和强奸当成自然灾害呢?他的来信有4页,字号和行距都很小,密密麻麻地解说了他对世界的扭曲看法。我震惊地读完了来信。一位年长的地震学者对我说:“欢迎进入地震学的世界。开始建立你自己的疯子档案吧。”

任何一个在公众面前露过脸的地震学家都会定期收到这类信件,频率之高令人沮丧。我后来又曾接受过许多这样的信件和电话,对方自称用各种方法预测了地震,包括数术、月相、勘水法(一种已被揭穿的寻找地下水库的方法)、对《圣经》的创造性解读,甚至他们自己身体上的不适。比如,有一名女士定期致电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帕萨迪纳办公室,她每次头疼时就预测旧金山要地震,腹泻时就预测洛杉矶要地震。(作为第四代洛杉矶人,我觉得这是对我家乡的侮辱。)还有一位女士每天早晨会出门画下蛞蝓在她家车道上留下的痕迹,由此预测与痕迹相似的海岸线上会发生地震。有那么几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这些图形的传真。

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人类蔑视随机性,常常会挖空心思归纳可以预测的规律。大多数人不会简单地把《圣经》往楼梯下一扔,并根据它翻开的页码来做出迷信的预测。但是大多数遭遇地震的文化都创造出了“地震天气”的神话。我母亲经历过 1933年的长滩地震,在她看来,雾天就是地震天气,因为长滩地震正好发生在多雾的三月。还有些人经历的第一场重要地震是1987年的惠蒂尔峡谷地震,在他们看来,那一天炎热的圣塔安娜风就是地震天气,但其实那种风在十月份很常见。在地震的创伤使我们注意到当天的天气之后,我们内心对于规律的渴求,加上我们的证真偏差,都会驱使我们留意符合规律的日子,淡忘不符合的日子。

不过那些给我们打电话预测地震的人,在数量上还是比不上另一群人:那群人相信我们知道地震会在何时发生,只是不愿公布这个信息。他们宁愿相信是我在说谎,也不肯接受地震的时间是无法预测的。有一名妇女写信给我说:“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下一次地震会是什么时候,但你至少可以透露你的孩子什么时候会出城去走亲戚吧?”

几千年来,意大利人一直在尝试预测地震。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就以书面形式提出了最早的地震天气理论之一。“我确信刮风是地震的原因,因为当海洋平和、天气宁静、就连鸟儿都无法飞行时,大地从不震动……地震也不会在狂风停止后发生。”他还指出,地震在意大利的山区尤其常见:“我在研究中发现,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经常地震。”

虽然老普林尼对地震时间的预测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他对地震空间分布的观点却被证明是相当可取的。亚平宁山脉确实是意大利地震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地震风险地图上,意大利这只靴子的背面正是风险最高的地带,原因是这片地带复杂的板块构造排列。如果将眼光放大就会发现,非洲板块在向北冲撞欧亚板块,庞贝火山就是这样爆发的。这个局面因为微板块(microplates)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它们会在板块交界处的周围互相推挤。亚得里亚板块就是亚得里亚海下方的一个微板块,它位于意大利东面,移动的方向和非洲板块及欧亚板块似乎都没有关系。具体来说,亚得里亚板块的一部分俯冲到了意大利下方,由此形成了纵贯全国的亚平宁山脉。

和其他容易地震的区域相比,亚平宁山脉的地震特别喜欢扎堆。我们在前面看到,在20世纪初地震学刚刚诞生的时候,大森房吉曾用一个公式描述了一场地震是如何引发另一场的。虽然一切地震的背后都有相同的原理,但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地震,这个公式的参数却各不相同。比如,某场 7级地震可能会引发一串小型余震,其中只有一两场达到 5级(如1989年旧金山附近的洛马·普列塔地震);而另一场7级地震可能会引发数百场5级余震。它也可能引发一场更大的地震,比如,2011年日本北部外海的一场 7.2级地震,就在两天之后引发了一场 9级大地震。虽然单次地震难以预测,但我们确实可以在这些差异当中找到一些地区特色。比如,亚平宁山脉就是小型地震经常集群发生的区域之一。不过,这些小震中偶尔也会出现一次破坏较强的 大震 。这样的集群可能持续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最后来一次大震——也可能没有大震,径直结束。

