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李西桥在为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进入公案小说的原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首先,他强调了听讼之难。他说:“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其次,正因为听讼或者说判案如此之难,所以才出现了包公这样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的传说或小说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对包公其人闻风敬畏,遇到无头没影之案,即说“非包爷不能决”!进而言之,民间将包公说成是“阎罗主”,所以京城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说。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谓阴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为何民间将包公称为阎罗王?正是因为包公刚毅无私,所以民间才以“神明况之”。李西桥进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见,还是公则明的道理。
至于阴司诉讼,按照民间的传说,其审理诉讼的程序也有一个等级层次,一般是先向当地的“社公”控诉。若是社公无法解决,则必须上诉到东岳行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为我们详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小说卷16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因为经济纠纷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陈祈,是一个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两人一向交好。两人之交恶乃至诉诸公堂主要源于经济纠纷。原来陈祈家较为富裕,尚有三个兄弟。他害怕将来财产四人平分,就起了贪心,打算多占家产。为此,他就与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让他将好的田产暂且出典给他,就可以避免将来被均分。为此,两人就立下了文书,并请人做中间人,将田立券典给毛烈。考虑到这些田产将来都要取赎,所以典钱只收三分之一。
陈祈在将家产分割以后,就拿出赎田的银价,前来向毛烈取赎。拿出赎银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过几日交还给陈祈。陈祈要求毛烈给一份收据,但毛烈还是百般搪塞。因为两人平日交好,陈祈就有点托大,不再要求收据。
过了两日,毛烈不再承认有典田之事。为此,陈祈将毛烈告到知县衙门。因知县得了毛烈的好处,且陈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证据,于是被判败诉,甚至还被说“图赖人”。陈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没处“叫撞天屈”,心中气愤,只好宰了一头猪、一只鸡,买了一对鱼、一壶酒,将这些东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诉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内给毛烈一个报应。到了家里,晚上得一梦,梦见社神对他说:“日间所诉,我虽晓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自然得理。”
次日,陈祈写了一张黄纸,捧了一对烛、一股香,径往东岳行宫。陈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将心中之事,是长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陈祈又到了东岳行宫,再次诉告。
本来世间的一件经济诉讼案件,于是也就变成了阴间诉讼。其结局则是毛烈因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陈祈也死去七昼夜,去阴司走了一遭后,回还人间。但陈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罚“阳间受报”,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将原先欺瞒的家产再分给三个兄弟,最后此病随身,终不脱体,结果还是将家产消耗殆尽。
小说的编者不厌其烦地渲染这一则故事,其目的无非说明诈欺之财不是很好受用的。“阴世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毛、陈两人的显报,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儒家伦理道德的沦丧及其重建
清代佚名所著小说《山水情》中,记载了一则苏州寒山庵尼姑了凡因为与书生卫彩偷情,而被牛头马面勾入地狱的故事。尽管从小说记载来看,了凡最后还是还魂,但她在地狱中所走的一遭,确实可以反映清代民间对于地狱审案的基本信念。细绎小说所载,大体包括下面几点。其一,通过尼姑了凡的地狱之游,重塑地狱在民间百姓中的可怕形象。如小说记阎罗天子殿前,“夜叉、罗刹分班布列,枷锁刑具森森摆出”;小说又记阿鼻地狱的惨伤苦楚,诸如“但见此狱,周匝有七重铁城,七重重铁网罗覆其上,更有铁刀团团为林,无量猛火,纵广八万四千有旬。罪人之身遍满其中。如活鱼在熬油锅里,无处躲身之苦,复有无数铁嘴飞鸟,往往来来的啄罪人之肉”。其二,通过“阴骘”观念,重建儒家道德伦理秩序。如小说记载一起在阳间“夫妻忤逆的人犯”,到了地狱“要凌迟碎剐”。又记书生卫彩,“好好的一个卫状元”,原本是要封侯的,却因被了凡“诱入迷魂阵里,使他恋恋于心。后来复入庵中,淫污云仙,犯了逆天大罪。上帝降了他的爵禄,颠沛他的姻缘”。其三,通过鬼卒的索贿行为,小说借此证明,即使是阴司法庭,亦同样存在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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