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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制度溯源

仔细考察上面三种说法,幕友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显然可以得到史料的印证,这在明代称为“奏带人役”。按照明代惯例,总督军务等官,到了地方,大抵均有“奏带人役”。故毛伯温在上疏中,要求上任时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人等”,借此“传报号令、译审夷情、催督军需、书办写本、疗病等项”;此外,又要求奏带“弟男并侄以备肘腋,家人以供使令”。所有这些在军门效用的人役,均由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在这则奏疏的旁批中,《明经世文编》的编者刻意加批云:“军中用人,断不可拘拘朝廷现任职官,非开府辟召不可。”可见,这些奏带人役,绝非朝廷现任职官,而是来自“开府辟召”,属于自己用人。然这种自己用人,由于尚需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故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用人。相同的情况亦见诸杨一清出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之时。嘉靖四年(1525),杨一清重新出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经兵部题准,跟随他上任的人员,包括书掾、头目、家人等,且“听从选带,仍具奏闻”。在这些奏带人员中,主要包括三类人员。一是“书掾”。如杨一清到陕西后,因为各项文移浩繁,且缺少人书写,就“奏讨书掾”。其中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的省祭官任汉、镇江府两考役满的胥吏李棠,因为“写字端楷,谙晓行移”,跟随杨一清至幕府,成为幕府中的“书办”。二是“医士”。如杨一清上任之后,因年老多病,再加之“感患痰嗽,日久未愈”,就专门从老家镇江府“选带”医士钱汝俭,使其“跟随军门”,调治疾病。三是“家人”。鉴于三边地方险远,杨一清又奏带“亲信家人跟随使用”。在奏带的家人中,只有二名照例“支给口粮”,其余家人均从杨一清自己的“廪给内食用,不支口粮”。这种奏带人役,其后逐渐扩展到奏带“赍执旗牌,督兵干事”的武职也在幕府内“参随委用”。又从杨一清所有奏带人役的事例中,可以证实以下两点:一是根据兵部的意见,地方开府的封疆大吏允许选带自己的人役,但必须奏闻,并得到皇帝的批准;二是所有奏带人役的出路问题,他们可以凭借在幕府的勋劳,而进入仕途。刑名幕友来源于南宋以来专业化、世袭化的狱吏一说,尽管明代不乏书吏入幕之例,终究缺乏确立二者必然联系的充足证据。至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前身问题,仅仅有证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个案,其并不能成为幕友起源于讼师的有力证据。

笔者曾撰有关明代幕宾制度一文,其意有二:一则厘定幕宾的起源;二是系统阐述明代的幕宾制度。很多学者论定幕宾的起源,大多喜引用王阳明《答方叔贤》一信,信中提到了“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的不同。此信写于弘治四年(1491),过去的研究者多以此为依据,证明至迟在弘治初年即有“自己用人”之例,而幕宾则为自己用人的典型产物。可是,引用此说者又无法找出实例,证明弘治初年即有幕宾的存在,只是以嘉靖年间胡宗宪幕中徐渭、王寅、沈明臣诸人为例。瞿同祖据况钟《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卷3《太守列传》之记载,“内署不延幕客,一切奏疏、榜谕、谳案,皆公所亲裁”,证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幕宾的存在。然此说为房兆楹所反对,理由很简单,况钟文集为其后人所编定,其中所言无法作为可靠的证据。在旧文中,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一些发现的新材料,大抵断定:明初幕府制度即已存在,它是元末群雄四起时,自置幕府、自己用人的延续;而至少在正统年间,即已出现幕宾人员入幕的例子。至于王阳明的“自己用人”说,更非空口白言。在此,笔者拟在旧文的基础上,以“幕宾”“幕友”“师爷”三个称谓为考察中心,对明清幕府人事制度重加论定。

所谓幕府、幕宾,“幕”字正音应读若“莫”,入声。在清代,北方读若“慕”,有时亦读若“模”;而南方则一概作“慕”音,幕府、幕宾分别读若“慕府”“慕宾”。这显然是“南方误为北音”。清人金埴曾在扬州问一人何业,此人答曰“作幕”,“幕”读若“莫”,被金埴叹为“江北居然正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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