这类地震集群给想要谈论风险的地震学家们出了一道大难题。位于罗马的国家地球物理及火山学研究所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意大利的这些地震集群中,有大约 2%包含了一次大型地震。也就是说,每当一次地震集群开始,就有约2%的概率会发生一次破坏性大地震。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意味着有98%的概率 不会 出现破坏性大地震。尽管如此,这仍代表了风险的显著升高。想想其中的区别吧:在某个地区,破坏性大地震每几百年才会发生一次。也就是在任何一个月里,只有 10 000分之一的概率会发生大地震。但如果这时出现了地震集群且其中有50分之一的概率发生大地震,那么大地震的风险就增加了200倍。

这幅意大利地图显示了构造板块的边界和拉奎拉地震的地点

不过再怎么增加也只有50分之一。也就是50次地震集群发生,其中的49次都会平安无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告知公众呢?是说大地震的风险增加了200倍,还是说有98%的概率不会发生大地震?

地震学家和地震预测之间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找规律做预测的冲动是印刻在每一个科学家的DNA里的,然而地震预测却始终显得近在眼前而又无法把握。20世纪初,地震学家开始编制地震目录,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有意义的规律。伍德(Harry Wood)是地震学早期的一位巨匠,他在1921年撰写了一份申请,建议在南加州安装第一批地震仪,理由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小型地震在哪里发生,或许就能运用这条信息来推测大型地震的方位了。事实证明,这个观点只有部分正确——有些小型地震发生在主断层附近,但圣安德烈斯断层却始终平静,只在大地震时才会断裂。除了地点,小型地震也无法对大型地震的 时间 提供任何清晰的线索,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大森房吉在 1891 年描述的那个基本的余震激发模式。与希望相伴而生的是劣质的科学,甚至是借地震预测的名义犯下的欺诈行为。更不用说那些自诩预测者的人寄来的源源不绝又毫无希望的信件了。我们已经明白了要非常怀疑地对待这类预测。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收集了第一批数据,并看清其中并无规律之后,多数科学家都转而思考起了 为什么 会发生地震的问题。但是在海城地震之后,情况又起了变化。海城地震中,本来绝不可能幸存的人们却幸存了下来,说明中国的科学家肯定 做对 了什么。美国、日本和苏联都重启了正规的政府项目,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地震预测的问题。

海城地震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部分预测方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别处,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这样的假设展开的:要让一场大型地震发生,断层沿线上就必须积累应力,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找应力增加的证据。研究者在断层沿线安装了应变仪,用来直接测量地面的形变。中国的研究者还分析了地下水化学构成的变化。这在物理上也是说得通的:如果岩石在巨大的应力下开始碎裂,它们就会向水中释放气体,由此对水的成分造成显著变化。岩石的碎裂还会改变周围岩石的导电性。加州甚至还仿照中国的公民科学开展了一项对照实验,一举验证了动物能否先于人类感知地震的假说。实验招募了生活在圣安德烈断层中部、常常遭遇5级地震的农场主,并要他们报告自家动物的行为。他们至少每周要出一份报告,并且不许在地震发生 之后 再反过来报告动物在地震之前的行为。(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已经知道地震的情况下写出不客观的报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研究大多无果而终。应变仪确实记录到了变化,但分析显示它们反映的不是地震应力,而是当加州的气候在干旱和洪水之间摇摆时地下水位的变化。对水中化学成分的研究同样让人失望。曾经人们寄希望于地下水中的氡气可以作为有用的指标。氡是放射性衰变中产生的元素,尤其是在花岗岩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水中氡元素的增加是地面开裂(亦即地震活动)的结果。然而冰岛的一项详细研究却有力地证明了在火山喷发之前氡的含量不会变化(地震的岩石应力不及火山,就更不会变化了)。至于动物,不,它们同样不能预报地震。对照研究显示,动物在地震前的反常行为报告并不比其他时候更多。精明的年轻科学家们心中有数了:为了事业,最好还是研究更可能成功的课题吧。于是在经过20年的专注研究之后,对地震预报的兴趣又再次消失了。

地震的性质决定了你似乎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找准规律,但最终你的预测还是会彻底失败。毕竟地震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就算随机猜测也很容易猜对。每隔8小时,地球上的某处就会发生一场5级地震。如果你宣布“明天将发生一场5级地震”却不说明地点,那么你很有可能说对。

有些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诈骗。我记得在 1994 年时听过一则新闻:有一名男子给洛杉矶的一家公司发了一份电报,预测下周会发生一场6 级以上地震。后来洛杉矶北岭果然发生地震,造成了 400 亿美元的损失,公司被男子折服了。他们想接着听取他的建议,于是花钱购买了他的地震预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男子每周都会换一家公司发送同样的电报,然后等待随机发生的地震来应验他的预测。

