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聪明能够致富,还是痴愚能够致富?这场阴司官司似乎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待诏在回答自己发家的秘诀时,确实说出了比较平实的话,说自己也“不会算计,也不会经运,今日省一文,明日省一文,省起来的”。可见,其致富的诀窍在于一个“省”字,这是传统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俭朴。然单纯的节省是否就可以发家?这个回答就连包公也觉得说“不明白”。于是就找来钱神(注禄官)要问个明白。钱神的回答显然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一部分人对钱财的看法。钱神道:
钱财本是活的,能助人为善,亦能助人为恶。你看世上有钱的往往做出不好来,骄人、傲人、谋人、害人,无所不至,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因此,伶俐人我偏不与他钱。唯有那痴呆的人,得了几文钱,深深的藏在床头边,不敢胡乱使用,任你堆积如山,也只平常一般,名为守钱虏是也,因此,痴呆人我偏多与他钱。见张待诏省用,我就与他百万,移一窖到他家去;见李博士奸猾,我就一文不与,就是与他百万也不够他几日用。
可见,判官钱神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即痴呆人可以致富,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守钱虏”而已;而伶俐人尽管聪明,但他们有“奸猾”的一面,再加之奢侈浪费,甚至做一些骄人、傲人、谋人、害人一类的恶事,所以就很难致富。显然,在智慧与恶结缘之后,就会与财富绝缘;反之,在愚蠢与善结缘之后,反而可以赢得财富。
包公在听了钱神的一番解释之后,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可以说代表了小说作者自己的看法。判决词道:
审得:人心以不足而冀有余,天道以有余而补不足。故勤者余,惰者不足,人之所以挽回造化也;又巧者不足,拙者有余,天之所以播弄愚民也。终久天命不由乎人,然而人定亦可以胜天。今断李博士罚作光棍,张待诏量减余赀,庶几处于半人半天之分,而可免其问天问人之疑者也。以后,居民者常存大富有天小富有人的念头,居官者勿召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话柄,庶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之加。
包公作如此判决的理由如下:贪财浪费最为可恶,所以罚李博士来世做个光棍;但有钱人家也应该行一些方便事,周济穷人,扶持善人,若是将钱徒然堆在那里,死了也带不去,不如散与众人,大家受用,免得下民有不均之叹。这就是包公在判词中那句相当有名的话,即“居民者常存大富有天小富有人的念头,居官者勿召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话柄”,通过“天道”与“人心”的互补,亦即“处以半人半天之分”,建立一个“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的均平社会。
此外,小说显然也揭示出当时社会已经是一个被钱财支配的社会。小说作者借助两句俗谚加以揭露。一句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其意是说有任何做不来的事,只要有了银子,便做得来了,所以称“鬼推磨”,意思是说有了钱,鬼都尚且可以听使唤,更遑论人了。另一句是“钱财可以通神”。天神应该说最具灵性,无不可通,何况是鬼。可见,钱财上可通神,下可使鬼。当时的社会,确实是“惟钱而已”。有钱的做了高官,无钱的做个百姓;有钱的享福不尽,无钱的吃苦难当;有钱的得生,无钱的得死。可见,在日趋商业化的社会中,“钱财”已经对传统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冲击。
通过上面的诸多探讨,我们毕竟要问:为何明清文人如此热衷于描写“冥司”,甚或渲染“阴司”诉讼?欲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下面两点加以考察:
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国法”与“天诛”之间的关系。朝廷的立法,或者说人世间的司法程序,均属于“国法”的层面;而阴司诉讼,或者说阴判或神判,则属于“天诛”的层面。明清文人热衷于描写冥司、地狱游记,刻意渲染阴司诉讼的场景,显然建立在他们对“国法”与“天诛”两者关系的理解之上。正如清朝人许奉恩所言:“天诛所以补国法之所不及,而较国法更为快意。何也?国法本乎律例,天诛本乎情理;律例但守乎经,情理可行乎权。”换言之,他们希望通过阴司诉讼所体现出来的“天诛”,以补人世间“国法”之不足。
其次,人世间“国法”公正性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文学作品中阴司诉讼场景的兴盛。明初人瞿佑所著《剪灯新话》之《修文舍人传》一则,曾对阳间与阴司作了很好的比较: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猎取;而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两相比较,人间不公,而虚拟的阴司世界则颇见公正。可见,阴司诉讼的广泛出现,显然说明明清文人士大夫对人间之乐已经缺乏信心,进而不得不去追求一种“地下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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