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民间尚存在很多到神前喊冤的习俗,大抵也是“神治”的真实反映。如明代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就向神灵喊冤。当时庐陵百姓互相争讼,愤弗能白,就抬上木偶神,置于庭中,日夕祷祝,“神衣红绡袍,俨如生”。又据记载,清代四川简阳县,民间百姓有了冤屈,若无法得到昭雪或辩白,就只好一同到神前恶誓,称为“赌咒”。或是拿着雄鸡,到有冤屈之家门前或神庙中,诉其冤苦,恳求神灵报应。然后定下规则,凡是能斩下鸡头者表明“理直”,而不能斩断者则为“理曲”,称为“宰鸡口”。至于那些妇女,若是有了冤屈,就披发烧香,身上挂黄纸钱,沿街呼叫神明,称为“背黄钱喊冤”。
明末人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也有相关习俗的记载。如第36回记载,杜氏书吏家的奶妈金氏被人诬陷偷盗,连带杜氏成为偷盗的窝家,他气愤不过,就“写一张投词,开出金氏生年、月、日,在本府土谷并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
在明清时期的民间记忆中,存在很多天庭、地府的传说。所有这些传说,无不融合了佛、道两家之说,由士大夫精英阶层加以渲染,再通过通俗文学作品,渗透到民间思想意识之中。
(一)天上世界:天庭
清代佚名所撰小说《五鼠闹东京》,为今人呈现了时人观念中天庭与地府之间的明确关系。小说记载了五个鼠精闹东京城的故事。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鼠精变成了当朝的皇帝仁宗与国母,使朝中所下圣旨与懿旨同时有了两份。仁宗无奈之下,只好下旨从边庭召回包拯,将此事判个明白。
包拯回到京城之后,首先断明国母、仁宗是假,将他们下入监中,打算到了晚上“申牒交与城隍”,然后再审讯,自然可以分出真假。为此,五鼠中的一鼠又设法假扮成包拯,希望将事情搅混。所以,当真包公正出牒告城隍转衙时,忽见堂上已经有一个包公坐在府堂判事。真包公无奈,只好“诉之玉帝”。
小说后面的故事,更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包拯是天上文曲星“降凡下界”,故有“日则判阳,夜则判阴”的权力。包拯尽管有判阴的特权,却亦无法解决五鼠精大闹东京城的尴尬局面,所以只好上报天庭,请出玉帝“查究是何妖怪为祸”,并乞求玉帝“差天兵剿除,以清凡世”。
当然,小说在这一回的描写中,同样将天庭作为人类最高的裁判机构描述得相当细致。从小说中可知,天庭上面,首先有把守天门的两员天将,一员是关元帅,另一员是赵元帅。玉帝上朝之地,则是云霄殿。服侍在玉帝身边者,则如凡间一样,是司天监的内使。至于具体的查办机构,则有十个“检察司曹”。玉帝听了包公上奏之后,就派遣检察司曹十人分头到四方察究,以查出究竟是何等怪物下凡为怪。小说随后的记载,显然更可说明,玉帝所管辖的范围,包括天上、人间、地府。从天上来说,分别有东八天、南八天、西八天、北八天;从人间来说,有四大部洲,分别为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狄芦洲;就地府来说,则有十重地狱,其领导者则为十殿阎罗王。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玉帝,还管辖着“多罗密殿”,这显然是佛教所领辖的神灵世界,中国道教神仙世界中的最高统治者玉帝也有派使者前去查询的权力。如小说所记最后除五鼠之妖,还是借助了西天佛国雷音寺世尊殿前宝盖笼中的一只玉面金猫之力,大抵亦可以说明此事。当然,玉帝与西天世尊的关系,显然不完全是一种统属关系。从小说记载不难发现,西天雷音寺为上界世尊如来请经说法的道场。每遇朔、望之日,世尊如来佛就坐在九层莲花宝殿上,请经说法。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重地狱,中至人间神灵,俱来听讲。毫无疑问,如来同样统治着上天、人间、地狱三大世界。就这种角度而言,如来与玉帝是不同宗教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所以,玉帝必须派遣一个天使,领玉牒文一封,前往西天雷音寺世尊殿前,“求借玉面金猫”。从“求借”二字可以看出,道教的神仙世界与佛教的诸佛世界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二)阴司法庭
虚幻的阴司法庭的存在,其理论基础无疑就是“地狱”之说已为士大夫精英与民间百姓所普遍崇奉。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考证,“地狱”之说,本于宋玉《招魂》之篇,诸如:“长人”“土伯”之说,转而成夜叉、罗刹之伦;“烂土”“雷渊”,则演变而成“刀山”“剑树”。宋玉之说尽管尚属文人寓言,但意思已经与后来的地狱相近。自魏晋以后,其说进一步加以演绎,并杂糅释氏之说,终于演变成为后世的“地狱变相”。
那么,如何看待地狱之说?明末清初学者魏禧之论颇具代表性。他著有《地狱论》三篇。其中上篇认为,地狱“不悖于圣人”,地狱之说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平人不平之心,二是人劝人惩。其中篇认为,正是孔子“名”教之缺失,才导致地狱之说的兴起,亦即“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也”。其下篇认为,地狱之说、戒杀生之说,均可以“补前古圣人所未及”。清初人尤侗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地狱之设,所以惩治恶人,使知害怕。倘无阎王,则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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