更具潜在危险性的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能力。试想你是一名科学家,预测了某时某地会发生一场5级地震。根据随机概率,地震确实可能发生。就说这概率是 5%吧。接着在你预测的时空范围内,发生了一场4.7级的地震。看来你已经说得挺准了,是吧?应该可以宣布自己成功了吧?但实际上,在这个时空范围内发生4.7级地震的随机概率不是5%,而是翻倍的 10%。你是在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更改“成功预测”的定义,这使你的预测价值大打折扣。如果你再对地震的时间和地点放宽一点标准,那么即使出于好意的预测也会失去意义。

许多研究者都曾掉入这个陷阱,直到被统计学家阻止。多数地震学家现在坚信,即使是一次看似成功的预测也未必真的成功。一个成功的预测方法,必须在多次地震中显示其预测效度,并且其准确性要明显高于随机概率。几十年来,我们已经遭遇了太多次虚假警报,因此这样的要求一点不算过分。如果不这样要求,我们的证真偏差就会接着愚弄我们,让我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地震的规律,但实际上,我们做的无异于在随机排列的恒星中臆想出星座。

2009 年 1 月,意大利古城拉奎拉附近开始了一连串地震。拉奎拉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建于中世纪,它的四周环绕城墙,以保护其中 99个村庄组成的联盟。腓特烈二世的目的既是保护这些村庄,也是保护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抵御教皇不断壮大的政治力量。“拉奎拉”正是因此得名,它的意思是“老鹰”。几百年来,拉奎拉一直是这个地区的运输、商贸和通信中心,到今天它仍是阿布鲁佐大区的首府。拉奎拉坐落于亚平宁山脉高处,海拔 2800英尺(约 853米),是 7万多人的家园。据史料记载,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地震,其中死伤惨重的几次有 1349 年(800 人遇难)、1703 年(3000 人遇难)和 1786 年(6000 人遇难)。

2009 年的这一串地震从 1 月持续到了二三月,好几次有明显震感。联想到历史上的那些地震,城里的居民们开始紧张起来。在 2009年的前几个月里,光是学校就被疏散了好几次。

这时朱利亚尼(Giampaolo Giuliani)登场了,他是拉奎拉的居民,在国家核物理研究所下属的格兰萨索国家实验室做技术员。朱利亚尼操作的机器专门检测放射性气体,到 2009年年初时,他已经研究了近 10年的地震模式及其与氡元素的关系了。新发的这一串地震给了他验证观点的机会。2009年2月,他根据对氡气的测量提出了一组预测,他把预测结果交给媒体,引发了各种报道。但他始终没有将这些结果写下来上交当局,因此我们也不清楚他 到底 预测了些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有媒体报道。

得知这些预测之后,供职于官方地震研究中心国家地球物理及火山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布了几条公告,表达了他们对那个地区地震情况的了解:这些集群地震是常见现象,可靠的地震预报仍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风险还很低。虽然这些公告内容正确,但它们丝毫没有缓和公众的焦虑。到3月中旬,地震仍未平息,意大利语博客“民主妇女”(Donne Democratiche)询问了朱利亚尼对持续地震活动的看法。这次朱利亚尼说,地震集群是本地区的“正常现象”,并非大型地震的先兆,它们到3月底就会平息的。

但是 3 月 30 日,这一连串地震中最大的一次袭击了拉奎拉市,震级4.1级。朱利亚尼见状又做了一次预测。他告诉距拉奎拉东南35英里(约56千米)的苏尔莫纳市的市长,说要准备在6—24小时内迎接一次破坏性地震。市长信了他的话。装着扩音器的卡车在城里行驶,用广播提醒居民,催促他们逃跑。许多人抛下家园逃命,然而地震并没有来。

就这样,朱利亚尼的明确预测至少有两次没有应验。与此同时,居民们仍频频体验到震感,媒体也仍在询问他的意见。意大利政府努力想叫他闭嘴。当局告诉朱利亚尼,他是在毫无必要地吓唬居民。但是尽管他之前有过两次失误,仍有不少居民相信他的预测。

政府必须编出一条和朱利亚尼的一样有说服力的信息。这个任务落在了国家大型风险预测及预防委员会的肩上,那是负责沟通国家民防局(在美国它叫应急服务机构)和科学界的正规政府组织。这个委员会由地震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每年在罗马集会一次,回顾研究及监测活动,它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临时召集,以评估迫在眉睫的风险。

