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治冥事”之说,而且在民间的戏曲作品中,包公被刻意描绘成“日断阳”“夜断阴”一类典型的清官形象。其实,包公“阴判”之事在稗乘中均无可考,不过是从本传中“关节不到”一语附会而来。此外,宋代名臣如范仲淹、寇准等,一些野史记载也无不称他们已经成为阴间的“阎罗王”或“修罗王”。
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大多喜将忠臣、清官神化。这可以一方的守护神城隍神为例,加以更为系统的分析。清人钱泳记载:
《宾退录》极言城隍神之灵显,且各立名字,如汉之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之类,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据苏州府城隍而言,向闻神是汤文正公斌,继又改陈榕门先生宏谋,既又改巡抚吴公坛继,又改观察顾公光旭。今闻又改陈稽亭主政鹤矣。
从这段史料不难发现,在民间传说中,汉代纪信、彭越、萧何、灌婴、张骞等人,死后均成为城隍神。这种民间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好符合官方祀典所云“凡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以苏州府城隍神为例,其神主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继任的地方官陆续取代前任而成一方城隍。上面记载中所提到的汤斌、陈宏谋、吴坛继、顾光旭、陈鹤之类,均为当时的清官与能臣。此外,陆陇其曾任嘉定知县。在任时,“日坐堂上课子读书,夫人在后堂纺绩”。陆陇其死后,民间亦传其成为嘉定县的城隍神。
举例来说,很多忠臣往往被民间百姓附会成为城隍神。如浙江鄞县城隍神,原本是汉初纪信,但随后民间流传明末清初人钱肃乐“嗣其任”。江西建宁城隍为明代总督揭重熙,广西桂林城隍为明总督张同敞,亦属此例。此外,南京城隍神为孙策,北京城隍神为于谦,杭州城隍神为周新。史又传于谦在每年八月,则司浙江城隍。于谦被诬死后,至成化二年(1466)得到平反,明宪宗下诏恢复其原官,并遣行人祭祀。弘治二年(1489),明孝宗下诏,在杭州为于谦建祠,称之为“旌功祠”。在祠中,东设梦兆司像,每年的八月,杭州的士民就“于此祈梦最盛”。又如任洁,天顺年间任罗源知县,多善政。将殁,有人梦城隍庙打扫甚急,传呼新城隍至。至时一看,所谓新城隍,其实就是任洁。次日,任洁卒。这则记载无非为了证明下面一个事实:任洁因为在任时“多善政”,死后成为罗源县的城隍神。
除城隍之外,民间观念中的地下神灵,尚包括东岳庙系统。按照清代民间流行的说法,北京朝阳门外二里许的东岳庙,庙中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相传速报司之神为岳飞,最为灵异。“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盟心,其报最速”。这是前朝忠臣成为地下神灵的另一证据。
关于忠臣、清官死后成神,明清两代最为有名的例子当属周新与海瑞。两人生时,或以忠直闻名,或以清正著称,死后均成为一方守护之神,为民间百姓所崇奉。
关于周新成为浙江都城隍神的故事,史料有下面详细记载:
周新,广东南海人。以举人为大理寺评事,有疑狱,辄一语决白之。永乐初,拜监察御史,弹劾敢言,人目为冷面寒铁。长安中以其名止儿啼。转云南按察使,改浙江。新行部,微服视属县,县官触之,收系狱,遂尽知其县中疾苦。明日,县人闻按察使来,共迓不得。新出狱曰:“我是。”县官大惊,当是时,周廉使名闻天下,锦衣卫指挥纪纲者最用事,使千户探事浙中。千户作威福,受赇。会新入京,遇诸涿,即捕千户系涿狱。千户逸出诉纲,纲更诬奏新,上怒逮之,即至,抗严陛前曰:“按察使擒治奸恶,与在内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诏书死,死不憾矣。”上愈怒,命戮之。临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坠,上不怿,问左右周新何许人,对曰:“南海。”上曰:“岭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见绯衣而立者,叱之,问为谁,对曰:“臣新也。上帝谓臣刚直,使臣城隍浙江,为陛下治奸贪吏。”言已不见,遂封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
可见,正是周新所抱“生作直臣,死作直鬼”的信念,再加之在任时有“冷面寒铁”之誉,所以即使受枉而死,仍能成为城隍神,在阴司继续“治奸贪吏”。
海瑞作为一个清官,登朝以后就以直声震天下。海瑞对江南百姓应该说是有功的,所以,在明代江南乡村的社庙中,“无不肖公像”,他显然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奉祀。直至清代,民间还相当重视海瑞之名,甚至传说海瑞的书法作品可以“辟邪”,以致赝品不断。
由于司法公正性在制度层面的缺失,一方面,民间百姓将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公正廉明;另一方面,民间百姓只好求助于神灵。就法律的角度而言,忠臣、清官、能臣死后为神的故事,其实已经道出了从“人治”向“神治”的转变历程。
明清两代民间观念所想象的“神判”与“阴判”,其实就是从人世间的道德层面向阴世间的宗教层面的转变。古代儒家的学说中,治民与事神是合一的,并无分别。所以,儒家经典有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假如一个君主无才无艺,不能事鬼神,又怎能望其君天下、子万民?
(一)从观念、制度看“神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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