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抚按官举劾官员,渐趋泛滥。按照明代的制度设计,但凡官员政绩的考察,“朝廷之黜陟,凭吏部之进退;吏部之进退,凭抚按之举劾”。巡抚、巡按举劾是否得当,攸系民生之休戚。进而言之,抚、按之举劾,上关乎国柄,下又关系到民命,其责任可谓重且专。然从抚、按的举劾实践来看,显然已经失去了公正性。正如明朝人朱豹所言:“近来巡抚、巡按,怠于巡访,易于欺蔽。贤能者未必举,所举者或及污婪;鳏旷者未必劾,所劾者或加良直。”一旦抚、按的举劾,或因姑息而市恩,或因爱憎而徇己,其结果则必然导致贪墨肆行,小民丧气。
其实,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明世宗在诏书内就专列一款,揭示抚按举劾官员之滥,直斥他们“当劾而举,当举而劾”。随后,在嘉靖十九年四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嘉靖四十三年五月,明世宗在诏书中对此类行为多次加以申饬。这种举劾泛滥的现象,同样见诸官员的上疏与其他记载中。如陆光祖在上疏中,直揭荐举之弊在于纰缪滥溢:“有巡抚明知其不肖,以巡按庇护而不得不荐;有巡按明知其不肖,以巡抚推毂而不得不荐。有前官已举,而受代者不欲异同;有未履地方,而养交者已多延誉。”种种弊窦,不可胜举。唐顺之在给他人的书信中,也对抚按官的举劾不公,颇为愤懑不平,直称:抚按官之所举,必是“藩臬方面大官”;抚按官之所劾,必是“通判县丞小官”。所举者即使不是大官,也必定是善于攀援钻营的亲识故旧;所劾者即使不是小官,也必定是负气倔强所致。相同的说法,也见诸叶春及的上疏中,认为抚按所举之人,必是“方面大官”;不然,就是进士出身的州县官;再不然,就是那些“突梯韦脂善为媚者也”。抚按所劾之人,必是“州县小官”;不然,就是举人出身的方面官;再不然,就是那些“倔强倨亢不善为媚者也”。其结果,则是“玉石混淆,邪正杂糅,公道榛塞”。许赞在上疏中,亦称巡抚、巡按荐举地方官员,已有滥举之弊,其意不过是“结欢收功”,反而不顾“激扬之大体”。明嘉靖年间,大学士杨一清在上疏中,更是坦言抚按举劾地方官多已失去公平,亦即“名登荐书者多善于催科,而抚字者或未之及;多取其逢迎,而质实者或在所遗”。其结果,则是地方官“宁苦百姓,不敢忤上官;宁取怨于小民,不敢获罪于巨族”。这无疑就是地方政治不善、百姓不安的主要原因。明隆庆四年(1570)五月,高拱在奏疏中亦指出,抚按荐举章疏中,所荐人数过多,本为汰去的老疾官员,却还是纷纷被保荐,目的在于“各为党比,徒市恩私”,以致“贤否难凭,黜陟无据”。王廷相在奏疏中,也直言巡按举劾地方官员之滥:御史旌举司府州县等官,“不问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异政绩与否,但见其奉承齐备,礼貌足恭,便以为好,即一概滥举”;御史纠劾地方官员时,则大多“类取一二塞责,甚至纠及县丞典史等官”,对于那些蠹政害民的“大贪大奸”,却因为“乡里同年亲故之情”,反而掩蔽不发。督抚举劾泛滥现象,在清代依然如故。据清人曹一士之论可知,督抚的误举误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督抚所荐之能臣,实则是贪污亏空、草菅人命的“贪吏酷吏”。随之而来者,则是官评趋向的反转:“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且或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炼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掇拾细故以劾罢之矣。”好尚一乖,取舍顿异,地方吏治随之败坏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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