3月30日,周六,政府反常地在拉奎拉召集了大型风险委员会的特别会议,时长只有一个小时。那次会议的唯一一份纪要是在一个月后编写的,并不能算可靠的信源。我们只知道,当局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提出一个安抚群众的说法。当时,国家民防局局长贝尔托拉索(Guido Bertolaso)的电话正因为另一项调查而受到监听,他在会议召开前就曾这么说过。尤其是他要专家们告诉公众:“发生100次4级轻震要比一片寂静好,因为100次轻震会释放掉能量,这样就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强震了。”

会议结束后,6名与会科学家马上离开了。随后,国家民防局的副局长德贝尔纳迪尼斯(Bernardo De Bernardinis)就这次会议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重复了贝尔托拉索局长在电话中对于集群地震益处的主张。他说:“科学界告诉我们没有危险。因为能量在持续释放之中。形势看来对我们有利。”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时,他说是的,大家应该放松下来,喝一杯酒。

但是德贝尔纳迪尼斯和贝尔托拉索用来安抚民众的理论基础,即小型地震频发会降低大型地震的风险,是明显错误的。这个说法里有点民间智慧的影子,也常常有人拿这个来问我,但它只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确实,大地震会释放比小型地震更多的能量。根据那个说法,如果发生了许多次小型地震,那不就是把积累的能量都释放掉了吗?这虽然在直觉上有点道理,却违背了我们在地震中观察到的一个最稳定的特征——里克特(Charlie Richter)在他计算震级的第一组地震中就发现了它,我们在每一次的余震序列中也看到了它,全世界任何一个区域的地震集群中都体现了它。这个特征就是: 小型地震和大型地震的相对数 量是恒定的 。小型地震越多,大型地震也 越多 。数学家把这称为“自相似分布”。

结合里克特震级,这意味着每发生 1次 3级地震,就大约会发生 10次2级地震。如果发生一次 6级地震,就大约会发生 10次 5级地震、100次 4级地震和 1000次 3级地震。当然,实际数字会有微小的变化。但这个分布在地震学中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了。没有一个地震学家会告诉你说,发生了许多次小型地震就会 降低 大型地震的可能性。

既然如此,那些民防官员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我们从贝尔托拉索的谈话录音中得知,他在举行会议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说法。保护公众是这些民防官员的职责。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科学家参与,似乎也没有邀请他们参与。有一位科学家说,他是回到罗马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次发布会的。可是,地震学家们为什么不在会后发声,指出他们的代言人说错了呢?

一周之后,4 月 5 日圣枝主日的深夜,一场 3.9 级地震袭击了拉奎拉市。48岁的外科医生文维托里尼(Vincenzo Vittorini)是拉奎拉市民,他后来向《自然》( Nature )杂志述说了自己的反应。“我父亲很怕地震,”他回忆道,“每当大地震动,只要稍有震动,他就会把我们集合起来带到屋子外面。我们会步行到附近的一处露天广场,到了晚上我们兄弟四人和母亲就睡在车里。”维托里尼说,当一周前的4.1级地震袭击拉奎拉时,他那位被吓坏了的妻子叫醒了他,他立刻照父亲的做法叫她去外面去躲了一阵。但这一次,他又想起了那个新闻发布会,他记得当局宣布大地震的可能性很低,过去一周全城都在讨论此事。他和妻子、女儿辩论起了应该如何行动,最终他说服了她们待在家里。

4 月 6 日凌晨 3 点 32 分,当三人一齐躺在主卧室的大床上几小时后,大地震发生了,这场6.3级地震撕裂了拉奎拉。这个震级虽然比不上太平洋沿岸的那些强震,但是在一条断层的正上方发生这样规模的地震,冲击是极大的。基本上市内的 每座 建筑都遭到了破坏,总共有2万座房屋被彻底摧毁。位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是在 1703年的地震后重建的,这一次地震使之毁灭了大半。(震后的数年它一直对外封锁,因为过于危险而不准进入。)就连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岁月中竖立的现代房屋也未能幸免,它们大多是在抗震规范提出前设计的,许多在建材和建造质量方面都不合格。拉奎拉大学的宿舍楼倒塌,压死了学生。地震造成6万多人无家可归。政府建起难民中心,用帐篷容纳了4万人。[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完全没有尽到安抚民心的职责,他竟说公民们应该感谢政府出钱给他们住宿,他们应该把这当成是在海滩上度假。]

