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抚按为国荐贤,转而造成“私谢”成风。明代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外服”,考核地方有司。诸多史料记载揭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套廉访官评体制显已“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则限于巡按的个人品格,即“柔懦者或失之姑息,刚毅者或过于勇猛”;一则失于廉访的公允,即“徇私昧是非之公,偏听失举措之当”。尤其是在“三途并用”转而变为独重进士之后,御史按行天下,考察地方官员,不再论官之贤否,一概只问官员的出身。如果是进士出身,即使不肖,也“改容而礼貌之”,甚至“列状而荐举之”;反之,若非进士出身,即使是贤者,也不“改容而礼貌之”,更不会“列状而荐举之”。“私谢”渗入访察体制之后,抚按对地方官的举劾就更无公平可言。据明末曾任河南巡按御史的吴甡记载,当时地方官场已经形成如下一种惯例:凡是被巡按荐举的文武官员,多会派遣使者,“赍礼币报谢”。为国荐贤之大典,转而变为巡按谋取私利之具。由此而来者,则是负有“澄清一方”之责的巡按御史,转而贪婪成风。据史可法的揭示,明末巡按御史的贪婪几已成风。一方面,当巡按出行之日,地方有司为了取媚于巡按,每五日就罗列珍错异味,称之为“小送”;另一方面,巡按所处理之讼牍访案,只是追求“坐赃”,其中的科罚动以“千百计”。除此之外,巡按任满报命,通常又会借向京官馈赠之名,“檄取盈橐归耳”。巡按巡行郡国,原本应该令贪墨之吏“望风解绶”。一旦作为察吏之人的巡按自己陷于贪墨,那么正如明末大儒刘宗周所言:“以墨治墨,将何令之从?”其结果是,巡按反而成为“生民遗厉”,甚至成为“天下毒”。
在明清地方访察体制中,除廉访官评之外,尚有访拿奸宄一项。两者相合,构成一套完整的访察体制。在明代,巡按御史巡访一地,其基本的职责,大抵有审录、拿访等项。在清代,上司官员到任地方之后,“例拿访犯,以除民害”。
这在明清两代地方大吏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普遍的实施。如明崇祯八年(1635),南直隶巡按御史下发“宪牌”,要求所属官员,“博访利弊,以安地方,以维风化”,这就是所谓“宪示”。可见,巡按要博访的内容,涉及地方“利弊”与“风化”两项。当时太和县知县吴世济接到这一“宪示”之后,随即“逐款详查登答,以备采择施行”。其中“利弊”之“弊”,即包括地方上的巨奸大恶。清雍正二年(1724),田文镜任河南巡抚时,就曾发牌给所属司道、府州县官吏,借此咨访地方利弊,其中有云:“凡田粮、水利、盐法、驿站、税课以及深山穷谷、冲僻紧要去处应设防卫并势恶土豪盘踞吞占、诡计包揽、大为民害等事,耆老商榷停妥,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备晰分别,应详者明白详报,应禀者密封投送,以凭参酌具奏。”
明代设置巡按御史,其目的在于“察吏安民”,所以通常将“访拿土豪、衙蠹”,载入巡按的敕书中。所谓“访拿土豪、衙蠹”,其实就是“访犯之拿”。究其本意,是指对地方上的巨奸大恶,府县官员难以惩治,必须借助“廌斧以除民害”,亦即借助巡按的特殊权力以除去民害。入清以后,巡按御史已停止派遣,地方职责多由总督、巡抚承担,但总督、巡抚同样不乏“访拿土豪、衙蠹”之举。换言之,清代的总督、巡抚大抵继承了明代巡按的部分职掌。
除恶安良,必先剔蠹。蠹之术不一,而蠹之害无穷。上而司道,次而府厅,下而州县,无不有蠹。尤其是衙蠹,一旦被上司访拿之后,即使另用一班衙役,“非是同伙,即是后进,援引结连,狼狈作恶,官府尚不能出其圈套”,仍然可以把持衙门,危害地方。所以,清代的总督在上任之后,就以访拿奸宄为先务。康熙初年,刘兆麒出任闽浙总督后,就有“访拿衙蠹”一示,牌行闽、浙两省按察司及各府州,要求他们照牌访拿衙蠹,“速将本衙门奸恶蠹役密访真实款迹,具揭呈报,以凭拿究”。州县官奉上司之命,通常也会颁发告示,博采良谟,以“去蠹为先”。如清代知县刘衡有《博采良谟告示》,明确规定:治内绅士耆民,只要知晓“谁为教唆词讼之人,及有无拜会结盟、容留啯匪、窝贼、开赌,横行乡里,为民害者”,都可以呈递密函,加以告发。知县为地方求治起见,虚衷博采,爱憎取舍,绝不徇一己之私,允许绅士耆民直言无隐。为了保护告发者,以免这些“棍等”挟嫌报复,知县通常采用“密延入署”之法,在询问明确之后,立即“密拿讯办”。
在明清地方司法事务及其实践中,犯人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访犯”,大致为上司衙门密访而后“行牌坐名擒拿”的犯人;另一类是“恶犯”,大致为本地人民“公举列款首告,害证众多”的犯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犯人,地方官采取不同的应对及处理之法。
就“访犯”而论,地方官在接到上司拿访之令后,首先应该区别访犯的真假。所谓“访犯”,除去真正的巨恶之外,有些“每有仇口播弄,事属风闻,实非巨恶”,有些则为“良善而负以恶名”。若果系无辜,必须“先具密禀”,或者“亲见而禀”,替犯人辩白诬枉,让上司“收回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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