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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阴曹地府:文学中的阴司诉讼
“清官”崇拜的存在以及由此而向民间意识的渗透,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制度中“人治”因素的普遍性,法律无法脱离具体执法之人而独立存在。至于“阴判”或“神判”,则正好说明传统中国法律具有“神治”的因素。换言之,传统中国的法律始终无法摆脱与宗教的纠缠,更准确地说,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包含了宗教性的因子。根据美国法律人类学家贺尔博(Hoebel)的说法,宗教主要关心人神关系的问题,而法律则是人际关系。宗教无法涵盖的人生问题,法律也不能。但德国社会学家、法学家涂恩瓦(Thurnwald)指出,宗教思想的路径与法律体系的紧密相连,主要表现在“发誓”“诅咒”与“神判”等上面。可见,就法律源头而言,它与宗教确实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几个主要的文明古国里,其早期成文法都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法律的发展与宗教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在中国,人们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与上述其他国家截然不同。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认为,任何一部成文法源于神的旨意,即使是最完备的成文法也不例外。这正好与前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如此,中国的官方通常还是看重宗教对现行法律的辅助功能。而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与民间意识中,更是不乏“神治”之例。
那么,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其关键性的因素究竟是“人治”,抑或“神治”?从清官可以转化为神,继续主持阴司诉讼的例子中,显然已经不难得出清晰的答案,亦即“人治”与“神治”正在趋于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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