维托里尼医生描述,地震时人仿佛置身于一台巨型搅拌机中。他居住的公寓楼建于1962年,在地震中整个倒塌。他的公寓位于三层,地震后离地面仅数英尺。他在 6 小时后被人拖出了废墟,幸存下来。他的妻子和9岁的女儿死了,这场毁灭中连她们共有309人遇难。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每一场灾难都会激发怪罪他人的冲动。拉奎拉的受难市民们很快把矛头指向了当局及其毫无根据的安民告示。面对民意,政府在地震后短短几周召集了一个“地震预报民防国际委员会”。他们从 9个国家请来了 10位地震学的一线专家,分别代表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希腊、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委员会由乔丹(Thomas Jordan)博士任主席,他之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地球科学系做主任,获邀时是南加州地震中心的主任。他和另几位专家对世界范围的地震预测开展了一番综合评估,确认了地震预测是不可能的。他们在震后几个月发布的结论认为,科学界不仅要自主地开展研究,还要自主地和公众开展有效的沟通。

虽然为拉奎拉的毁灭“定责”一事有了一些进展,但事实证明这还不够。地震发生后的 17 个月,科学家和民防官员们遭到了更具体的指责。2011年9月,阿布鲁佐大区检察官对民防局副局长德贝尔纳迪尼斯以及6名地震学家和工程师提起诉讼,这些人都参加了 3月 30日的那次性命攸关的会议,起诉的罪名是,他们用虚假信息麻痹民众,从而过失致人死亡。

好几个国际科学组织愤而回应。美国科学促进会、国际地质和地球科学联合会、美国地震学会等向意大利联名致信,谴责这场诉讼是对科学的攻击。

拉奎拉地震绝不代表科学的失误。它代表的失误是科学家未能向大众传达数据的细微差别。在悲剧面前,我们总会问道:“当初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在拉奎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委员会主席乔丹博士指出:“因为朱利亚尼先前预测的干扰,当局没有向民众强调危险正在增加。他们也没有认真建议拉奎拉市民采取措施防范地震危机。他们被迫回答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会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吗?’他们说了不会,这是一个非常明白但不正确的说法。”

大区检察官的指控依据的是维托里尼医生这样的市民的证词。另一名受害者科拉(Maurizio Cora)说他在3月30日的4.1级地震之后曾把家人带去一片开阔的广场,但是因为政府的保证,他们在4月5日晚那场3.9级的地震之后待在了家中。后来他家的公寓楼倒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

他们的证词扣人心弦,检方胜利了。7 名被告罪名成立,被判入狱 6年。在接下来的3年里,官司又打到了两个上诉法庭。最初的法官裁定,几名专家只开展了“粗浅、大概、笼统的”风险分析,因此没有尽到他们在风险委员会中的职责。后来一个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一裁定,根据的是委员会成员所做分析的具体内容。成员们当时认为,没有理由相信多次小型地震会造成大震风险的显著变化,上诉法庭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科学主张(虽然在学科内部并非公论)。在之后的第二次上诉中,检方又提出科学家们未能驳斥副局长德贝尔纳迪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扬的“能量释放有利论”,因而有罪。最终,法院裁定责任只在德贝尔纳迪尼斯一人。他被判决有罪,但刑期减到了两年,科学家们全部被宣布无罪。

虽然这样的诉讼非常罕见,但意大利科学家的困境却并不少有。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加州面临过类似的处境。在拉奎拉地震前3个星期,距圣安德烈断层南端只有 3 英里(约 4.8 千米)的地方发生了一场 4.8 级地震。这个位置很令人警惕,因为一场地震很容易引发附近的其他地震。如果像这个例子一样,在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很长的断层,那么接着引发一场 强 烈 地震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在这之前大约 20年,我曾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一位同行阿格纽(Duncan Agnew)合作,提出了一套估算这类风险增加值的方法论。我们预计,像我们在 2009年 3月经历的那场地震一样,接下去的3天内圣安德烈斯断层上发生一场大地震(至少7级)的概率达1%—5%。

在加州,和意大利的风险委员会相对应的是“加州地震预报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地震评估委”)。我当时就是地震评估委的成员。那次4.8级地震之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召集了一次电话会议。我们用两个小时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在地震发生之后才几个小时,我们的一页长的关注声明就交到了州政府的手里。我们在声明中指出,发生大震的绝对风险很低,但仍比长期风险高出了几百倍。我们还准备了一份公告,列出了南加州居民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比如检查他们的供水设施。剩下的就是让州政府替我们发布公告了。

