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阳马孝廉丰,未第时,馆于邑之西村。李家邻有王某,性凶恶,素捶其妻,妻饥饿无以自存,窃李家鸡,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牵妻至,审问得实,将杀之。妻大惧,诬鸡为孝廉所窃。孝廉与争,无以自明。曰村有关神庙,请往掷环珓卜之,卦阴者妇人窃,卦阳者男子窃。如其言,三掷皆阳。王投刀放妻归。而孝廉以窃鸡故,为村人所薄,失馆数年。
在明清民间,俗传关云长为“伽蓝神”。关神只有一个,为何又有许多关神,“分享血食”?其实按照明清时期民间通行的观念,凡是村乡所立关庙,均属奉上帝之命,选择乡里鬼神中“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关羽神化之后,在明清一般民众百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是在明末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他们在所到之处,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毁坏孔庙与其他神庙,但对关公还是一直敬畏。据明末人徐世溥记载,当时的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一带,“经流寇数扰之余”,已是一片萧条。他曾将沿途所见所闻,著成《楚谣》12首,其中第七首的自注有云:“贼所过,无问琳宫梵刹悉毁之,独关庙则畏慑远避。途中所存祠宇皆关庙也。”此即其例。
3.海神断案
明刻话本小说中有一篇《王魁》,堪称海神断案的典型事例。小说记宋朝山东济宁府,有一位名叫王魁的秀才,字俊民。因上京应试下第而回来,至莱阳县遇一相知友人,被邀至北市鸣珂巷妓家小饮,认识了妓女敫桂英。两人相见,已是目成心许。
王魁住在妓家,四时饮食、衣服,都由桂英备办。住了一年之后,又将应试,一切资装行李之具,皆是桂英置办。临行之时,两人不忍分手,桂英更是对王魁不放心,要求同到海神庙焚香设誓,各不负心,生同衾,死同穴,始终无二。两人誓毕,再拜而出。
谁知王魁中了状元之后,身已显贵,觉得自己不可娶烟花下贱之女为妻,竟对桂英产生了厌恶之心,气得桂英只好自刎而死。桂英死后,就将王魁负心之事告到了海神那里,并去阳间王魁那儿作祟。王魁无奈,只得请道士马守素书符召将,逐鬼驱邪。道士马守素神游到了海神庙,遇到一个海神前的判官,求判官看在王魁“状元及第、阳世为官”的情面上,在海神大王面前美言几句。判官的一番话,却说出了阳间司法衙门的势利。他说:
咳!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堆积这一生的冤孽帐,到俺这里来,俺又不与他算个明白,则怕他利上加利,日后索冤债的多了,他纵官居极品,富比陶朱,也偿不清哩!况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料王魁今日负义忘恩的罪,自然要结了。你也不必替他修醮了,请回罢!
最后,王魁因为负心,可惜一个状元大人,呜呼哀哉死了,而且还背上了千古骂名。此一诉讼案例在清代的民歌中也有反映。清人华广生编述的《白雪遗音》中有一首《阳告》,所言即为此事。
4.祈梦断案
明清时期的记载通常会构造这样的事实,即地方官能侦破一桩疑难案子,往往得益于神的“梦告”。史载归有光任浙江长兴知县时,尽管擅长文章,但听讼非其所长。当时有一乡豪,与他的儿媳通奸,被仆人所见,于是挥刀将仆人杀死。乡豪知道杀人之事难以掩盖,就入室又将一位使婢杀死,提起二人之首,赴县告状,说是“获之奸所”,借此开脱自己的罪责。归有光偶然因为大雨被阻在城外,到了晚上,他就梦见城隍神将乡豪杀人之事本末告知。第二天早上,归有光坐在堂上,正好乡豪提着两人之头前来告状。未等乡豪说话,归有光就大呼道:“贼贼,汝杀人,如是如是。”乡豪只好认罪服法。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神化的说法,但从中也可透视出下面的信息,即当时民间均相信疑难案件可以通过神的指示加以判明。
凡是遇到一些疑难案子,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就会去神庙斋宿,祈祷神灵能托梦于他们,从而将案子侦破断发。如在清代有一知县,遇到一件杀人案子,无法决断,就只好祈梦城隍祠,以求神在梦中的指点。按照通常的道理,碰到疑狱,只有虚心研鞫,才可审得案子背后的真情。这种祈梦断狱的做法,正如清人纪昀所言,不过是借助于神的名头,欺骗一些愚民,让他们吐露实情。自古以来,凡是祈梦断狱之事,都不过是事后的附会。假若真以梦寐恍惚之事,再加上射覆揣测,作为信谳,定会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尽管道理是如此,而且当时也不乏清醒的士大夫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诸多祈梦断狱的事例。如明人张鸣凤,任浙江永康县知县时,“时武义有杀人狱久弗决,当道檄公治之。夜梦绯衣人语之曰:‘得王十一乃了。’厥明物色其人,狱遂成,人咸神之。”又如明代上海人沈云初任国子监学正时,梦见一位妇人囚服再拜,云:“妾名迎春,冤入死狱,惟公生之。”醒后而不知所谓。等到丁艰起复,又做了相同的梦。不久,沈云初出任汝宁州判,到任与同僚公宴时,忽然上司下发一案到州。宴会完毕,知州对他说:“有犯妇迎春事,公初政,当一鞫之。”沈云初听后愕然,道出以前所梦之事,众人皆以为异。“遂白其冤。计得梦时,此妇尚未获罪也”。
5.喊冤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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