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作者借助这一阴司案例,无非为了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大凡人生在世,心田不好,持斋把素也是没用的;况如今阳间的人,偏是吃素的人心田愈毒,借了把素的名色,弄出拈枪的手段。俗语说得好,是个佛口蛇心。”换言之,若是佛口蛇心,即使整日吃素,这样的人只能欺瞒世上有眼的瞎子,还是难逃阴司孽镜。所以,这样的人若论罪孽,比起那些不吃素的人来说,反而更重。
上面三桩关于善恶报应或阴骘的官司,说明士大夫所普遍宣扬的阴骘或善恶报应的观念,与民间百姓的实际理解正在发生一些冲突。概括言之,民间百姓无论是行善、做善事,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好的回报。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阴骘观,它所希望得到的是现实的回报。而士大夫所宣扬的阴骘观念,或者说对善恶的理解,所关注的并不在于人做了多少善行,而是其“心田”,这或许受到了明代王阳明心学的部分影响。
第四则故事为《恶师误徒》,所记为东家与西宾打阴间官司,其起因是“恶师误徒”,反映了当时师生关系的一些变化。照理说来,教育子弟最重要的还在于择师,做先生的若是误了学生的终身大事,确实可恨。小说记载东京一位叫张大智的教书先生,生来一字不通,只写得一本《百家姓》而已。但那先生有一好处,惯会谋人家好馆,处了三年五载,得了七两八两,并不会教训一字,把学生大事耽误了却一概不管。张大智在一个叫杨梁的人家中教书,杨梁见自己儿子一直无成,死后就将张大智告于包公台下,状纸云:
告为恶师误徒事:易子而教,成人是望;夫子之患,在好为师。今某一丁不识,强谋人馆。束脩争多,何曾立教;误子无成,杀人不啻。乞正斯文,重扶名教。上告。
张大智却亦不服,专门上了一个诉状,云:
诉为诬师事:天因材笃焉,圣因人教哉。有朋自远方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自行束脩以上,三月不知肉味。上大人容某禀告,化三千惟天可表。上诉。
可见,东家与西宾发生矛盾的焦点在于,东家因为看到先生不善教诲,所以在平常生活里怠慢了先生;而教书先生则反驳道,正因为东家怠慢了自己,“三月不知肉味”,再加之弟子愚蠢,自己与弟子学无所成并无关系。包公通过亲自对先生加以考试,从先生“一字不识”中知道,这位先生误人子弟,确实名不虚传,所以才导致主人有“慢师”的行为。所以,包公在判牍中判决道:
审得:师有师道,黑漆灯笼如何照得;弟有弟道,废朽樗如何雕得;主有主道,一毛不拔如何成得。先生没教法,误了多少后生,罚牛非过;主人无道理,坏了天下斯文,做猪何辞。从此去劝先生,不要自家吃草;自今后语主人,勿得来世受屠。
包公如此判决的理由如下:“先生误了学生,罪同谋财杀命。但主人家既请了那先生,虽则不通,合当礼待,以终其事,不可坏了斯文体面。”基于此,包公最后罚先生为牛,替主人家耕田,还了宿债;罚主人为猪,今生舍不得礼待先生,来生割肉与人吃。
第五则故事为《屈杀英才》,所记载的是因为科场考试不公而引发的一场阴司官司。小说记载当时西京有一个饱学生员孙彻,生来绝世聪明,且又能苦志读书,经史无所不精,文章立地而就,吟诗答对,无所不通,被人公认为是一个“才子”。照理这样的才子,即使中一个头名状元也并不为过。而事实却非如此。孙彻虽是一肚子锦绣,却是连年不中。一次,孙彻参加科举考试,试官丁谈更是奸人一党。所以,这一科取士,比起别科来更是不同,只是论门第而不论文章,论钱财而不论文才。虽然名义上是粘卷糊名,其实还是私通关节,把那些有关系的人都录取了,然后再随手抽几卷填满了榜,就算是一场考试完了。这一科孙彻又是名落孙山。这显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令人奇怪的是,孙彻的同窗友人王年,平昔一字不通,反而高中。孙彻一气之下,最后郁郁而死。人死后,仍对现实科举制度的不公平甚为不满,所以到阎罗王案前告了阴状,其状词云:
告为屈杀英才事:皇天无眼,误生一肚才华;试官有私,屈杀七篇锦绣。科第不足重轻,文章当论高下。糠粃前扬,珠玉沉埋。如此而生,不如不生;如此而死,怎肯服死?阳无法眼,阴有公道。上告。
阎罗王见了状词,又看到孙彻的文章“文字深奥”,到底还算是老实,自己承认“我做阎君的原不曾从几句文字上考上来,我不敢像阳世,一字不通的,胡乱看人文字”,所以,将官司发给“文曲星”包公。包公经过与孙彻、丁谈对质,作了下面公正的判决,判牍写道:
审得:试官丁谈,称文章有一日之短长,实钱财有轻重之分别。不公不明,暗通关节;携张补李,屈杀英才。阳世或听嘱托,可存缙绅体面;阴司不徇人情,罚做双瞽算命。王年变村牛而不枉,孙彻掇巍科亦应当。
包公的判决如下:作为考官的丁谈,考试中受贿,尽管阳数尚有一纪,但终究因为屈杀英才,当作“屈杀人命论”,罚其减寿一纪,丁谈推托自己眼昏看错文字,则又罚他来世做一个双瞽算命先生;王年以文字不通而侥幸获得科名,则罚他来世做牛,吃草过日子,作为一种报应;至于孙彻,虽然今生读书不曾受用,则给他来生早登科第,连中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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