这个流程是加州的科学家和州长紧急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州长紧急办”)之间一项协议的结果,这项协议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代晚期。由于州长紧急办必须承担这类公告的后果,他们自然希望能提前看到公告的内容,然后再向民众发布。于是地震台网、地震评估委和州长紧急办就共同制定了这么一套流程:先由地震台网加工信息,确定当前的情况,然后由地震评估委撰写一份风险评估,最后再由州长紧急办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消息。为防止科学家亲自发布信息,州长紧急办承诺在收到此类信息后的30分钟之内一定向外公布。

这项协议是在1986—1994年敲定的。这段时间里加州发生了大量地震,我们也因此有了许多机会验证某种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但到 2009年时,加州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其间,几乎没发生过大型地震。州长换了一届又一届,从前的官员、科学家和技术员纷纷退休,旧日的关系也不复存在了。2009 年 3 月,当我们地震评估委的几个人向州长紧急办发送公告时,大多数接收者都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类报告。

接着就没有了回音。公告没有对外发布。等待几个小时之后,地震台网和地震评估委的科学家们开始坐不住了。又等了几个小时,回音终于来了:州长紧急办决定不向外发布消息。

我们争论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一次地震之后再来一次的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降低,余震的风险也是如此,因此,当我们得知州长紧急办并未发布我们的公告时,至少有一半的额外风险已经消失了。除了州长紧急办,作为联邦机构的美国地质勘探局也可以独立发布公报,但现有的机制不允许我们和他们接洽,我们向来是只通过州长紧急办发布信息的。总之,那一次到最后公告也没有发布出来,但是众所周知,那一次在圣安德烈斯断层沿线也没有发生地震。

当短短几周之后,地震袭击拉奎拉并连累那里的科学家被告上法庭时,我和乔丹博士(加州和拉奎拉的两次地震中都有他的身影,因为他既是地震预报国际委员会的主任,又是地震评估委的成员)都意识到我们侥幸逃过了一劫。如果圣安德烈斯断层上真的引发了地震,又如果公众知道了(肯定是瞒不住的)科学家曾经预测它有5%的发生可能(我们说的是1%—5%的可能,但我们的话肯定会被掐头去尾),并且预测了还 不 告诉公众,那我们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且一点都不冤枉。

科学成立的前提是科学从业者可以自由地为相互对立的观点辩护。卷入拉奎拉诉讼的那些意大利科学家,许多可能再也不会对地质风险发表意见了,他们的顾虑也很好理解。但是,因为担心信息遭到误解,或更进一步,担心被公众操弄而隐瞒这些信息,那是会损害公众利益的。灾难发生之后会留下一片信息的真空。要是科学家不去填补这片真空,别人就会补上。拉奎拉的事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局面的危险。

科学家的劳作环境非同一般,在那里冲突和争论都是常态,普通人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专门的知识方能进入这个环境。当我们觉得外行人无法理解我们表达的内容时,我们就很容易认为责任在于 他们 ,而不是反省自己没能有效地对外沟通。

科学研究大多是在大学和政府实验室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奖励突破,而所谓突破就是把一流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一旦你耗费时间将科研成果翻译成大众可以读懂的文字,用研究来促进事业发展的时间就少了。而另一边是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师、工程师和公共设施管理者,他们的责任是遵照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展工作。比如,建设更加安全的城市,治理生态系统,保护我们的重要管线和运输系统,等等。但他们并没有经费来将我们的研究转化成实际应用。科学事业已经在科学家和科研理应造福的大众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说到底,我们仍需要地震学家来研究地震的发生机制。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不知道是什么使得 1 级地震只会沿断层滑移几码就停下,而 7级地震要滑移 100英里(约 161千米)。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地球内部的某个东西,是在地震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的;抑或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取决于地震沿断层运动时撞见了什么(或没有撞见什么)。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做出人们渴望的那种预测了。

眼下,我们已经找到了地震这幅拼图中非随机的一块——我们对前震、余震以及地震的触发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必须将这些信息尽可能清晰地向公众传达。我们要相信公众可以掌握好这些信息。科学家生怕自己被误解而不愿多说,这使得太多普通人被蒙在了鼓里,无法运用我们的洞见帮助他们自己。只有将研究成果传播出去,科学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现在我只能说:今天加州 会 发生一场地震,而且每天都会发生。至于它有多大,那就谁也说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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