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州县以上官员的考察,由巡抚、巡按负责。至于州县衙门中的杂职官员,他们的官评则由州县正官负责开报。清初人郑端在《政学录》中有云:“州县官开报杂职官评,不但事实考语多所混淆,即年貌一节,亦有注不肖似者。故凡遇杂职来见,即刻在所递脚色内注定年貌,务要逼肖。途中迎接,递手本时,即问以数语,或问以一二事,细观其人之小心能干与否,亦可得其大概,随将年貌、才品笔注手本上,候到署,即载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细访,如此则人人不差。”从这则记载大抵可以读出以下两层意思:一是州县杂职官员官评的开报,大多通过“细访”,这是访察之职向州县衙门的延伸;二是访察所得州县杂职官员的官评,通常“载之底本”中。
这就需要对廉访官评时的“底本”稍加分析,以期对访察体制有更深的了解。廉访官评,通常采用“无所不问”之法,亦即博采众闻,举凡“近而乡绅,远而过客,下而百姓,又下而衙役隶卒”,均是“可访之人,可问之处”。访问之时,不可偏听偏信。譬如,只问百姓,或许会出自仇人之口;只问衙役,或许是“私谮”之语;只问乡绅,或许其人非端人正士。所以,必须“兼听而遍访之”。从明人佘自强的记载中可知,衙门的箧笥中,大多置有官评底本。从知府而下之官,通常是每人“二叶”,小官则各为“半叶”。官员日常所行,“有好事即注之,有错事亦注之”。这些官评底本,所载的尽是“新闻”,则是日访月积的结果。至于新闻的来源,有些得自招详,有些得自宾客、士绅之言,有些则得自百姓舆隶之口。
入清以后,察吏八条准则的确立,使地方访察制度渐趋完善。如清人程含章撰有《八条察吏》,以此八条作为举劾地方官员的准则。具体而言,分别为:儒吏,定当破格保举;循吏,则从优保举;能吏,亦从优保举;官吏有一长可取,则随事保举;昏庸之吏,立予参革;荒淫之吏,立予参革;恶劣之吏,立予参革;贪酷之吏,立予参革治罪。
值得指出的是,从地方廉访官评的政治实践来看,自实施之初即并非完全达臻实效。以巡按御史访察地方官员为例,早在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曾对吏部尚书蹇义说过一番话,从中不难发现下面一个事实,即御史到了府县之后,所谓访察地方利病,不过是坐在公馆中,召见秀才与在官府服役的皂隶并加以询问,并非亲自深入民间暗访。如此之举,若是真的属实,那么很难使廉访得实。随之滋生出诸多弊端,影响地方官员考评的公正性。举其大者,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巡抚、巡按攫取地方监司官之权。明洪武年间,确立了一条自下而上的地方治理准则,即“县自清里甲,州清县,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属,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属”。唯有按察司耳目不及,治下有遗漏的贪官污吏、无籍顽民,方由巡按御史加以整治与清理。可见,这是一种“百司各得其职”的制度规定,且使权力各有约束。尤其是司道一级的监司官员,对地方上的守令官负有“激扬之责”。换言之,守令的贤否,责在监司。事实并非如此。监司官的权力,逐渐被巡抚、巡按攫取,举凡大小刑名,均令下属申详定夺。其结果是,巡抚、巡按置原本“纠察百司”的职责于不顾,反而沉溺于冗杂的案牍中而不能自拔。
其二,“浮议”影响地方官考核的公正性。地方官员的赏罚,取决于官声的“是非”。此类是非,显然已经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民之公论”,却是“非远而不能达”;另一种是“巨豪之浮议”,则“朝布而夕达”。一旦官声为“浮议”所把持,那么即使是贤者,也难以自明。就此而论,所谓“风闻言事”,可行于朝内的科道官,不可行于在外的抚按官。明嘉靖年间,大学士杨一清在上疏中揭示:地方官若是得罪于巨室,就会“飞语四驰”;若是失礼于乡官,就会“毁言日至”。这就是浮议影响地方官考核的又一佐证。所谓“浮议”,其表现形式不一,或私递揭帖,或刊刻谤版,或散播蜚语。诸如此类的浮议,无不影响到抚按考察地方官员的“公平正大之规”。
其三,督抚上任的条陈已经形成一种套路,导致官评失实。已有的史料显示,明代督抚初到地方,必会上一个条陈疏。在疏中,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不说“此人有才”,就说“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属官贤否,并未周知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而已,并无多少实效。于是,抚按称赞下属官员之善,其中褒美往往失真。据李乐记载,明代有一位河南巡抚,在荐举地方官员的奏疏中,称其“学贯天人,才兼文武”。这种只有王阳明那样的人方可担当得起的考语,加在一般官员身上,其考语的失实已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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