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好讼”社会之形成,尚有一些特殊的地域性原因。从史料记载可知,清代三吴一带流行这样一句谚语,叫“图准不图审”。何以如此?清人王有光曾以青浦、嘉定两县为例,作了详细的剖析。两相比较,青浦县的“词讼事件”,岁以“百计”,而与此相邻的嘉定县,则岁以“千计”。究其词讼繁简悬殊的原因,尚应从两县衙门处理诉讼案件的差役说起。一般说来,词讼可以称为“官司”,此称迄今尚有遗存。其实,“官司”一称,仅仅局限于官方衙门的一面,亦即通过诉讼,以求衙门官员判别曲直。而在清代,词讼又俗称“官私”。所谓“官”,指“情理之曲直”;所谓“私”,指“经差之使费”。换言之,诉讼双方一方面必须由官府加以剖理曲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案件具体承办人员的盘剥。在青浦县,差役使费,通常是由原告、被告共同支付,而且支付可以从缓。而在嘉定县,差役的使费则只由被告支付,而且“倾家而不顾”。于是,青浦县的百姓,虽有“一时之忿”,但“缓则渐销”,或者经过人们居间调解,最后不至于形成诉讼案件。与此相反,嘉定县百姓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后控”的被告,就争先向衙门呈递状纸,亲友解纷不及,亦不便于解纷。为此,就不免“装点情词,以图一准”,只是为了“泄忿”,至于“质审之虚实”,就不在考虑之列。嘉定县诉讼案件之繁,盖由于此。
尽管兴讼的“情事”原因不一,但除调解失败而导致诉讼之外,上面的其他诸多成因,无不显示出明清“好讼”社会的基本特点。以此为思路,不妨对“好讼”社会形成的基本原因加以具体分析。除上面诸家之说外,如果对明清时期的法律史料细加分析,当时词讼繁盛的原因,尚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商业化、城市化导致教化体制形同虚设
在以礼教等级秩序为宗旨的“乡土社会”中,通常采用的是一种教化先行的准则。与之相应者,则是一整套的教化制度,亦即通过乡约、里老、申明亭、旌善亭以及宗族等直接实施教化,进而调解民间的争端、纠纷。时至明清两代,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而引发人情的诸多变化。一是人情趋于狡诈。清代学者纪昀称:“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现存钞本《行商遗要》亦云:“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又云:“昔年人皆亘古,你仁我义,交游信实,说一不二,渐渐人生刁狡,弊端两生。”而按照清末人吴趼人的看法,当时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鬼蜮世界”,无论是官场、士类,还是商家等,无不以狡诈为事。真正的“忠厚君子”,似乎已经只能从乡下人当中去寻找。二是人情趋于势利刻薄。明人姚旅云:“今人知有轩冕,不知有道德。盗跖衣冠,莫不膻慕焉;丐人而孝友,敬之者寥寥也。”明末清初小说《鸳鸯针》的编辑者,借“狗不咬君子”这句俗语,证明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只重外表衣饰的“势利”习尚。只重官位、钱财,不重道德、孝友,这确实是一种开天辟地的怪风俗。三是作假成为时尚。清末人吴趼人曾有一句出自愤慨的话,即“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时的事”。何以言此?这也有事实根据。如在清末,即使是命案的供词,也同样出现了造假的现象。其实,在明清两代,假命案、真敲诈已成一时风气。
就此而言,明人海瑞对于词讼日渐繁多的原因分析,堪称一针见血。海瑞认为,词讼繁多源于下面两点:一是风俗日薄、人心不古以后,民间百姓的求利意识日渐增强,为了利益,不惜经常兴讼;二是伦理不惇,传统的维系家族内和谐的伦理关系,在遭到私利的冲击后而变得千疮百孔,上下等级关系一旦破坏,难免就会使家庭温情面纱下的争执直接暴露在大众面前,成为赤裸裸的诉讼关系。
世俗人情的诸多变化,最终导致“市道”的形成。一方面,市道开始向各种社会关系渗透。按照通常的说法,买田收租是儒家之“捷径良方”,既不废清修,又不染“市道”。但至清代,在业主与佃户之间,“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另一方面,正如明人许梅屋所云:“子怨父贫,兄攘弟富,妻妾视丰俭为悲欢,奴仆视盛衰为勤怠。”“市道不在门外”,而是已经逐渐渗透到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