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诸多记载,无不说明明清时期确实已经形成一个“好讼”社会。这是相当明显的社会变迁现象,亦即从“乡土社会”转向“好讼”社会。清朝人龚炜已经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变迁:在礼教秩序稳定的乡土社会里,村民言及官吏,“俱有怖色”;然在“好讼”社会里,一旦家中“小裕”,便开始与胥吏“亲热”。遇到“小故”,更是“辄控吏一二事,遂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已经如此,那么城市更是可想而知。在“好讼”社会里,一方面,案牍日繁则是其普遍现象,而且多为“无情之诉”,亦即上诉者虚假成分越发增多。如戴兆佳自任浙江天台知县以后,披阅的呈诉,共计“千有余纸”。在这千余件司法案件中,“或假人命,或捏奸情,或因小事而以大事装头,或以微隙而以重情控告,或牵累多人,欲逞囮诈之私,或词连妇女,图泄一时之忿,或事属赦前,不填年月,或案经久结,另换新题”,大多还是不实之诉。另一方面,则是“嚣竞成习”,“三尺童子,皆有上人之心,一介匹夫,每多傲物之态。反唇谇语,辄起争端;至性天伦,遽为残毁”。然究其“好讼”的目的,很多还是“争货利”,或者说“争财”。于是,为了“一木一石之微”,可以“驾词控告”;为了争夺“货利”,可以“不认亲朋”;为了“尺斗粟之熏心”,可以“称兄弟为买奴”;其目的分明是“争财”,却可以“妄云抢劫”。
欲究“好讼”社会之成因,必须先剖析诸多诉讼案件的源起。明清两代,词讼日渐繁多,无疑已成一种趋势。至于词讼繁多的原因,则因论者的不同,而其概括各有差异。这说明诱发诉讼日繁的原因其实相当复杂。
明隆庆三年(1569)九月,刑科右给事中许天琦上奏,专门就刑狱之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归纳了下面六点:一是有司秉承上官意志,杀人媚人;二是官员信任书吏,因公行威,舞文析律;三是以赃罚为名,多接受民间词讼案件,而阴济其贪;四是那些干誉悦名之士,务求苛察刻深,称为“风力”,即使心中知道是冤案,但还是一概错下去;五是凭威严喝令百姓诬服,甚至不敢上诉;六是地方长吏不注重教化,导致民间百姓弃仁义而死财利。在这六条原因中,在外的有司衙门,尤其喜欢词讼繁多,究其原因,就是“便于科罚肥己”。于是,“或一事而干连十数人,或轻罪而淹禁一两月,使之旷废本业,甚有连累至死者”。可见,词讼繁多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科罚”。正如明代史料所言:“不肖有司视批词为奇货,朘小民之脂膏,任清入罪,假公济私,登报者十之一二,渔取者十之八九,民穷彻骨,转相窜亡。”
清人潘月山将“好讼”缘由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倔强之徒”之情性“乖戾”。他认为,“一种倔强之徒,见理不明,好刚斗胜,略有小事,以出头状告为才能,以熟识衙门为体面”。二是地方“喇唬”一类无赖流氓的介入。他认为,“一种贪恶之人,意想诈人,遇事生风,讦私扬短,未告则放风熏吓,已告则使党圈和,不遂其欲,叠告无已”。三是讼棍教唆。他认为,讼棍“心实虎狼,迹同鬼蜮,原无恒业,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愚者落局倾财,彼则暗中分扣。又多首鼠两端,原被俱收掌股,甚至鸠众公举,匿名揭告,谋代调停,撞吓大钱。迨词虚伏法,罪坐出名之人,而彼乃居然事外,有利无累”。
清人王又槐所著《办案要略》,对诉讼的源头乃至变迁加以条分缕析,可以作为讨论的基本依据。根据王氏的记载,诉讼的源起,显然是民间调解的失败。换言之,很多诉讼案件的源起,原先未必都是“不法之事”,“乡愚器量偏浅,一草一木,动辄争竞,彼此角胜,负气构怨”。一旦产生争竞,民间百姓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族邻、地保的“排解”。假若族邻、地保果真能善于调处,委曲劝导,那么争竞的双方就会心平气和,最终归于“无讼”。事实并非如此。在调处的过程中,一旦不当,往往“激而成讼”。除此之外,尚有下面诸多因素导致诉讼案件的兴盛:一是地保人等希图从诉讼案件中分肥,甚至幸灾乐祸,唆使两造“成讼”;二是两造原本不愿兴讼,但因旁人扛帮,误听谗言,因而“成讼”;三是有些人“平素刁健,专以斗讼为能”,他们往往遇事生发,诱使两造兴讼;四是专有一些人捕风捉影,“平空讦讼”;五是有些人讹诈不遂,“故寻衅端”;六是有人平常与人积下嫌怨,借诉讼“泄忿”;七是有人看到他人孤弱可欺,以讼事加以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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