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则故事为《巧拙颠倒》,这是一位女子对阳世婚姻“巧拙相配”不满而到阴间告状之事,希望实现一种“巧者与巧者相配”或“拙者与拙者相配”。上告的诉状云:
告为巧拙颠倒事:夫妻相配,莫道红丝无据;彼此适当,方见皇天有眼。巧女子,拙丈夫,鸳鸯绣出难与语,脂粉施来徒自憎。世上岂无拙女子,何不将来配我夫?在彼无恶,在此无射。颠之倒之,得此戚施。上告。
这位女子上告的理由,无非认为夫妻相配,理应“彼此适当”。何为彼此适当?即她作为一个巧女子,理应配上一个巧丈夫;而现在的“拙丈夫”,应该找一个“拙女子”相配。这无疑就是当时人们在婚姻关系上“人心不足”的最好反映。
包公在看了状纸之后,大笑道:“可笑人心不足,夫妻分上不睦。巧者原是拙之奴,何曾颠倒相陪宿。”说完,包公在状纸上批上数语,将其粘贴在大门之外。不久,那告状女子见了,连声叫苦叫屈,求见包公。包公道:“女子好没分晓,如何连连叫屈。”女子道:“还是阴司没有分晓,如何使人不叫屈?”包公道:“怎见得没分晓?”女子道:“大凡人生世上,富贵功名件件都假,只有夫妻情分极是真的。但做男子的原有巧拙不同,做女子的亦有巧拙两样。若巧妻原配巧夫,岂不两美?每见貌类嫫母行若桑间者,反配风流丈夫。以妾之貌,不在中女下,以妾之才,颇在中女上,奈何配着一个痴不痴、憨不憨、聋不聋、哑不哑这样一个无赖子,岂不是注姻缘的全没分晓?”包公道:“天下原无全美之事,国家亦自有兴衰,人生岂能无美恶?都象你要拣好丈夫,那丑男子就该没有老婆了。那掌婚司的各人定一个缘法在那里,强求不得的。”包公随即批道:
审得:夫妇乃天作之合,不可加以人力。巧拙正相济之妙,那得间以私意。巧妻若要拣夫,拙夫何从得妻?家有贤妻,夫不吃淡饭,匹配之善,正在如此。这样老婆舌,休得再妄缠。批完之后,包公最后对这位女子提出发落意见:既然今世没有配得一个好丈夫,那么就“来世定发你一个好处托生”。
第三则故事为《绝嗣》,所记为一位平日行善之人,自己却无儿无女,死后到阎王处告状的故事。小说记载东京城内有一位张柔,平时颇称行善,却临老无子;城外有一位沈庆,平日里种种作恶,与盗跖无异,倒有五男二女,七子团圆。张柔死后,颇为不服,到阎王那儿递上一张状纸,云:
告为绝嗣不宜事:谚云,积德多嗣。经云,为善有后。理所当然,事有必至。某三畏存心,四知质鬼;不敢自附善门,庶几可免恶行。年老无嗣,终身遗恨;乞查前数,辨明后事。上告。
包公看了状词后,道:“哪有为善的反致绝嗣之理?毕竟你祖父遗下冤孽,到司善簿上查来。”鬼吏查报,善簿上并无张柔的名字;包公再命到司恶簿上去查,鬼吏经查后报告,恶簿上有张柔的名字,他的三代祖张异,作恶多端,因此应该绝嗣。包公就对张柔说:“你虽有行善好处,掩不得祖宗之恶,你莫怪天道不平。”张柔说:“为何像沈庆这样作恶,反生七子?”包公吩咐道:“再替他查一查。”鬼吏报告:“沈庆一生作恶,应该绝嗣;只因他三代祖宗俱是积德的,因此不绝其后。”
可见,这场官司的缘故在于张柔对中国传统善恶观念的简单化理解,于是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一些冲突,希望能在阴司讨一个说法。但包公随后的一番话,却正好代表了小说作者对传统善恶观念的正统理解:“正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凡人家行善,必有几代善,方叫做积善;几代不善,方叫做不善。岂谓天道真无报应,远在儿孙近在身。张柔你一生既行得几件善,难道就没有报应于你?发你来世到清福中享些快活。那沈庆既多为不善,发他转身为畜类,多受刀俎之苦。”随后,包公在状纸上批道:
审得:子孙乃祖宗继述之所赖,祖宗亦子孙绵衍之所托。故瓜瓞延于始祖,麟趾发其征祥。于公之门必大,王氏之荫自垂。是以三代积善,方许后世多嗣。一念之至孝,不及改稔恶之堂构;数端之微善,何能昭象贤之尝及?虽非诬告,亦属痴想。在生无应,转世再报。
可见,张柔这场阴司官司,其起因在于对现实的善恶观念的一种误解,而这种误解显然代表了当时民间的普遍看法,即对善恶抱一种现实与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无论是行善,还是行恶,均能立竿见影,得到相应的报偿与惩罚。其实,传统的善恶观念,其报应的实现却是经过三代方见分晓,即三代积善,才能后世多嗣,三代行恶,才会后世绝嗣。尽管张柔在阴世中同样无法讨得一个自己想要的说法,但阴司也并未将他的上告判成“诬告”,而且“转世再报”的结局,或许亦可以暂时抚平张柔的心中之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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